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以后，那只箱子先失去了编号的意义。
仓库里的人比它更早失去秩序。
有人烧文件，有人拆木板生火，有人把能卖的东西往家里搬。原来贴在箱角的黄签被雨水洇过，红章糊成一团，六位数字倒还认得，只是已经没人知道该拿它去跟哪一本账核对。
银片就在这时候差点被扔掉。
接手清库的是个姓田中的老雇员。战前他给高桥宗一郎跑过腿，懂一点古物，却远不到能给东西断代的程度。仓房钥匙换了三回，最后有人让他把“私人杂物”和“需移交物资”分开。
这句话说起来清楚，真做的时候全靠猜。
铜器好认，书画有名款，瓷器哪怕破了也有人争。剩下几个箱子最麻烦，木头受潮，纸包烂了一半，里面什么都有：残铜片、拓纸、石屑、断簪、旧绳、几块写过字的金属薄片。
田中把东西一样样摊在旧报纸上。
有人在门口催：“这些也登记？”
“总得写个数。”
“写了给谁？”
田中没答。
连谁来接都还没定。
他翻到银片时，只看见边上一截发黑的字。纸包外面原来有四个汉字，前两个已经被水吃掉，只剩一个“银”和一个像“字”的残笔。
他把它归进“金属杂件”。
不是因为看不上。
是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写。
仓库外头有人推着小车经过，轮子压碎了一只木盒。田中听见响，回头看了一眼，再转回来时，旁边年轻人已经把几包杂物一股脑倒进另一个箱子。
“等等。”
“怎么了？”
“原号呢？”
年轻人指了指地上的旧箱板：“都散了，还留什么号。”
田中蹲下去，把那张黄签从木板上剥下来。
纸一湿就软，揭到一半裂了。他只保住右边半张，六码缺了前两位，“奉天”两个字倒完整。
“这也留？”
“留着。”
“有什么用？”
田中想了想：“以后有人问。”
年轻人笑了：“以后谁会问这个？”
田中把裂开的黄纸夹进杂件包里，没再解释。
当天清出的东西没有一次运走。大件被集中，小件分给几处临时库房。高桥宗一郎本人已经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决定这些东西去哪儿，他留下的私人收藏和经手物资混在一起，所有权变得比器物年代还难说清。
几个月后，田中第二次见到那片银。
它在一只比原来小得多的杉木箱里。
箱子要转给高桥家属暂存，清单上只有十二项，最后一项写“金属杂件一包”。田中翻开确认时，发现那半张旧黄签也在。
他有点意外。
年轻人说：“你不是非要留吗？就塞一起了。”
“原箱号呢？”
“谁知道。”
“我记得后四位。”
“那你写上。”
田中真的写了。
他找了一张旧便笺，把能确认的四位数字和“奉天旧签”五个字抄下来，夹进纸包。前两位空着，没有靠猜补齐。
后来再有人翻到这张纸时，两个空格仍在那里。它们没有告诉任何人答案，只留下一个很明确的断口：田中记得的，到这里为止。
银片随后离开了仓库。
不是作为珍贵文物。
它只是跟着高桥家的一批旧东西，被搬进一间更小的房子。
高桥的妻子收下箱子时，先问的不是古物。
“有没有他的书？”
田中说有。
“照片呢？”
“另一箱。”
她这才看了一眼装杂件的杉木箱，像看一件不知道该放哪里的家具。家里缺柜子，也缺钱，战前那些曾经让客人围着看的器物，此时反而成了最难处理的东西。卖掉怕惹麻烦，留下占地方，捐出去又说不清哪些算私人所有。
田中把清单递给她。
她从头看到尾，在“金属杂件一包”那里停了一下。
“值钱吗？”
田中说：“大概不值。”
“那为什么带回来？”
他一时也答不上来。
最后只说：“已经登记过，还是别散了。”
她点点头，把清单夹进丈夫的一本旧笔记里。那本笔记后来搬家时受过潮，封皮脱落，清单却因为夹在中间保存下来。上面没有银片照片，也没有无虑山三个字，只能证明某一天确实有一包不起眼的金属杂件跟着高桥家的旧物回了家。
田中以为自己以后还会来整理。
没有。
几年里，他先后换过工作，搬过家。等生活终于安稳一点，高桥宗一郎已经去世，旧藏由家人接手。田中偶尔路过那条街，会想起仓库里的几只箱，却从没专程进去看。
人忙着把自己的日子重新搭起来时，很少有人会惦记一片看不懂的旧银。
二十多年后，高桥家的旧屋要修。
那时当年许多木箱已经散了，纸张发脆，虫蛀出洞。高桥的儿子请了两个懂旧书的人来清理，打算把能捐的捐掉，能卖的卖掉，剩下留作家中纪念。
银片第三次被摊上桌。
这一次旁边有放大镜。
负责整理的青年看了半天，说：“像契约？”
另一个人摇头：“不像。”
“墓里出的？”
“也可能。”
“有出处吗？”
他们找到了田中的便笺。
奉天旧签，六码后四位。
没有地点，没有墓名，没有人名。
高桥的儿子整理旧物时，曾有人说这些东西“都是父亲在满洲亲自发掘所得”。他听完就摇头。
“不是。”
“您怎么确定？”
“有些是买的，有些别人送的，有些只是临时放在他那里。父亲自己也分不清了。”
那人有些失望。收藏故事讲得越完整，东西往往越好卖。
高桥的儿子却坚持把“东北地区旧收”写进目录，而不是写成“高桥宗一郎发掘品”。
目录最后只留下“东北地区旧收”几个字。没有人替那片银补出一座墓，也没有人把高桥写成它唯一的主人。
青年把银片翻过来。
背面没有漂亮纹饰，边缘又残，作为收藏品实在不起眼。他原本想把它继续归入杂项，却注意到残字之间有一个写法略古，像辽金时期常见的异体。
“先别卖。”
“你看出什么了？”
“没看出。就是没看出才先留。”
两个人把银片重新装回纸袋。田中的便笺也跟着塞了进去，空着的前两位仍旧没人补。
银片因此进了高桥家第二代的旧藏目录。
编号已经不是奉天六码。
是一个新号。
K-47。
目录备注只有一行：
“银制残片，文字残缺，东北地区旧收，年代未详。”
原来的六位箱号从此彻底退到一张夹纸上。
又过了十几年，高桥家决定把部分旧藏交给一个地方研究会拍照登记。拍照那天，工作人员带来的胶卷不多，完整器物都拍两到三张，杂项只拍一张。
K-47排在最后。
摄影的人嫌银面反光，把它压在深色纸上，旁边放了一把厘米尺。
快门按下去之前，他随手把银片转了半圈。
“这样字正吗？”
负责登记的人凑近看：“不知道。”
“那就这样吧。”
咔嚓一声。
照片留下了银片的完整外形、缺角和尺度。
简目印数不多，纸也不好。K-47只占其中一小格图版，旁边那把厘米尺倒拍得很清楚。
后来，这本简目混进了神田旧书店的一堆地方研究会旧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