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城回来的第二天，秦建国就回到了文化宫的日常。工作间里，《大地新生》的复制品已经陈列在进门的玻璃柜里，下面放着铜奖奖状的复印件。老师傅们路过时会多看两眼，年轻学徒则投去羡慕的目光。但秦建国自己反而平静了——那件作品已经完成它的使命，现在他需要向前看。
早晨处理完几件紧急的修补活计后，秦建国从工具箱底层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省城之行收集的零零碎碎：几张展览门票，一份美术院的宣传册，顾研究员的名片，还有几块在省城旧货市场淘来的特殊木料——一段有雷击痕迹的槐木，一块沉水多年的老船木。
刘木匠端着茶缸走过来，瞥见他桌上的东西：“哟，从省城带回宝贝了？”
“算不上宝贝，就是些有意思的废料。”秦建国拿起那段雷击木，“您看这个，被雷劈过，里面都碳化了，但边缘的木质还活着。”
刘木匠接过来掂了掂：“可惜了，要是没被雷打，能出好料子。现在这样，做啥都不成材。”
“我想试试……不做成什么具体东西，就顺着它的伤痕刻。”秦建国说。
刘木匠看了他一眼，慢慢喝了口茶：“建国啊，你现在想法多了。也好，年轻人是该多试试。不过咱们吃手艺饭的，手上功夫不能松。那些花里胡哨的尝试，得空了弄弄就行。”
这话里有老师的关切，也有老匠人的务实。秦建国点点头：“我明白，刘师傅。日常的活儿我一样不会落下。”
下午，邮递员送来一个厚实的信封。是《江河文艺》寄来的样刊和稿费单。样刊一共五本，秦建国摩挲着封面上的“江河文艺”四个毛笔字，翻开自己的那篇文章。铅字印得清晰，编辑还配了一小幅木刻插图——一个朦胧的晨扫人形，这让他惊喜。
稿费六十八元，对于一篇三千字的短篇小说来说不算低。秦建国仔细将稿费单收好，打算下班就去邮局取出来。按照家里的约定，这笔钱的一部分存入“文化基金”，剩下的可以自由支配。
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找出之前广播剧的稿费单复印件。两笔收入，一笔来自广播这种新媒体，一笔来自传统文学杂志，都源于同一个故事。时代真的在变，一条路走通了，旁边就会开出新的岔路来。
下班前，孙科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建国，有个事跟你商量。市工会下个月要办个‘劳动者风采’征文活动，他们看了《江河文艺》上你的文章，想邀请你当评审组成员之一。当然，是业余的，有点象征性的补贴。”
秦建国愣住了：“我？当评审？孙科长，我这水平……”
“别妄自菲薄。”孙科长摆摆手，“你现在是市里小有名气的作者了，而且你本身是劳动者出身，了解一线生活，这正是他们需要的视角。就是看看稿子，提提意见，最后参与评奖讨论。时间也不长，就两个周末。”
秦建国想了想，答应了。这确实是个学习的机会，能看到不同行业的普通人怎么写自己的生活。
回家的路上，他在邮局取了稿费，又去副食品店称了半斤猪肉——今天该改善改善伙食了。经过新华书店时，他犹豫了一下，走进去用零钱买了一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书的封面是素白的，只有黑色书名，定价一元二角。对于习惯买打折旧书的秦建国来说，这是难得的“奢侈消费”。
晚饭时，他把当评审的事说了。沈青山沉吟：“这是好事，说明你的位置不一样了。但记住，看别人的稿子要公正，也要谦虚，你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沈念秋则更关心实质：“补贴有多少？时间安排呢？别耽误了正事。”
“补贴不多，就十块钱。时间主要在周末，不冲突。”秦建国说着，把那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拿出来，“我还买了这个，想学习学习。”
石头凑过来看：“爸爸，这本书好白啊。”
“因为它要装很多新知识，所以朴素一点。”秦建国笑着摸摸儿子的头。
晚饭后，秦建国翻开了新书。第一章就让他卡住了——“叙事视角的转换”“意识流手法”“陌生化效应”……这些术语像一堵墙。他硬着头皮读了几页，感觉比雕刻最硬的紫檀还费力。
沈念秋批改完学生作业，见他眉头紧锁，过来看了一眼：“太理论了？”
“嗯，有点跟不上。”秦建国老实承认。
