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宿舍楼像块泡发的馒头，松松垮垮地立在车间后面，墙皮黄一块白一块，糊着经年累月的油污。走廊里永远飘着股洗衣粉混着汗味的酸气，灯泡接触不良，忽明忽暗，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贴在墙上像块湿抹布。
我拖着行李箱，鞋底碾过地上的瓜子壳，“咔嚓”响。厂长是个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人，挺着啤酒肚走在前面，钥匙串在裤腰上晃来晃去，叮当作响。
“住宿的话，房间自己挑，”他头也不回，声音闷在喉咙里，“都是老员工住过的，随便找间空的就行。”
我刚从老家过来，在这个生产玩具的工厂找了份质检的活，图的就是包吃住方便。走廊两边的房间门都敞着缝，能看见里面挤着三四张铁架床，被褥堆得像小山，墙角的垃圾桶溢出来，苍蝇嗡嗡地绕着飞。
走到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房门关着。和别的房间不同，这扇门是深棕色的，上面没贴任何东西，门把手包着层塑料，磨得发亮，像是常被人摸。
“这屋没人？”我停下脚步，指着门问。
厂长的脚步顿了一下，回头看了眼门，眉头皱了皱：“哦，这间啊……放杂物的，你要不换一间？”
我推开门，一股灰尘味涌出来，呛得我咳嗽了两声。屋里确实堆着东西，几个落满灰的纸箱，一张掉漆的书桌，还有把缺了腿的木椅，歪歪扭扭地靠在墙角。但空间比别的房间大一半，只摆着一张铁架床，靠窗的位置有张旧书桌，阳光从铁栏杆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格子状的亮斑。
“就这间吧，”我心里挺满意，不用跟别人挤，“杂物我挪出去就行。”
厂长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摆了摆手：“行吧，你自己收拾。有事找我。”他转身就走，脚步比刚才快，裤腰上的钥匙串叮当作响，像在逃。
我把纸箱搬到走廊，里面装的都是些废弃的玩具零件，缺胳膊少腿的布娃娃，眼珠子掉了的塑料恐龙，堆在墙角像座小小的坟。收拾到书桌时，手指摸到抽屉里有个硬东西，掏出来一看，是枚生锈的铁钩，弯成个诡异的弧度，像只蜷着的手指。
“新来的住这儿？”
身后传来个声音，吓了我一跳。回头看见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三十多岁，颧骨很高，正靠在门框上，眼神怪怪的，上下打量我。
“嗯，”我举了举手里的铁钩，“这啥啊？”
男人的目光在铁钩上停了一下，脸色有点白，没接话，反而问：“你知道这房间以前住谁不？”
“不知道，”我摇摇头，“厂长说是放杂物的。”
男人往屋里探了探头，像是在看什么，然后压低声音：“这屋以前死人了。”
我的手顿了一下，铁钩差点掉在地上：“死人？咋死的？”
“不清楚，”男人挠了挠头，眼神飘向别处，“反正前年之后就没人敢住了，都用来堆东西。你……真要住？”
“都收拾了，换啥劲。”我嘴上硬气，心里却有点发毛。刚才搬纸箱时，好像在最底下那箱里看见只红色的东西，闪了一下，以为是错觉。
男人没再说啥，只是临走时又看了眼天花板，眼神挺复杂。我顺着他的目光抬头，天花板光秃秃的，只有个圆圆的印子，像是以前装过什么东西，后来被拆了。
傍晚吃饭时，食堂里闹哄哄的，我端着餐盘找了个空位。旁边两个女工正低声说话，看见我坐下，突然停了，眼神往我身上瞟，交头接耳的。
“就是他，住最里面那间了。”
“胆子真大……不怕吗？”
“小声点，别让他听见。”
我假装没听见，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米粒硬得像石子。那个高颧骨男人也在食堂，坐在不远处，看见我看他，赶紧低下头，扒拉着碗里的菜。
这房间，肯定有问题。
夜里的宿舍楼静得可怕，走廊里的灯泡彻底灭了，黑黢黢的像条隧道。我躺在铁架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圆印子，心里七上八下的。窗户没关严，风灌进来，吹得窗帘“哗啦”响，像有人在外面掀帘子。
我想起那个高颧骨男人的话，想起女工们的眼神，越想越睡不着。起来摸了支烟，点着，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抽了一半，听见外面传来“咚、咚”的声音，像是有人穿着高跟鞋在走廊里走，从远到近，停在我的门口。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捏着烟的手开始抖。那声音很清晰，鞋跟敲在水泥地上，硬邦邦的，带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停了大概半分钟，高跟鞋声又响了起来，慢慢往走廊另一头走，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谁啊？”我对着门喊了一声，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撞出回音。
