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的邀请函是在七月初抵达的，随信还附了一份详细的展览方案和合作协议。秦建国在工作室里拆开信，小赵在一旁好奇地张望。
“师傅，是日本那边的信吗？”
“嗯。”秦建国快速浏览着内容，眉头渐渐皱起。
信中的条款看起来很优厚：日方承担所有费用，销售额五五分成，还承诺在东京、大阪两地巡回展览。但细节处藏着玄机——要求秦建国在展览期间穿着和服进行现场创作演示，作品标签上需注明“受日本禅宗美学影响”，开幕式上要按日式礼仪向重要宾客鞠躬敬茶。
更让秦建国不悦的是，山本在信末轻描淡写地提到：“日本观众对‘中国工艺’的期待，更多是传统的、民俗的，建议秦先生为此创作一批更具‘中国风味’的作品，如龙凤、福禄寿等题材。”
“师傅，他们给的条件不错啊。”小赵看着那些数字，眼睛发亮。
秦建国把信放下，点了支烟——他很少抽烟，只有思考重大问题时才抽一两口。
“条件是不错，但有些东西不能卖。”
“什么不能卖？”
“骨气。”
那天晚上，秦建国把信带给沈念秋看。沈念秋读完，沉默良久。
“你怎么想？”她问。
“展可以办，但得按我们的规矩。”秦建国说，“第一，我不穿和服，穿中式服装。第二，作品标签如实写创作理念，不贴‘受日本影响’的标签。第三，鞠躬敬茶免谈，中式抱拳礼可以。第四，我做什么作品，我说了算。”
沈念秋点头：“那如果他们不同意呢？”
“那就拉倒。”秦建国说得干脆，“钱可以少挣，腰杆不能弯。”
“可这是打开国际市场的好机会……”
“念秋，”秦建国认真地看着妻子，“你记不记得，咱们在广交会旧址看到的数据？中国工艺品在国际上卖得好，不是因为模仿别人，而是因为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我为了迎合日本市场，去做那些龙凤福禄寿，那我成什么了？一个迎合外国人口味的工匠而已。”
沈念秋被说服了：“你说得对。那回信怎么措辞？”
“客气，但坚定。”
秦建国花了两个晚上写回信。先用中文写，再请人翻译成日文。信中，他首先感谢山本的赏识和邀请，对合作诚意表示认可。然后，一条条回应那些要求：
“关于服装，艺术家的着装应与其文化身份一致。我将穿中式服装出席，这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关于作品介绍，艺术创作是独立的，不应被贴上任何预设的标签。每件作品的理念将如实陈述，不增不减。”
“关于礼仪，中日文化交流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我将以中式礼仪待客，相信这不会影响艺术本身的传达。”
“关于创作题材，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是根本。我将带来最能代表我现阶段艺术探索的作品，而非迎合任何特定期待。”
信的最后，他写道：“真正的艺术交流，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迎合，而是平等对话中产生的共鸣。若山本先生认同此理念，我们可继续商讨合作细节；若理念不合，虽遗憾，但各自安好亦佳。”
信寄出后，小赵有些担心：“师傅，万一他们真不合作了，损失不小啊。”
秦建国正在打磨一件新作品，头也不抬：“小赵，你觉得手艺人的根本是什么？”
“是……手艺？”
“是站直了做手艺。”秦建国停下手中的活，“咱们的祖先，鲁班、李春、蒯祥，哪个不是站着做事的？手艺可以学，可以卖，但膝盖不能软。”
他放下刻刀：“况且，你以为咱们现在挣得少吗？”
确实不少。七月底算账时，秦建国吓了一跳。
外贸局的订单全部完成，收入一万二；山本的五十件订单完成了一半，已收款八千；国内七家代理商，三个月累计销售二百余件，利润分成四千多；零散订单和定制作品，也有三千多进账。
加起来，三个多月，收入近三万。扣除材料、人工、租金等成本，净利一万五左右。
