森川真纪第一次看见K-47，不是在库房。
是在一本旧书里。
那年她还没正式进研究机构，替导师整理一批辽金金石资料。东京神田一带的旧书店她跑得很勤，买不起的就抄目录，遇到图版清楚的再想办法借。
高桥家旧藏简目夹在一堆地方研究会会刊中间，封面发黄，书脊连题名都快掉没了。
店主开价不高。
森川翻了十几页，本来准备放回去，手指却停在一张小图上。
图很差。
一块不规则银片，旁边一把厘米尺，下面印着“K-47银制残片东北地区旧收年代未详”。
真正让她停下来的不是银。
是字。
照片里的字只剩半边，有两三个甚至分不清正反。可其中一笔折法很怪，不像近代仿古器上常见的规整篆隶，也不像普通银饰刻款。
她把书拿到窗边。
店主说：“那本没什么好东西。”
“为什么？”
“图都看不清。”
“所以便宜？”
“所以你可以买。”
森川笑了。
她把书买回去，晚上用放大镜看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仍然看不清。
第二天，她把图版复印放大。颗粒跟着变粗，字没有变清楚，边缘缺口反而显出一点形状。
导师路过时问：“在看什么？”
“旧藏里的残片。”
“铭文？”
“可能是。”
“有纪年？”
“没有。”
“人名？”
“看不出来。”
导师把复印件拿起来看了一眼，很快放下：“那就先放着。残铭没有出处，最容易把人拖死。”
森川点头。
她把复印件放进资料夹。
没有继续追。
她桌上这种“也许值得再看”的纸很多。K-47没有明确出土地，没有可靠年代，也没有完整文字，只有一句“东北地区旧收”，连论文脚注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几年过去，她换了研究方向，又换了单位。
那张复印件跟着搬了两次家。
第三次整理资料时，她才在旧夹子里重新看到它。
这一次旁边多了一张别的拓片。
是辽代一块薄银符牒的照片。
两件东西内容并不相同，形制也不能说一致，但那种把短句直接刻在薄银上的做法，让森川重新想起K-47。
她没有立刻下判断。
只在复印件背面写了一句：
“或非饰片，待查原物。”
又过了几年，高桥家部分旧藏被转交给一家地方资料馆保管。消息刊在一份很小的通讯里。森川看到后写信询问K-47是否仍在。
回信很慢。
一个月后，对方说，没有在公开展品目录里找到这个编号。
她又寄去旧简目的复印页。
第二封回信更慢。
这次负责库房的人说，可能有一批“未整理杂项”沿用过高桥家的旧编号，但资料馆接收时又重新编过号，K-47不一定还能直接对应。
森川把信压在桌角。
同事问：“很重要？”
“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查这么久？”
她想了想：“因为没人知道。”
同事笑她：“这理由很危险。”
森川也笑，把回信折回信封。可下一封询问信还是寄了出去。
资料馆后来花了半年才从旧接收表里找到一条记录：高桥旧藏K-41至K-53，一包十三件，现编号c-318。
不是一件一个号。
是十三件合成一包。
森川看到“十三件”时，反而觉得这很合理。K-47一路都没有被当成重要器物，战后整理时再被塞进杂项，没有任何戏剧性。
她申请看实物。
第一次没批。
理由是该批物品尚未完成保管状态检查，金属件有氧化和包装纸劣化问题。
第二年，她借一次出差绕过去。
库房工作人员把c-318端出来时，桌上先铺了一层白纸。
十三件东西一字排开。
森川从左看到右。
第七件是一片发暗的银。
她没有马上去碰。
“可以翻吗？”
工作人员递给她棉手套：“轻一点，边缘有裂。”
实物比旧照片小。
这是她第一感觉。
旧图放大看久了，脑子会骗人，把东西想得比实物大。真正拿到眼前，它不过一只手掌里能放下的残片，边缘薄，缺了两角，一处断口向内收得很尖。
她先量尺寸。
再拍正面。
再拍背面。
最后才看字。
“这个方向以前拍反了。”
工作人员凑过来：“什么？”
森川把银片转了一百八十度。
旧简目上的照片并非完全倒置，但登记者把一组残笔当成字头，导致整块方向判断错了。转过来后，有两个字的结构忽然顺了。
仍然不完整。
却终于像一句话的一部分。
森川在记录纸上写了几个可能的字，又全部划掉。
她不喜欢在看不清的时候先选一个最想要的答案。
工作人员问：“能读吗？”
“今天不能。”
“年代呢？”
“也不能。”
“那至少是什么？”
森川说：“不是普通装饰片的可能性更高了。”
她翻到背面。
背面几乎没有字，却有很浅的摩擦痕。靠近一个缺角的地方，还有一条细微压线，像曾经长期卡在某个有边框的槽里。
这条线旧照片上完全看不出来。
森川把尺子放旁边，连续拍了几张。
拍到最后一张时，她注意到工作人员递来的旧包装袋里夹着一张折过四次的便笺。
纸比战后的接收标签更旧。
上面写：
奉天旧签。
后面是两个空格和四位数字。
森川抬起头。
“这张纸一直跟着它？”
工作人员翻记录：“不确定。它和c-318一起入库。”
“能拍吗？”
“可以，但要注明来源关系未确认。”
森川点头。
她在记录纸上原样写下“来源关系未确认”，没有把这张便笺直接并进银片履历。
不是银片一定来自奉天，不是六码一定属于银片，更不是高桥亲自从某座墓里拿出来。现在能确认的，只是一张写着“奉天旧签”的便笺，多年来和这一包杂项保存在一起。
森川临走时还特意问了一件小事。
“c-318接收时，有没有原来的木箱？”
工作人员查了一遍，说没有，只留下纸包和接收清单。
“那六码不能当运输号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原先贴在什么上面。”
她把这句也写进笔记。一个数字能留下来，不等于数字和器物始终是一对一关系。她见过太多后来的研究，拿一张旧标签就给一件东西补出完整身世，最后每一步都很漂亮，只有第一步是假的。
K-47最麻烦的地方，恰恰是它不肯给人一条漂亮的路。
她把能确认的和不能确认的分开记下。
离开资料馆前，工作人员问她要不要申请做金属成分检测。
森川没有立刻答应。
取样哪怕很小，也要有理由。
“先不破坏原件。”她说，“我先查纸和旧目录。”
回到住处，她把新拍的照片洗出来，和当年的旧简目并排放。
新照片里，银片边缘第一次清清楚楚。
那个尖缺口尤其醒目。
森川盯了很久，最后在资料卡最下面添了一行：
“若能找到原始收纳结构，缺口与压痕或可提供比残文更可靠的来源证据。”
她把卡片收进K-47的资料夹，没有再往下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