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整。
军乐队的旋律在最后一个音符上停住了，整个广场陷入一种比刚才更加深沉的安静。
风还在吹，红旗还在翻动，但所有声音都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场吸走了，连远处街巷里偶尔的车辆引擎声也在这个瞬间消失了。
林天站在城楼西侧第二排的位置上，双手自然地垂在身侧。
他的目光越过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越过那些排列整齐的方队，越过那些在风中翻动的红旗，最后落在城楼中央那个方向。
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他等了这一天很久，久到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平静了，但此刻他还是感觉到了心脏在胸腔里匀速跳动的节奏，比平时稍快一些。
城楼上的麦克风发出了一声轻微的电流声，然后安静下来。
随即一个沉着而有力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穿透了广场上空所有的安静，一路传向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那个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带着自己的重量，落在广场上，落在人群中，落在数万人的注视里。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冗长的铺陈，只是最简短、最直接的一句话。
但这句话在落地的那一刻，整座广场像是被按下了某个开关，瞬间从静默变成了一片由无数个体共同发出的轰鸣，像一座被长久压抑的火山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裂隙，将积蓄了百年的热量一次释放出来。
欢呼声还没有停歇，城楼中央那个方向的人走到了旗杆旁，按下了升旗的电动按钮。
广场东侧旗杆上的五星红旗随着按钮被按下的那一刻开始缓缓升起。
那面旗帜沿着灰白色的旗杆匀速向上移动，旗面在风中展开，红色底子上的五颗星在午后的阳光里清晰而饱满，像五粒刚从穗子上剥下来的新谷。
那一瞬间，广场上的欢呼声像被什么东西托举起来，沿着旗杆的方向往上涌，越升越高，越升越远，最终和那面旗帜一起停在了杆顶。
就在国旗触顶的同一时刻，军乐队的铜管组奏出了第一个音符。
所有乐器像一个整体一样从那一个音符上生长出来，那旋律不是从喇叭里传出来的，而是像从广场地面下破土而出的，带着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每一个音符都饱满得能撑起一面旗帜。
国歌的旋律穿过欢呼声，穿过旗杆顶端猎猎翻动的旗面，穿过广场四角的红墙和琉璃瓦，穿过远处正阳门城楼的飞檐，一层一层地荡开去，直到整个城市的天空都被这种旋律填满。
林天站在那里，右手不自觉地贴住了裤缝。
他张了张嘴，想跟着唱，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完整的音调。
他只能在心里跟着旋律一个字一个字地走，像第一次走一条路，又像走了无数遍之后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每一个落点。
当旋律进行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句时，他的眼角微微发酸，像是有什么积攒了很久的东西在往上涨，但最终没有溢出来。
他把它们压了回去，像把一炉钢水在出钢前重新封住了炉口，让它们在更深处继续燃烧。
国旗升到顶端之后，礼炮开始响了。
礼炮方阵设在广场的南侧，五十四门礼炮分列两排，炮口斜指东南方的天空。
第一声炮响落下来的时候，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炮声与炮声之间隔着相等的间隔，节奏沉稳得像是用尺子量出来的。
每一声都像是一记重重的鼓点，敲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天灵盖上，又反弹回来，在城墙和地面之间来回震荡。
炮声一共响了二十八响，一响接着一响，像在替这片土地上所有曾经沉默的人，把所有该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一声一声地放出去。
那些炮声穿过广场上每一个人的胸膛，穿过那些被泪水模糊的眼睛，穿过那些攥得发白的指节，穿过那些在新裁的衣兜里偷偷握紧的拳头，最后落进天安门城楼的砖石深处，落进这片土地的根脉深处，像一枚再也无法取出的印记。
广场上很多人在哭。有的是流着泪还在喊口号的青年学生，有的是年纪很大的老人，嘴唇在动，却听不清在说什么。
还有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孩子，孩子也在哭，她自己也满脸是泪，但她没有去擦，只是紧紧地抱着孩子，把脸埋在孩子肩头的衣服里。
那些哭声和欢呼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声是哭，哪一声是喊，它们在这个时刻已经不需要区分了，它们共同构成了同一种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口号声从不同的方队中此起彼伏地传出来，像是一阵接一阵的潮水拍打城楼前的石阶。
那些声音带着不同的口音，有东北腔，有山东腔，有湖南话，有广东话，还有更加南方的客家话和闽南话，它们交织在一起，互相叠压，互相追逐，最终汇成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声浪之河，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流向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林天的手微微握紧了栏杆。
他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整个人像是被什么力量轻轻托了一下，又稳稳地放了回来。
那些他参与建设的基地、那些他亲自审定过的生产图纸、那些他和孔捷在戈壁滩上划定的坐标线、那些在东北的实验室里反复核对过核心部件加工工艺的日日夜夜、那些他在南昌街头第一次看见老百姓用新粮票买到米时的心情起伏，在那一刻全部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形的回路，从他的身体里穿过，又散向整个广场。
他侧过头，看到老师长站在几米外，望着城楼中央的方向，没有说话，表情平静，但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正在慢慢凝结，像是被时间本身打磨过很久之后留下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