在1981年，这是天文数字。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三四十元，他三个月挣了人家三十年的钱。
“这还没算量产系列的潜在收益。”秦建国对沈念秋说，“孙厂长那边已经出了第一批样品，我看了，质量达标。下个月就能正式投产，首批一千套，利润预计有两千。”
沈念秋正在整理账本，闻言抬头：“那你还愁什么日本市场？”
“不是愁，是原则问题。”秦建国说，“钱要挣，但不能什么钱都挣。有些钱挣了，晚上睡不着觉。”
八月初，山本的回信到了。
意料之中，也意料之外。
山本同意了大部分要求：可以穿中式服装，作品介绍可以不贴标签，礼仪可以按中式来。但对创作题材，他仍坚持：“东京市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有强烈需求，建议秦先生至少创作五件此类作品，以确保商业成功。”
随信还附了一份市场调研数据，显示日本消费者最喜爱的中国工艺品题材前三名是：龙、观音、熊猫。
秦建国看完信，笑了。不是高兴的笑，是觉得荒唐。
“他把艺术创作当成什么了？按订单生产？”他对沈念秋说，“龙、观音、熊猫……这是把中国文化当成动物园和庙会了。”
“那你怎么回？”
“不回。”秦建国把信扔到一边，“晾着。他要是真有诚意，会再来信；要是没有，就此打住。”
“可万一他真的不合作了……”
“那就专心做国内市场。”秦建国早有打算，“念秋，你发现没有，咱们国内的市场，比想象中大得多。”
他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这几个月来的观察：
第一，城市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有文化消费需求。他的文房用品系列，在哈尔滨、长春的销售特别好，买家多是教师、医生、干部。
第二，结婚礼品市场正在兴起。一对新婚夫妇曾专门来定制“囍”字摆件，要求“既传统又现代”。
第三，企事业单位需要公关礼品。区里上次开会，送给外地客人的纪念品，就是他的木艺作品。
“这些市场，足够咱们吃好几年。”秦建国说，“而且，我还想开拓新领域。”
“什么领域？”
“建筑装饰。”秦建国眼睛发亮，“我在广州看到，有些酒店、餐厅用木雕做装饰，效果很好。北方虽然还没兴起，但迟早会跟上。这可是大市场。”
沈念秋被丈夫的乐观感染了：“那你还等什么？按你的想法做就是了。”
“不急，先把手头的做好。”秦建国说，“手艺人的根本，还是手艺。市场再好，东西不行，也长久不了。”
他决定暂时搁置日本的事，专心做三件事：完成现有订单，开发量产系列，培养徒弟。
八月的春城，暑热渐退，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工作室里，秦建国带着三个徒弟，每天工作十小时。
他改变了教学方式。以前是手把手教，现在是布置任务，让徒弟自己摸索，遇到难题再点拨。
“师傅，这块木料纹理太乱，怎么处理？”一个徒弟问。
“纹理乱，就顺着乱来。”秦建国不直接给答案，“你想想，乱有什么美感？”
徒弟苦思冥想，最后做出一件《乱云飞渡》，利用乱纹表现云海翻腾，反而别有韵味。
另一个徒弟遇到榫卯结合不严的问题，秦建国只说：“榫卯如婚姻，太紧伤身，太松离心。你自己体会。”
徒弟试了三次，终于掌握那个微妙的度。
小赵进步最快，已经开始独立创作。他做了一件《摇篮》，用弯曲的木条编织成摇篮形状，里面卧着一块天然形状像婴儿的树瘤。
“师傅，您看这件行吗？”
秦建国看了很久，点头：“有自己的想法了。但还可以更好——摇篮为什么一定是完整的？破的摇篮，更有故事。”
小赵恍然大悟，把摇篮改成了半边破损的样子，起名《故园》。
九月初，量产系列的第一批产品上市了。
秦建国没有选择国营百货大楼——那里柜台费高，结账周期长。他找了春城新开的“个体商户一条街”，租了一个小摊位，每月租金八十元，贵但人流大。