“我觉得，你不必硬啃这些理论。”沈念秋在他身边坐下，“就像你做木工，是先学会用工具，还是先学《营造法式》？”
“当然是先学用工具。”
“写作也一样。你已经有自己的感觉和表达方式了，理论书是帮你给这些感觉起名字，不是让你重新学起。”沈念秋翻开书，找到一段关于细节描写的分析，“你看这里说的‘具象化的抽象’，你写扫帚声在清晨街道上的回响，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只是你不知道这叫‘通感’。”
秦建国顺着她的指点看下去，忽然觉得那些艰涩的术语有了温度。原来自己无意中用到的手法，在理论里是有名字、有来路的。这种对应关系让他兴奋。
“我想试试写点新的。”秦建国说，“不一定是完整故事，就是一些片段。用我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话说。”
“那就写啊。”沈念秋鼓励道，“就像你刻那个枣木小件一样。”
接下来的几天，秦建国在工作间隙开始了新的尝试。素材本上不再只是客观记录，开始出现一些主观的、片段式的文字：
“老周刨木头时，手臂上的肌肉像水银在皮下滑动。木屑飞起来，在阳光里慢动作旋转，然后落在他的旧解放鞋上，一层又一层，像时间本身的积灰。”
“东街修自行车的老吴，永远在拧螺丝。我怀疑他拧过的螺丝连起来能绕地球一圈。但他拧螺丝时那种专注，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仪式——让脱轨的东西回到正轨，让松动的东西重新牢固。这是凡人的神性时刻。”
“石头的眼睛里有个完整的世界。他看蚂蚁搬家能看半小时，看云彩变形能看更久。而我，已经多久没有这样看过什么了？我的眼睛被‘要做什么’‘该做什么’填满了，失去了纯粹‘看’的能力。”
这些文字杂乱，没有完整结构，但秦建国写的时候感到一种释放。他不再想着要写成什么样，只是诚实地记录眼睛看到的、心里感到的。
周末，市工会的征文评审工作开始了。秦建国第一次走进市工会大楼，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有工会干部，中学语文老师，还有一位是纺织厂的宣传干事。主持人是工会的宣教科长老李，一个五十多岁、说话慢条斯理的人。
“这位是秦建国同志，木雕师傅，也是咱们市新涌现的作者。”老李向大家介绍，“他的《晨光里的扫帚声》很多同志可能看过。我们特意请他来，就是要让评审更有‘地气’。”
秦建国有些拘谨地和大家点头致意。桌上堆着近百份稿件，都用牛皮纸信封装着，按照编号排列。
评审流程很简单：每人分一批稿子，初选后集中讨论。秦建国分到二十多份，来自各行各业——有炼钢工人写的车间故事，有小学教师写的家访经历，有售货员写的柜台见闻，还有一位养猪场技术员写的科学养猪心得。
读这些稿子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大部分文章朴素得近乎笨拙，语法错误不少，但字里行间有一种未经雕琢的真诚。那个炼钢工人写夜班时炉火的颜色变化，用了整整一页来描述——从暗红到橙黄到白炽，他说每种颜色都像工友脸上的不同表情。那位小学教师写一个贫困学生冬天只有单鞋穿，脚冻得发紫，她偷偷织了双毛袜塞进孩子书包，没署名，后来发现孩子把袜子当手套戴，因为“手比脚还冷”。
秦建国一篇篇读下去，眼眶几次发热。这些不是文学作品，是生活本身粗粝的切片。他忽然明白了自己写作的意义——不是要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作家，而是成为这些声音的传递者，用稍微专业一点的笔，把普通人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
初选讨论时，争议出现了。那位中学语文老师倾向于文字工整、结构完整的文章；纺织厂宣传干事则喜欢有“思想高度”、能“反映时代风貌”的稿子。秦建国推荐的几篇，恰恰是文字粗糙但细节生动的。
“这篇养猪心得，文学性确实差了点。”语文老师说。
“但它写得特别实在。”秦建国坚持，“你看这段——‘小猪崽怕冷，会挤在一起睡觉，挤得太紧反而容易压死弱的。我就学母猪，把它们分开点，中间塞干草。这就跟人一样，太近了憋气，太远了冷，得有个合适的距离。’这种来自实践的比喻，多么生动！”
老李摸着下巴：“秦师傅说得有道理。咱们这是‘劳动者风采’征文，不是文学大赛。真实性、感染力可能比文字技巧更重要。”
