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的夏天总是挂着潮湿的云，我在阁楼的木窗上发现第一片卷曲的枯叶时，遇见了砚川。他背着半旧的帆布包站在老槐树下，衬衫口袋里露出半截银灰色的金属管，像支被遗忘的温度计。
你在收集星尘吗？他忽然开口，声音里裹着清晨的露水。我慌忙把玻璃瓶藏到身后——那些装着月光碎屑的瓶子是我的秘密，每个满月夜都要去河滩舀取泛着蓝雾的水，静置三天后沉淀下来的银亮粉末，在阳光下会折射出七种淡到几乎看不见的光。
他却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更古怪的东西：铜制的漏斗下连着玻璃管，管口蒙着细纱。这是捕风器，他举起那玩意儿对着风口，纱网上立刻沾了些闪烁的微粒，浅草丘的风里藏着去年的蒲公英种子，它们以为自己还在飞呢。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于两个奇怪的收藏家之间。他住在镇子边缘的废弃天文台，据说那是他祖父留下的遗产。穹顶的玻璃裂了道蛛网似的缝，每当暴雨过后，就能在观测台的地板上捡到混着雨水的星尘——比我辛苦收集的要明亮十倍。
它们是迷路的流星碎片，砚川用镊子夹起一粒放在掌心，那光点在他苍白的皮肤上明明灭灭，就像有些人天生要四处游荡，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轨道。他说这话时总望着西北方，那里的夜空格外清澈，能看见猎户座的腰带在云层里若隐若现。
七月中旬，浅草丘的银铃草开了。那种淡紫色的小花会在午夜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无数把微型竖琴在合奏。砚川教我用草叶编哨子，他的手指修长，能折出会模仿布谷鸟叫的纸鸢。银铃草的花期只有十七天，他躺在花丛里数天上的流云，白衬衫被草汁染出淡绿的斑点，就像青春期，看起来漫长，其实转瞬即逝。
我那时正为数学试卷上的红叉烦恼，听见这话便踹了他一脚：哲学家先生，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二次函数总是要和抛物线私奔吗？他笑着滚到一边，银铃草的花瓣落进他敞开的领口，像撒了把碎星星。
天文台的抽屉里藏着本泛黄的日记，字迹娟秀，画满了星座图谱。是我祖母的，砚川抚摸着扉页上褪色的签名，她年轻时是电报员，总说摩尔斯电码是写给星星的信。日记里夹着张老照片，穿旗袍的女子站在天线杆下，身后是缀满小灯泡的模拟星空。
某个雷雨夜，我们被困在天文台。闪电劈开云层时，我看见穹顶的裂缝里渗进蓝色的光，像谁在天空划开了道伤口。砚川突然开始拆他的捕风器，把玻璃管对准裂缝：快来看，雨里有极光的影子。那些被捕获的光点在管内旋转成漩涡，竟真的折射出淡绿色的光晕，像极了地理课本里的极光照片。
我要走了，八月末的傍晚，他忽然说。我们坐在河滩上，看最后一缕阳光把河水染成蜂蜜色。他的帆布包已经收拾好，露出半截地图的边角。去漠河，那里的北极村能看见真正的极光。
我把最满的那瓶星尘塞进他包里。瓶底沉着片银铃草花瓣，是我趁他不注意放进去的。要是迷路了，就对着瓶子吹三声口哨，我别过脸看水鸟掠过水面，我奶奶说，故乡的风听得懂暗号。
他没说话，只是把捕风器留给了我。铜漏斗上刻着小小的北斗七星，是他用刻刀一点点凿出来的。
离开那天是秋分，我在阁楼窗口看见他背着包走过老槐树。银灰色的金属管从口袋里滑出来，滚到树根下。等我冲下楼去捡时，人已经走远了，只有那根管子躺在枯叶堆里，像枚被遗弃的星轨。
后来我去了南方的大学，把捕风器挂在宿舍的阳台上。梅雨季来临时，纱网上会沾些透明的水珠，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虹光，像极了那年河滩上的蜂蜜色阳光。
去年冬天整理旧物，发现那根银灰色金属管其实是支损坏的天文望远镜镜筒。内壁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用放大镜才看清是坐标——北纬53°，东经122°，正是漠河的位置。
前几日收到陌生包裹，里面是个玻璃瓶。瓶底沉着些淡绿色的粉末，标签上画着简化的北斗七星，旁边用铅笔写着：极光的碎屑，比星尘亮些。邮戳是漠河的，盖在一片银铃草图案的邮票上。
此刻我坐在窗台前，看捕风器的纱网上落了些初春的杨絮。它们在风里轻轻颤动，像无数个不肯落地的梦。或许某天清晨，这些白色的絮会乘着风，掠过北方的雪原，落在某台望远镜的镜片上——就像十七岁那年，两个奇怪的收藏家，在浅草丘交换了彼此的宇宙。
窗外的玉兰花开了，花瓣上的露珠里，似乎藏着整个摇晃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