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夏末的南中国海，波涛依旧。
当东南亚丛林中，那些由昔日军阀转型而来的“广厦安保”、“滇南矿业护卫兵团”等武装力量，
刚刚在异国的土地上浴血奋战、初步扎下营盘之时，来自兰州统帅部的一道密令，
便已跨越千山万水，抵达了这些“民间组织”首领以及东山体系前沿指挥官的案头。
命令的核心清晰而冷酷：即刻行动，占据香港。
没有宣战，没有外交照会，甚至没有公开的声明。
行动的代号简单直接——“归巢”。
一切都发生在静默与效率之中。
首先动起来的是海军，或者说，是那些挂着商船旗帜，
船舱内却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和重型装备的“东山国际物流”运输船队。
它们借着夜色和复杂气象的掩护，如同幽灵般悄然驶近维多利亚港。
与此同时，从广西、广东境内秘密机场起飞的“擎苍”机群，
以一种展示存在而非立即攻击的姿态，低空掠过新界和九龙的上空，
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是对可能存在的抵抗者最直接的心理震慑。
此时的香港，日军主力早已在太平洋战争的泥潭和中国大陆的反攻中被抽调一空，
留守的不过是些士气低落、装备老旧的后勤与警备部队。
面对这支突然出现、装备精良、目的明确的强大力量，零星的、缺乏组织的抵抗如同阳光下的露水，迅速蒸发消散。
东山体系的特种部队和先遣团在“广厦安保”等武装人员的策应下，
以惊人的速度控制了港口、电台、政府大楼和交通枢纽。
整个过程快得超乎想象，几乎在大部分香港市民还未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青天白日旗，以及在它旁边，并肩悬挂着一面代表东山体系的、印有齿轮麦穗与抽象山峦的蓝底旗帜，
已经取代了日军占领时期的膏药旗，在港督府和主要建筑物的顶端缓缓升起。
占领，仅仅是第一步。
几乎在枪声停歇的同一时间，工程的轰鸣声便紧接着响起。
香港必须立刻、彻底地转变为支撑整个东南亚战场的超级后勤枢纽和战略支点。
东山体系那庞大而高效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其展现出的组织力和行动力是骇人的。
无数的工程图纸被迅速铺开，测量人员的标杆立满了维多利亚港两岸。
首先被强化的是防御。
从九龙的山头到港岛的制高点，一座座经过伪装的防空阵地如同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粗长的“风暴”高射机枪和更大口径的防空炮直指苍穹，警惕地扫视着任何可能来自海空的威胁。
岸防炮群被重新部署和加固，黝黑的炮口对准了航道，
与开始在周边海域巡逻的、经过改装装备了轻型舰炮的东山武装货轮，共同构成了一道严密的海上防线。
紧接着是机场的扩建与新建。
机场的跑道被紧急延长和加固，以起降更重型的运输轰炸机。
而在新界，更多的平地被征用，工兵部队和庞大的工程机械日夜不休，开辟出新的野战机场和隐蔽机库。
很快，来自兰州和太行的运输机群便开始在这里频繁起降，
卸下成吨的弹药、燃油、药品和零部件，再装载上前往东南亚前线的物资和人员。
香港的港口设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造。
深水码头被拓宽，吊装设备被更新换代，仓库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拔地而起。
来自国内、通过铁路和公路网络源源不断运抵的物资，在这里被高效地分类、存储，
然后根据东南亚各“安保公司”和“志愿兵团”发回的需求清单，被重新装船，运往硝烟弥漫的前线。
香港，这个昔日的东方自由港，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被强行纳入了东山体系为东南亚战场量身定制的后勤血脉网络。
建设人员和后勤人员如同潮水般涌入。
他们之中，有东山体系直属的技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负责核心设施的建设与运营；
也有大量从国内招募的、经过初步培训的工人和职员，承担着具体的劳作和事务性工作；
甚至还有一些嗅觉敏锐、胆大包天的民间商人，他们跟随官方力量的脚步，
试图在这片刚刚光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找到新的商机。
香港的街头，一时间充斥着各种口音和装束的人群，一种混合着战时紧迫感和重建希望的奇特氛围在城市中弥漫。
对于东山体系而言，占据香港并迅速将其堡垒化、枢纽化，是一步至关重要的战略棋。
它不仅为在东南亚艰苦作战的各方力量提供了一个稳定、强大且距离极近的后勤支撑点，
极大地缩短了补给线，提升了作战效能；
更重要的是，它牢牢扼守住了南中国的门户，将中国的战略前沿直接推向了南海，
为日后更进一步的动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香港后勤基地的初步建成，标志着柯明义的棋局上，又一颗关键棋子，落在了它该在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