最终，秦建国推荐的五篇稿子中有三篇进入了复选。散会后，老李特意留下他：“建国，你今天提的意见很中肯。我们搞工会工作的，有时候离一线远了，看问题的角度就会偏。以后类似的活动，还希望能多参与。”
回家的路上，秦建国脚步轻快。他不仅参与了评审，更重要的是，从那些朴素稿件中看到了写作最本真的力量——表达与沟通。这比任何理论书都教给他更多。
晚上，他重新翻开《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感觉完全不同了。那些术语不再冰冷，而是有了具体的对应物。“细节描写”对应着炼钢工人笔下的炉火，“人物刻画”对应着小学教师的毛袜，“象征手法”对应着养猪技术员的干草比喻。理论和实践在他心里接通了。
夜深人静时，秦建国取出了那段雷击木。在台灯下，炭化的部分黑如墨玉，活木的部分淡黄温润，交界处有闪电般的裂纹。他拿起刻刀，没有预想形状，只是顺着木材的纹理和伤痕走刀。
刀尖触到碳化层时，质地酥松，刻下去有细微的碎裂声；转到活木部分，则需要用力，木纤维有韧性。秦建国完全沉浸在材料的触感中，忘记时间，忘记目的。他只是回应着木头本身的邀请：这里该深一点，那里该留白，这道裂纹应该延续而不是掩盖……
三个小时后，一个抽象的形态渐渐显现。它不像任何具体物象，倒像是某种力量的痕迹——灾难的烙印与生命的顽强并存，毁灭与新生交织。秦建国放下刻刀，长长舒了口气。手很酸，心却很满。
他将这个小件放在书架上，和那个枣木的并排。两个都不“像”什么，但都“是”什么。他忽然想，写作也许也该这样——不是非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捕捉那些瞬间的真实，像木头上的一道刻痕，虽然小，但有深度。
第二天是周日，沈念秋不用去学校，一家人在家休息。上午，陈向东和几个文学青年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自己刻印的地下刊物《新芽》竟然被省城一家民间文化机构注意到了，邀请他们参加下个月的城市青年文化沙龙。
“秦师傅，他们特别提到你，说想听听手艺人的创作体验。”陈向东兴奋地说，“沙龙是开放式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去讲讲。”
秦建国有些犹豫：“我上去讲什么？我又不会演讲。”
“就讲你怎么从木头想到写作，怎么把手工的体验变成文字。”一个戴眼镜的女青年说，“这多特别啊！现在大家都在谈‘跨界’，您这就是最真实的跨界。”
沈念秋也鼓励他：“去试试吧，就当见见世面。石头我带着，没事。”
事情就这么定下了。沙龙在两周后的周末，秦建国有足够时间准备——或者说，他决定不“准备”什么讲稿，就带几件自己的小木雕，说说真实的过程和困惑。
周一上班时，秦建国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是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顾研究员打来的，直接打到了文化宫办公室。
“小秦啊，我昨天整理资料，又想起你那个枣木小件。”顾研究员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来，有些失真但很亲切，“所里下个月有个小型的内部观摩会，主要展示一些非传统的工艺探索。我想借你那两件小作品来展出，不知你方不方便？”
秦建国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顾老师，我那只是随手做的，还不成熟……”
“要的就是不成熟。”顾研究员笑了，“成熟的、完美的作品博物馆里多的是。我们想看的恰恰是探索过程中的痕迹。你放心，就是内部交流，不评奖，不发表，就是同道人看看。展完给你寄回去。”
秦建国答应了。挂掉电话后，他在办公室站了好一会儿。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内部观摩会——这比他想象的走得更远、更快。
中午吃饭时，他把这事告诉了刘木匠。老师傅听完，慢慢扒了几口饭，才说：“建国，你这一步一步的，走得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快了。是好事，但也得稳当点。手艺人的根在手上，脚在地上。飞得太高，别忘了低头看看手里的家伙什还在不在。”
