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海外音讯
一
1962年的春天，北京的天空是那种久违的湛蓝。
护城河开冻了，河水带着冰碴子哗啦啦地流，声音清亮。筒子楼前的空地上，秀兰带着和平在挖野菜——去年开荒种的那点菜，勉强撑过了冬，开春还得靠野菜接济。
“妈，你看！”和平举着一把荠菜，小手冻得通红。
秀兰抬头，看见邮递员老陈骑着绿色自行车进了院子。这年头私人信件少，大多是公函、报纸、汇款单。老陈在楼下喊：“302沈家！挂号信！”
声音在院子里回荡。几家窗户推开了，有人探出头。
秀兰心里一紧。挂号信？沈家在北京没什么亲戚，老家的信都是平信。谁会寄挂号信？
她牵着和平上楼，在楼道里遇见正要去上班的建国。建国听了也纳闷：“挂号信？谁寄的？”
“不知道。邮递员在楼下等着呢，要签字。”
建国转身下楼。秀兰跟着，心里莫名地慌。这几年日子刚缓过来一点，可别再出什么事。
老陈站在自行车旁，手里拿着个牛皮纸信封。看见建国，他递过来：“美国来的。得签字。”
两个字像两记闷雷，砸在建国心上。
美国。
他接过信封。确实是从美国寄来的，信封是那种光洁的厚纸，上面贴着一张陌生的邮票——自由女神像。收信人写的是“沈静婉女士”，英文地址下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着中文，字迹娟秀。
寄信人：Lin wan-chun，后面是一串英文地址。
“签这儿。”老陈递过登记本。
建国的手有些抖。他签下名字，字写得歪歪扭扭。老陈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骑车走了。
院子里静悄悄的。几扇窗户还开着，有人在看他们。建国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好奇的、警惕的、猜测的。他赶紧把信揣进怀里，像揣着一块炭火。
“谁来的信？”秀兰小声问。
“不知道。”建国压低声音，“先上楼。”
二
静婉正在阳台上晒被子。
春天的阳光难得，她把家里能晒的东西都搬出来了：被子、棉袄、枕头。阳光照在那些打了补丁的织物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妈。”建国进门，声音有些异样。
静婉回头，看见儿子脸上的表情，心里一沉：“怎么了？”
建国掏出那封信。信封在阳光下，白得刺眼。
静婉的手停在半空。她看着信封上的字，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在椅子上坐下。
“谁来的？”她问，声音很轻。
“美国。叫林婉君。”建国把信递过去，“您认识吗？”
静婉没有接信。她只是看着那个名字，眼神复杂，像是看着一个遥远的梦。
“婉君……”她喃喃道，“是素贞的女儿。”
建国和秀兰对视一眼。素贞？他们知道这个名字——林素贞，静婉同父异母的妹妹。1948年，素贞的丈夫调到南京政府驻美国办事处，她带着女儿婉君跟着去了。走的时候，婉君才十五岁。
十四年了。
“她……她怎么突然来信？”建国问。
静婉终于接过信。信封很轻，但在她手里却有千钧重。她没有马上拆开，而是用手指抚摸着那些字迹，像是在确认这不是幻觉。
“拆开吧。”她说。
建国用剪刀小心地剪开封口。里面有两张信纸，还有一张照片，用薄纸包着。另外，还有一个薄薄的小纸袋。
先看照片。是一张彩色照片——这在当时的中国极其罕见。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烫着卷发，穿着连衣裙，抱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背景是一栋漂亮的房子，门前有草坪，有花。
“这是婉君？”秀兰凑过来看，“变化真大。”
静婉接过照片，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照片上的女人确实有几分妹妹素贞的影子，但更洋气，笑容很灿烂，眼睛里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痕迹。
“这是她儿子？”建国指着小男孩。
“应该是。”静婉说。她的手指轻轻触摸照片上的人脸，动作很轻，怕碰碎了似的。
然后看信。信纸是淡蓝色的，带着香味。字迹娟秀，用的是繁体字：
“静婉姨妈敬启：
见字如面。十四年未见，不知您身体可好？家母常提起您，说您是她最挂念的亲人。我们于1948年赴美，初时艰难，现已安顿。家母三年前因病过世，临终前嘱我一定要与您联系……”
静婉的手抖了一下。素贞死了。三年前。
她继续往下看：
“……我在纽约嫁与华人医生陈志远，育有一子名安迪，今年五岁。附上照片一张，盼您能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听闻国内近年困难，心中担忧。随信附上二十美元，虽微不足道，望能补贴家用……”
二十美元。
建国打开那个小纸袋，里面是两张十美元的钞票。绿色的，印着陌生的头像，纸质挺括。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和平在玩积木的声音，哗啦哗啦的。
“二十美元……”秀兰喃喃道，“能换多少钱？”
