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六年初的世界战场，
因中国力量的实质性介入，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倾斜。
当一面面形态各异、但核心成员皆为华人的“安保公司”或“志愿兵团”旗帜，
在东南亚雨林、中亚荒漠乃至更遥远的战线上竖起时，
盟国方面终于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强力支撑。
来自中国庞大兵源补充和东山体系高效后勤的双重加持，
使得一度岌岌可危的盟军防线逐渐稳固下来。
轴心国军队虽然依旧强悍，攻势凌厉，却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轻易撕裂对手的阵线。
战争进入了更加残酷的消耗战阶段，
双方在各个战场上针尖对麦芒，陷入僵持，每一寸土地的得失都伴随着巨大的伤亡。
与此同时，深入境外作战的中国各派系武装，
在经历了初期的适应与磨合后，开始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扩张欲望。
他们利用东山体系提供的渠道和装备，结合自身擅长的战术，
不仅在盟军框架内承担起重要的防御任务，
更主动向轴心国控制的资源区和交通线发起攻击。
李宗仁的“广厦安保”在中南半岛北部站稳脚跟，控制了数处重要的矿产区；
滇系转型的“矿业护卫兵团”则在缅北山区开辟了根据地；
其他大小小的“公司”、“合作社”也纷纷在东南亚群岛和中亚腹地占据了大小不等的地盘。
这些地盘不仅带来了声望，更带来了实打实的资源收益，
矿石、橡胶、石油、粮食，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一部分用于维持自身作战，一部分则转化为财富输回国内。
这种境外的成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日本帝国日益捉襟见肘的窘境。
面对全球范围内多条战线的巨大消耗，以及在中国派系武装身上尝到的“交换比”苦果，
日本大本营内部关于战略调整的争论日趋激烈。
与中国军队交战，哪怕是面对那些非嫡系的“安保公司”，
日军也往往要付出接近一比一的惨重伤亡，
这与其在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对阵盟军时，
常常能取得一比三、甚至一比五以上的战损相比，显得极其“不划算”。
中国的兵源潜力仿佛深不见底，而日军的兵员却越打越少。
继续将庞大的陆军主力陷在中国大陆，
面对着柯明义麾下那支按兵不动、却虎视眈眈的东山精锐，
以及无数蠢蠢欲动、只因兰州压制才未全面反攻的国内势力，无疑是一种战略上的自杀。
权衡利弊之下，一个艰难的决定在东京形成。
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以及和轴心国成员们的交换，获得的资源已经完全满足日军需求，
中国的资源已经不是必须，与其让精锐师团在中国大陆空耗，不如将他们撤出来，
投入到对抗盟军主力，尤其是争夺东南亚丰富资源的战场上去。
那里，虽然盟军得到了中国派系武装的加强，但至少战斗的“性价比”看起来更高一些。
于是，自一九四六年春末开始，一场规模浩大、计划周密的大撤退，在日军高层代号“转进”的指令下悄然启动。
近三百万的日军部队，开始从他们经营多年的中国占领区，
从东北的雪原到华南的丘陵，从华北的平原到华中的水网，逐步收缩，向主要港口和交通枢纽集结。
他们放弃了大量苦心经营的堡垒、据点甚至一些中小城市，只固守确保撤退路线安全的关键节点。
对于日军的撤退，中国方面，尤其是兰州统帅部，表现出一种近乎冷酷的克制。
柯明义严令各战区部队，除非遭到主动攻击，
否则不得对撤退中的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拦截和追击。
前线观测哨的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日军部队井然有序地后撤，
他们的骡马、车辆满载着物资，甚至还有从工厂拆卸下来的机器设备，以及大量随军行动的日本侨民。
一些前线指挥官对此感到愤懑和不甘，多次请战，要求出击，至少夺回那些被掳掠的财富和设备，
但所有的请求都被兰州以更强硬的命令压制下去。
兰州方面的逻辑清晰而现实：强行攻击撤退中的日军重兵集团，必然导致己方惨重伤亡，
并可能促使狗急跳墙的日军执行彻底的焦土政策，破坏城市和基础设施，屠戮平民，
这将给这些区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
目前日军的撤退总体上是守规矩的，目标是尽快离开，那么不妨“礼送”出境。
用那些设备和部分物资，换取国土的完整接收和民众的安全，在柯明义看来，是一笔可以接受的交易。
当然，这种“默许”并非毫无底线。
兰州通过情报系统和前线部队，严密监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
在少数几次，个别日军部队因各种原因试图炸毁大型工厂、破坏关键桥梁或屠杀平民时，雷霆般的打击立刻降临。
集结待命的东山快速反应部队和就近的野战军，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
将这些敢于“破坏规矩”的日军部队迅速、彻底地歼灭，不留任何余地。
几次血腥的惩戒之后，撤退的日军高层也彻底明白了对方的红线所在，严令各部必须约束行为，不得节外生枝。
于是，一九四六年的中国战场上，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
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如今正在大规模地、沉默地退去。
而在他们身后，中国的军队则保持着警惕的监视，像沉默的群山，注视着这一切。
占领区的中国百姓，心情复杂地看着日军离去，既有一种摆脱压迫的解脱感，也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迷茫。
随着夏季的过去，秋风再次吹拂华夏大地，日军的撤退行动也接近尾声。
一船船的日军士兵和侨民，从大连、青岛、上海、广州等主要港口离岸，驶向茫茫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