摊位布置得很雅致：原木色的货架，暖黄色的灯光，每件产品都有独立展示位。旁边立着牌子：“北木——日用之美”。
开业第一天，销量平平。第二天，秦建国调整策略，让徒弟在现场演示简单的木工技巧：如何打磨一块木料，如何辨别木材好坏，如何保养木制品。
观众渐渐多起来。有人问：“这镇纸多少钱？”
“八元。”
“这么贵？百货大楼的才三块。”
“您摸摸看。”秦建国把镇纸递过去，“这是水曲柳，密度高，手感温润。再看这设计，山峦造型，摆在桌上既是镇纸也是景观。百货大楼的是机制品，我这是半手工的。”
那人仔细看了看，又掂了掂分量，掏钱了：“确实不一样。”
三天后，生意开始火爆。一千套产品，半个月售罄。孙厂长赶紧加单，这次要两千套。
“秦师傅，咱们是不是该涨价了？”孙厂长在电话里说，“这么好的销路，涨个一两块没问题。”
秦建国想了想：“不涨。刚打开市场，口碑比利润重要。等量上去了，成本还能降，那时候利润自然就来了。”
“还是您看得远。”孙厂长佩服。
九月中旬，山本又来信了。这次语气软了许多，表示可以完全尊重秦建国的创作自由，只希望展览能如期举行。
秦建国把信给周明远看。周明远现在是区文化馆副馆长，经常来工作室坐坐。
“你怎么打算？”周明远问。
“去可以，但有几个原则不能变。”秦建国说，“第一，所有宣传材料必须经我审核。第二，展览主题是我定的‘北木’，不能改成‘中国民俗工艺’。第三，现场不接受任何带有政治意味的采访。”
“政治意味？”
秦建国压低声音：“周老师，您知道现在中日关系微妙。我去是文化交流，不想被当成政治宣传的工具。如果有记者问钓鱼岛问题、问历史问题，我一律回答‘我是手艺人，只谈艺术’。”
周明远点头：“你考虑得周全。那如果日方不同意呢？”
“那就不去。”秦建国说得轻松，“国内够我忙的了。”
也许是秦建国的淡定起了作用，也许是山本真的看重他的艺术价值，最终，日方同意了所有条件。展览定在明年三月，但秦建国提出：今年十月先签意向协议，明年一月再看具体情况。
“为什么要拖？”沈念秋不解。
“两个原因。”秦建国分析，“第一，我要看看这半年我的发展情况。如果国内市场做得好，去日本的必要性就降低了，谈判筹码就多了。第二，国际形势在变，拖一拖，更稳妥。”
沈念秋笑了：“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商人了。”
“是被逼出来的。”秦建国也笑，“重生一回，总不能白活。”
十月初，秦建国接了个大单——市里新建的涉外宾馆，需要一批装饰木雕。
宾馆负责人是老熟人介绍来的，看了秦建国的作品，很满意：“秦师傅，我们要的不是传统雕花，是现代的、有艺术感的东西。宾馆定位是‘国际化的中国风’，你的风格正合适。”
订单金额一万二，要求三个月内完成大堂、餐厅、会议室的三十件作品。
秦建国接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要在每件作品不显眼处刻上“北木”的logo和作者签名。
“这是为什么？”
“为了品牌。”秦建国解释，“将来宾馆客人看到作品，如果喜欢，可以按图索骥找到我。这对你们宾馆也是宣传——用的都是原创艺术品，不是批量采购的装饰品。”
负责人想了想，答应了：“有道理。那就这么办。”
这个订单让工作室的工作量饱和了。秦建国又招了两个学徒，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踏实肯干。
工作室也从原来的三十平米，扩大到隔壁的五十平米，打通后近百平米。秦建国购置了新的工具：电动带锯、砂光机、钻孔机——不是要替代手工，是提高粗加工效率，把人力解放出来做精细活。
“师傅，咱们这算不算小工厂了？”小赵看着新添的设备，有些兴奋。
“不算。”秦建国说，“咱们是工作室，是创作的地方。机器是工具，不是主人。”
十月底，秦建国去了趟大连。不是为了销售，是为了买木料。
大连港有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虽然价格比国内高，但品种多，质量好。秦建国这次的目标是：紫檀、花梨、酸枝，每种买一两方，用作高端定制材料。