建国摇摇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外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钱”。而沈家，是工人家庭，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
静婉放下信，摘下老花镜，闭上眼睛。阳光照在她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深。
“妈，”建国小声说，“这信……这钱……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二十美元。在1962年的中国，这是敏感得不能再敏感的事情。
三
晚上，嘉禾和小满都回来了。
信摊在桌子上，照片在旁边，二十美元压在信纸上。五个人围着看，谁也不说话。
小满拿起信，仔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她是家里文化最高的，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中学老师。
“婉君表姐的字写得真好。”她轻声说，“看得出来，受过很好的教育。”
“她在信里说，她丈夫是医生，她在华人学校教中文。”秀兰说。
“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建国说，“彩照，连衣裙，还有草坪……”
“那是资本主义的生活。”嘉禾突然说，语气有些生硬。
大家都看向他。嘉禾是厨师长，在国营单位，政治学习最多，也最敏感。
“我不是说表姐不好，”嘉禾意识到自己语气不对，缓和了些，“我是说，这信，这钱，咱们得小心处理。”
“怎么小心？”建国问。
“美国来的信，组织上可能会知道。”嘉禾压低声音，“邮递员老陈看见了，院子里那么多人看见了。如果有人汇报……”
他没有说下去，但大家都明白。
1962年，中美没有建交，朝鲜战争的硝烟才散去不到十年。“美帝国主义”是教科书上的敌人，是广播里批判的对象。而沈家，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信和钱。
“那把钱退回去？”秀兰问。
“退回去更麻烦。”小满说，“说明咱们跟美国有联系，还通信。”
“那怎么办？”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静婉。老人一直沉默着，看着照片，看着信，看着那二十美元。
“妈，”建国说，“您拿主意。”
静婉缓缓抬起头。灯光下，她的眼睛很亮，很清澈。
“信，要回。”她说，“钱，要收。”
“妈！”嘉禾急了。
“听我说完。”静婉摆摆手，“婉君是素贞的女儿，是我的外甥女。她写信来，是念着亲情。咱们不回信，就是断了这门亲。沈家没有这样的规矩。”
她顿了顿：“钱，她既然寄来了，就是心意。咱们退回去，伤她的心。但是——”
这个“但是”很重。
“但是咱们不能花这个钱。”静婉拿起那两张美元，看了看，又放下，“这是资本主义的钱，花了，心里不踏实。”
“那怎么办？”
“换成粮票。”静婉说，“换成粮票，分给邻居。”
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只有钟摆的声音，滴答，滴答。
“分给邻居？”建国不解。
“对。”静婉说，“咱们楼里，哪家不困难？赵大姐家三个孩子，周老师爱人常年生病，三楼的小王刚生了孩子没奶……二十美元能换不少粮票，咱们分给大家，就说……就说是我远房亲戚接济的，大家沾沾光。”
她看着儿女们：“这样，钱用了，但没用在咱们自己身上。邻居们得了实惠，念咱们的好。就算有人问起来，咱们也能说清楚——亲戚寄钱来，咱们想着大家，分给大家了。这叫什么？这叫工人阶级的团结互助。”
一番话，说得几个子女目瞪口呆。他们没想到，母亲能想得这么深，这么周全。
“妈，”小满握住静婉的手，“您真了不起。”
静婉苦笑：“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活了七十多年，明白一个道理：做人，不能只顾自己，也不能不顾自己。要在这中间，找个平衡。”
四
第二天，建国请假去了中国银行。
兑换外汇需要手续。他拿着信、美元，还有户口本、工作证，在银行柜台前排队。前面只有两个人，但办得很慢。
轮到他的时候，柜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看见美元，她愣了一下，抬头看了建国一眼。
“同志，请问这些外汇的来源是？”她问，公事公办的口气。
“国外亲戚寄来的。”建国把信递过去，“这是我母亲的信，您可以看。”
柜员看了信，又看了看建国的工作证：“您是拉板车的工人？”
“对。”
“国外有亲戚？”
“远房表妹，十四年没联系了，最近才联系上。”
柜员点点头，没再问。她仔细检查了美元的真伪，然后开始办手续。汇率是一美元兑换二点四元人民币——这是国家规定的牌价。二十美元，换四十八元人民币。
四十八元。建国一个月工资才四十二元。
“要换成粮票吗？”柜员问，“现在有政策，外汇兑换可以优先购买紧缺物资。”
“换，全换成粮票。”
粮票是按月发放的，但用外汇兑换，可以额外购买。二十美元，换了八十斤全国粮票——这是硬通货，在全国都能用。
建国揣着厚厚一沓粮票走出银行，手心全是汗。四十八元现金，他存进了存折——这钱不能动，得留着，万一将来需要解释，这是个凭证。