这话意味深长。秦建国郑重地点头：“刘师傅，我记下了。不管走到哪，我每天该干的活儿一样不会少，该练的基本功一样不会丢。”
下午，他比往常更专注地投入一件老家具的修复——一个民国时期的梳妆台，镜框的雕花残缺了三分之一。传统的做法是补配新料，重新雕刻，力求恢复原貌。但秦建国看着那些残缺，忽然想：为什么一定要“恢复”呢？残缺本身不也是一种历史痕迹吗？
他决定尝试一种新方法：用颜色略浅的新木料补上缺失的部分，但只做最简单的平面处理，不模仿原有的雕花。新旧对比明显，残缺处就让它残缺。修复完成后，梳妆台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诚实——哪里是原来的，哪里是后补的，一目了然。
周师傅过来看时，眉头皱了起来：“建国，你这……客人能满意吗？人家拿来修，就是想修得像新的一样。”
“我留了纸条说明修复理念。”秦建国说，“如果客人不满意，我再按传统方法重做。”
令人意外的是，两天后客人来取货时，端详了半天，竟然说：“这样挺好。原来的雕花是民国风格，补的部分是现代手法，放在一起，倒像在对话。有点意思。”
这件小事给了秦建国信心。无论是木工还是写作，诚实可能比完美更重要。诚实地面对材料的本性，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局限，诚实地呈现过程而非掩盖过程。
周末的文学沙龙前一天晚上，秦建国把要带去的几件小木雕打包：枣木的、雷击木的，还有一个新做的、用边角料拼贴的小浮雕。他依然没有写讲稿，只在笔记本上列了几个关键词：手与眼的记忆、材料的语言、从做到写、不完美的价值。
沈念秋帮他检查行李，往包里塞了一包饼干：“明天要讲一上午，中间饿了垫垫。”
“我有点紧张。”秦建国坦白。
“紧张是正常的。”沈念秋握住他的手，“但你想想，你比那些纯粹的理论家有优势——你说的每句话，都有手上的茧子做证明。”
这话让秦建国踏实下来。是啊，他不是去讲什么高深理论，就是去说说一个普通手艺人的真实体验。这个，没人比他更懂。
周六清晨，秦建国坐上了去省城的早班车。车窗外，田野正在由绿转黄，早稻该收了。路边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偶尔能看到农民赶着牛车下地。这些景象他看过无数遍，但今天看时，心里多了一层理解——这就是他所在的大地，他笔下人物的生活背景。他的写作和雕刻，都该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而不是从书本或空想里飘下来。
省城的青年文化沙龙在一处旧仓库改造的空间举行。出乎秦建国意料，来的人不少，有近百个，大多是年轻人，穿着当时时髦的喇叭裤、花衬衫，也有像他这样朴素打扮的。现场布置得很简单，几排长凳，前面一个讲台，墙上挂着些抽象画和摄影作品。
陈向东他们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见到秦建国，赶紧迎上来：“秦师傅，您可来了！今天您排第三个讲，前面是位诗人，后面是搞摇滚乐的。”
“摇滚乐？”秦建国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就是……一种新音乐，特别带劲！”一个头发有点长的男青年解释。
沙龙开始了。第一位演讲者是个年轻诗人，激情澎湃地朗诵了自己的作品，讲“意象的爆炸”和“语言的突围”。秦建国听得半懂不懂，但能感受到那股要冲破什么的劲儿。
轮到秦建台上时，他深吸一口气，把带来的小木雕一件件摆在讲台上。台下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叫秦建国，是个木雕匠人，业余写点东西。”他开口，声音起初有点紧，但慢慢放松下来，“今天我不讲理论，就给大家看看我做的几件小东西，说说做它们时我在想什么。”
他拿起枣木小件：“这是第一件我完全‘由着性子’做的东西。没有草图，没有计划，就是想试试不为了什么目的，只是跟着木头的感觉走。做的时候，我发现了虫蛀的孔，本来该避开，但我把它留下了，还顺着刻了几刀。结果这些虫孔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像是……时间在木头上打的标点符号。”
台下安静下来。有人往前探身，想看清楚那个小木雕。