木材市场里，他遇到了一个广东老板，姓陈，专做红木生意。
“秦老板好眼光！”陈老板看他挑的料，竖起大拇指，“这些都是老料，纹理好，油性足。现在识货的人不多，都去买便宜的新料了。”
“新料放不住，三五年就开裂。”秦建国敲敲一块紫檀料，听声音，“老料虽然贵，但值。”
两人聊起来。陈老板说，广东那边红木家具正热，好料子越来越难收，价格月月涨。
“秦老板如果有渠道收到老料，可以联系我。价格好商量。”
秦建国心中一动：“陈老板，您说的老料，包括东北的老房料吗？”
“当然！东北的老榆木、老柞木，在广东很受欢迎，做新中式家具正合适。”
“那咱们可以合作。”秦建国说，“我在东北收老房料，您在南边销售。利润分成。”
两人一拍即合，当场签了意向协议。秦建国负责收购和粗加工，陈老板负责运输和销售，利润四六分——秦建国六，陈老板四。
回春城的火车上，秦建国算了一笔账：东北农村很多老房子要翻新，拆下来的房梁、门板，农民当柴烧。如果按木料价收，一方几十元；粗加工后运到广东，一方能卖几百元。这是无本的买卖——不，本钱是信息和渠道。
“重生者的优势就在这里。”他对自己说，“知道什么有价值，什么会升值。”
十一月初，第一场雪落下时，秦建国的工作室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姓吴，六十多岁，是省内工艺美术界的权威。
吴研究员是看了报纸报道找来的。他不说话，一件件看作品，看了整整两个小时。
最后，他走到秦建国面前：“秦师傅，你的东西，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我老师，民国时期北平艺专的教授。他当年就说，中国工艺要复兴，不能光守旧，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可惜，他没等到这一天。”
吴研究员从包里拿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这是我老师的手稿，关于中国古代木艺的研究。他去世前交代我，找个合适的人传下去。我找了三十年，今天找到了。”
秦建国郑重接过笔记本。翻开，泛黄的纸页上，工整的毛笔小楷记录着各种失传的技法：木嵌、木绘、木鎏金、木染色……
“这太珍贵了……”
“珍贵的是手艺，不是本子。”吴研究员说，“秦师傅，我看得出来，你是真想做事的人。省里明年要办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我推荐了你。但有个条件——”
他顿了顿：“收徒弟，不能只教手艺，要教做人。手艺断了能接，脊梁断了，就真断了。”
秦建国深深鞠躬：“吴老师放心，这句话，我记一辈子。”
送走吴研究员，秦建国翻开那本手稿。第一页写着：“艺者，心之迹也。心正则艺正，心歪则艺邪。”
窗外，雪越下越大。工作室里温暖如春，木料的清香混合着茶香。三个徒弟在各自工作台前忙碌，小赵在整理新到的木料。
秦建国走到窗前，看着漫天飞雪。重生一年多，从一个人、一把刻刀，到现在的工作室、徒弟、销售网络、合作渠道。路还长，但他走得踏实。
日本的事，随缘吧。能去，是锦上添花；不能去，也无妨。重要的是，手里的刻刀不歇，心里的火不灭。
“师傅，这件作品叫什么？”一个徒弟问。
秦建国回头，看见徒弟手里捧着一件新完成的作品：一块老榆木，顺着天然的裂痕雕出山川走势，裂痕深处嵌着细铜丝，像是大地深处的矿脉。
“叫《根》。”他说，“树有根，人也有根。根扎得深，才立得稳。”
就像他，根在东北黑土地，根在中国文化里。有了这个根，走多远都不怕。
雪还在下，覆盖了城市的喧嚣。但秦建国知道，雪化之后，是又一个春天。而他和他的“北木”，将在那个春天里，继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