没人应。
我壮着胆子走到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走廊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远处厕所的窗户透进来点月光，惨白惨白的。
回到床上，我把被子裹得更紧了。那高跟鞋声，不像是厂里女工能穿的——这里的女工都穿劳保鞋，笨重得很，谁会穿高跟鞋在宿舍楼里走？
迷迷糊糊快睡着时，我做了个梦。
梦里还是这个房间，可天花板上多了个风扇，铁叶子锈得发绿，晃晃悠悠地转着，发出“吱呀”的响声，像随时会掉下来。
一个女人吊在风扇上。
她穿着件白色的连衣裙，裙摆被风吹得飘起来，像朵开败的花。最醒目的是她脚上的鞋——红色的高跟鞋，鞋跟很细，红得像血，鞋面上还沾着点什么，亮晶晶的，像碎玻璃。
她的头歪向一边，长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只露出一截苍白的脖子，勒在绳子里，像根被掰弯的白蜡。
风扇转得越来越快，她的身体跟着晃，红色的高跟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鞋跟敲在地板上，“咚、咚”响，和刚才在走廊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
“救……我……”
一个很轻的声音飘过来，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股怨气。
我吓得想跑，可腿像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女人的头发慢慢飘起来，露出半张脸，眼睛瞪得很大，瞳孔里没有光，嘴巴张着，舌头伸出来，紫黑色的。
她的眼睛盯着我，或者说，盯着我身后的什么东西。
我猛地回头——墙上挂着面破镜子，镜子里的我，脖子上缠着根绳子，脸色紫青，眼睛瞪得像铜铃，脚上赫然穿着那双红色的高跟鞋，鞋跟敲在地上，“咚、咚”响。
“啊——！”
我尖叫着从床上弹起来，浑身冷汗，心脏跳得像要炸开。窗外的天已经有点亮了，淡青色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亮房间里的一切——空荡荡的天花板，没装风扇，只有那个圆圆的印子，像只盯着我的眼睛。
我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梦里的场景太真实了，那个吊在风扇上的女人，那双红色的高跟鞋，还有镜子里的自己……
我突然想起收拾房间时，在纸箱底看见的红色东西。
赶紧爬起来，冲到走廊，翻那些被我挪出去的纸箱。最底下那箱里，除了碎布和塑料零件，还有只红色的高跟鞋，孤零零地躺在里面，鞋跟断了一截，鞋面上沾着些暗红色的污渍，像干涸的血。
这只鞋，和梦里女人穿的那双，一模一样。
“你咋了？”
高颧骨男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走廊另一头，手里拿着个搪瓷杯，看见我手里的红鞋，脸色“唰”地白了，杯子差点掉在地上。
“这鞋……”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男人快步走过来，一把抢过红鞋，塞进身后的垃圾桶，用脚使劲碾了碾，像是在销毁什么证据。“别碰这东西！”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股恐惧，“这是她的鞋！”
“她是谁？”
“前两年住这屋的女工，”男人咽了口唾沫，眼神往我房间里瞟，“跟厂长闹了矛盾，想不开，就在屋里上吊了，用的就是风扇的挂钩……后来风扇就被拆了，谁都不敢提这事。”
我浑身一僵，脑子里“嗡”的一声。
上吊……风扇……红鞋……
梦里的场景，全对上了。
“难怪没人住这屋，”男人的声音还有点抖，“住过的都说，夜里能听见高跟鞋声，还梦见过她吊在风扇上……你昨晚……”
“我梦见了。”我打断他，后背的冷汗顺着脊椎往下流。
男人的脸更白了，拉着我的胳膊就往走廊外走：“快搬出去！这屋邪门得很，再住下去要出事的！”
我没敢再回那个房间，连行李都没顾上收拾，跟着高颧骨男人跑到他的宿舍。他那屋挤着三个人，看见我进来，都露出了然的神色，没人多问，只是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了点地方。
“李姐人其实挺好的，”高颧骨男人递给我根烟，自己也点了一根，深深吸了一口，“就是脾气直，跟厂长吵了一架，说要去告他，结果没两天就出事了。”
“告他啥？”
“好像是……克扣工资，还动手动脚的，”男人往门口看了一眼，压低声音，“厂里都知道，就是没人敢说。她上吊那天晚上，有人听见这屋里有吵架声，还有高跟鞋砸地板的声音，第二天门被锁了，撞开才发现人已经没了。”
我想起那双红鞋，断了的鞋跟，鞋面上的血渍……大概是她死前，跟人挣扎过吧。