秦建国又拿起雷击木小件：“这块木头被雷劈过，一半碳化了。按传统看法是废料。但我好奇，灾难在材料上留下的痕迹，能不能也成为美的一部分？刻的时候，我特别小心地处理碳化和活木的交界处——那是死亡与生命的边界。刻完我发现，最打动我的恰恰是那个过渡地带，模糊、挣扎，但又顽强。”
他开始讲自己如何从木工转向写作：“做木工久了，手会有记忆。拿刀的力度，刨木的角度，磨砂的节奏——这些都会长在身体里。后来我开始写作，发现写字也有类似的感觉。好的句子要有‘手感’，就像好的雕刻要有‘刀感’。不同的是，木头会反抗，会出意外；而文字太听话了，你想让它什么样，它就能什么样。这反而容易让人迷失……”
秦建国讲了二十分钟，没有高深术语，全是具体的体验。讲完后，台下响起了掌声。提问环节，一个戴眼镜的女青年问：“秦师傅，您觉得传统手艺在现代社会该怎么活下去？是坚守原样，还是彻底改造？”
这是个尖锐的问题。秦建国想了想，说：“我觉得就像我修那个梳妆台。传统是那部分老雕花，现代是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人。完全恢复原样，是假装时间没走过；完全抛弃传统，是切断自己的根。也许可以试试——让新旧并存，诚实对话。老雕花残缺了，补的新料就大大方方是新的，不假装是老货。这样，每个时代都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签名。”
又有人问：“您写作和做木工，哪个更难？”
“都难，但难的方面不一样。”秦建国说，“木工难在手上功夫，要经年累月地练；写作难在心上功夫，要直面自己的诚实和勇气。有时候，手上功夫到了，心上功夫没到，做出来的东西就只是‘工巧’没有‘心巧’。反过来，想法很多但手上功夫不到，也表达不出来。”
沙龙结束后，好几个年轻人围过来，要仔细看他的小木雕。那个搞摇滚乐的长发青年拿着雷击木小件，看了很久，说：“这东西有劲。就像我们的音乐，不完美，有噪音，但真实。”
回程的车上，秦建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但也充实。他今天没有讲什么惊人之语，但说出的每句话都来自真实体验。这让他确信，自己的路没错——不在理论的高处飘着，而在实践的地上走着。
回到家已是傍晚。石头扑上来，沈念秋在厨房里炒菜，油锅刺啦作响，满屋生香。岳父在听收音机里的评书，岳母在缝补衣裳。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秦建国觉得，自己心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晚饭时，他讲了沙龙的情况。沈青山听完，点点头：“你讲得实在，这好。现在有些人，一开口就是新名词，听得人云里雾雾。咱们老百姓，就爱听实在话。”
临睡前，秦建国翻开素材本，写下今天的新感悟：
“在省城仓库里，面对那么多有学问的年轻人，我忽然不紧张了。因为我发现，最珍贵的东西不在书本里，而在手上、眼里、心里。我四十多年的人生，那些和木头打交道的光阴，那些观察普通人的时刻，就是我的‘理论’。它可能不成体系，但真实。”
“那个搞摇滚的青年说我的木雕‘有劲’。我喜欢这个词。不是美，不是精致，是‘有劲’。生活本身就有劲，艺术要做的是把这种劲提纯出来，让人看见。”
写完这些，他合上本子，看向窗外。夜已深，邻居家的灯光一盏盏熄灭。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远处是隐约的火车汽笛。这个八十年代中期的夜晚，平静，但底下涌动着无数人的努力、梦想、探索。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
秦建国知道，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不是成为纯粹的匠人，也不是成为专业的作家，而是成为那个站在两者之间的人，用刻刀和笔，记录手艺的温度，书写普通人的光芒。这条路刚刚开始，但方向清晰了。
他吹灭台灯，躺下。黑暗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掌心因长年握刀形成的茧子。那些茧子硬硬的，是他所有语言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