“那风扇上的钩子呢？”我问。
“拆了啊，”男人说，“出事后厂长让人拆的，连风扇一起卸了，怕吓人。”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梦里的风扇钩子，看着很粗，不像能随便拆掉的。还有天花板上的圆印子，边缘挺整齐的，更像是什么东西被盖住了，而不是拆掉了。
白天上班时，我心神不宁的，总盯着质检台上的玩具看，那些笑脸娃娃在我眼里，都变成了梦里女人的脸，眼睛瞪得大大的。厂长走过来看了我两眼，眼神挺怪的，像在警告什么。
中午吃饭，我看见厂长把高颧骨男人叫到食堂角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男人回来时脸色很难看，看见我就低下头，没再说话。
我知道，他们不想让我提这事。
下午请假，我回了那个走廊尽头的房间。门没锁，大概是以为我不敢再回来。屋里还是我早上离开时的样子，铁架床空荡荡的，书桌上的灰尘被我踩出几个脚印。
我踩着椅子，够到天花板上的圆印子。用手指抠了抠，边缘是硬的，像是用腻子糊住的。找了把螺丝刀，沿着边缘慢慢撬，腻子簌簌往下掉，露出里面的东西——不是水泥，是个生锈的铁钩，弯成个圈，死死地钉在房梁上，钩子尖上还挂着点什么，像根断掉的绳子。
风扇被拆了，但这个钩子没拆，只是被糊上了。
我盯着那只铁钩，突然觉得脖子后面发凉，像有人在吹气。转身看，房间里空荡荡的，可窗户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上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屋里暗得像傍晚。
“咚、咚。”
高跟鞋声又响了，就在房间里，离我很近，像有人站在我身后。
我猛地回头。
没人。
可地上多了个影子，长长的，穿着连衣裙，脚上是红色的高跟鞋，正慢慢朝我这边挪。影子的脖子那里，有个很细的线，吊在半空中，像被什么东西勒着。
“你看见我的鞋了吗？”
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带着股哭腔，从天花板上传来。
我抬头看，那只铁钩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根绳子，绳子下面……吊着个女人的影子，和地上的影子重合在一起，白色的连衣裙，红色的高跟鞋，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
“我找了很久……”她的声音越来越近，“他们把我的鞋藏起来了……”
我想起被男人扔进垃圾桶的红鞋，胃里一阵翻涌。
“不是我藏的！”我喊了一声，手脚并用地爬下椅子，就往门口跑。
刚跑到门口，手腕突然被什么东西抓住了，冰凉冰凉的，像只死人的手。低头看，是根细细的绳子，缠在我的手腕上，另一端往天花板上飘，连在那只铁钩上。
“别走……”女人的声音贴在我耳边，“陪我一会儿……就一会儿……”
我看见地上的影子抬起头，长发分开，露出一张青紫的脸，眼睛瞪得很大，死死地盯着我，嘴巴里流出黑色的东西，像血。
“啊——！”
我使劲拽着手腕上的绳子，绳子很细，却异常结实，勒得我的手腕生疼。身后的高跟鞋声越来越响，“咚、咚”地敲在地板上，像在催命。
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了，高颧骨男人冲了进来，手里拿着把剪刀，冲到我身边，“咔嚓”一声剪断了绳子。
“快跑！”他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跑。
跑出房间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铁钩还在，绳子空荡荡地飘着，地上的影子已经不见了，只有那只红鞋，不知什么时候从垃圾桶里滚了出来，摆在房间门口，鞋尖对着我，像是在笑。
厂长站在走廊另一头，脸色铁青地看着我们，手里攥着个东西，远远看去，像只红色的高跟鞋。
我当天就辞了职，拖着行李箱逃出了那个工厂。高颧骨男人帮我搬的东西，一路上没说话，只是在我上车时，塞给我个护身符，说：“别回头，也别再想这事。”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城市。偶尔从以前一起上班的工友那里听说，那个走廊尽头的房间，又被锁起来了，里面的杂物没再动过，只是门口总摆着只红色的高跟鞋，不知道是谁放的。
厂长没过多久就被抓了，不是因为李姐的事，是因为偷税漏税，据说搜查他办公室时，在抽屉里发现了只红色的高跟鞋，鞋跟里藏着本账本。
没人知道那只鞋是不是李姐的。
也没人知道，那天我在房间里看见的，到底是幻觉，还是真的有个穿红鞋的女人，在等着有人发现她的故事。
只是偶尔夜里，我会听见“咚、咚”的声音，像是有人穿着高跟鞋在走廊里走，从远到近，停在门口。
每次这时，我都会死死盯着天花板，怕那里突然出现个铁钩，钩上挂着根绳子，绳子下面，是个穿白裙红鞋的女人，歪着头，问我：
“你看见我的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