回到筒子楼，他把粮票交给静婉。静婉数了数，分成十份，每份八斤。
“晚上，咱们一家家送。”她说。
五
第一家是301的赵大姐家。
开门的是赵大姐，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她在蒸窝头，玉米面掺着高粱面，黑乎乎的。
“沈奶奶，建国，秀兰，快进来！”赵大姐热情地招呼，但眼神里有疑惑。平时串门都是饭后，这还没到饭点呢。
“不进去了，就说个事。”静婉从怀里掏出一包粮票，递给赵大姐，“这是八斤全国粮票，您收着。”
赵大姐愣住了：“这、这是干啥？”
“远房亲戚接济的。”静婉说得很自然，“想着大家都不容易，分一分，沾沾光。”
“这哪行！”赵大姐连忙推辞，“您家也不宽裕。”
“收着吧。”建国说，“孩子正长身体，多吃点。”
赵大姐看看粮票，看看沈家人，眼圈突然红了：“沈奶奶，这……这叫我说什么好……”
“什么也别说。”静婉拍拍她的手，“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
第二家是303的周老师家。
周老师正在批改作业，戴着一副破旧的黑框眼镜。看见粮票，他推了推眼镜，没马上接。
“沈老太太，这粮票……来源没问题吧？”他问得很直接。
静婉笑了：“周老师放心，是我外甥女从外地寄来的，合法的。您要是不放心，可以去银行查，有手续。”
她把兑换凭证拿出来——建国特意让银行开了证明。
周老师看了看，这才接过粮票：“那就谢谢了。不过……您外甥女在哪儿？”
“南方。”静婉面不改色，“具体哪儿，她信里没说清楚。”
这个谎撒得自然。周老师点点头，没再问。
一家一家送。四楼的老孙头，儿子在朝鲜战场牺牲了，一个人孤苦伶仃。五楼的小王，刚生了孩子，没奶，孩子饿得嗷嗷哭。六楼的李师傅，工伤在家，全家靠他爱人一个人工资……
每送一家，静婉都说同样的话：“远房亲戚接济的，分一分，沾沾光。”
有人感激涕零，有人半信半疑，有人追问细节。静婉应对自如，滴水不漏。
送完最后一家，回到302，天已经黑了。
秀兰做了晚饭——玉米面粥，咸菜丝。一家人围着桌子坐下，都很累，但心里踏实。
“妈，”小满说，“您今天真厉害。我都紧张死了。”
静婉慢慢喝着粥：“没什么厉害的，就是说真话——不过是挑着说。”
“那回信的事呢？”建国问，“还回吗？”
“回。”静婉放下碗，“小满，你文笔好，你帮我写。”
六
回信写了三个晚上。
小满执笔，静婉口述，其他人补充。信纸是普通的信纸，钢笔水是蓝色的。不能用太好的纸，不能用太鲜艳的颜色——要朴素，要实在。
“婉君甥女如晤：
来信收悉，展信甚慰。得知你们在美安好，我心甚安。素贞妹过世，闻之悲痛，然逝者已矣，生者当珍重……”
静婉口述这些话时，声音平静，但手指一直在捻衣角。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家中一切安好。建国已成家，育有一子名和平，活泼可爱。嘉禾在国营饭店任厨师长，小满在中学任教，秀兰贤惠持家……”
写到这里，小满抬起头：“妈，要写困难吗？”
静婉想了想：“写，但要写我们已经渡过难关。”
于是继续：“前两年国内困难，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现已好转。我们有工作，有粮食，生活虽简朴，但安稳踏实……”
这是实话，也是必须说的话。信是要经过检查的，不能有“负面情绪”。
“你寄来的二十美元，我们已收到。国内物资充足，不需外汇。然你心意，我们领受。已将钱换成粮票，分与邻里。大家皆感念你的善意……”
写到这里，静婉停顿了很久。她在想，该怎么表达那个意思——那个不能直说，但必须让对方明白的意思。
“婉君，你身处海外，心系故土，此情可感。然我要告诉你：新中国不缺粮食，缺的是团聚。若有可能，盼你回国看看，看看这片土地的变化，看看亲人的笑脸……”
“告诉她，”静婉的声音有些哽咽，“告诉她，姥姥的坟在北京西山，每年清明我都去扫墓。告诉她，沈家的老宅还在大栅栏，虽然合营了，但门牌没变。告诉她，北京还是那个北京，胡同还是那些胡同，只是人老了，孩子长大了……”
小满的笔停住了。她看着奶奶，看着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看着她眼里的泪光，看着她压抑了十四年的思念。
“妈，”她轻声说，“这些……能写吗？”
静婉擦擦眼睛：“写吧。写委婉点。她看得懂。”
信写好了，整整三页。没有照片可寄——沈家照不起相，就算照了，也不能寄，太“资产阶级”了。只放了一张和平画的画：一个太阳，一座房子，几个人手拉手。孩子用蜡笔涂得花花绿绿的，虽然幼稚，但有生气。
“就这样吧。”静婉把信装进信封，封好，“明天寄出去。”
七
信寄出去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一个星期后，街道居委会的刘主任上门了。
刘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短发，灰色列宁装，说话干脆利落。她来的时候是晚上，沈家刚吃过晚饭。
“沈老太太，建国同志，有点事想了解一下。”她坐在椅子上，开门见山。
全家人的心都提起来了。
“听说，你们家最近收到了国外来信？”刘主任问，语气平和，但眼神锐利。
静婉点点头：“对，是我外甥女从美国寄来的。”
“美国？”刘主任的眉头皱了皱，“什么关系？”
“我妹妹的女儿。我妹妹叫林素贞，1948年随丈夫去美国，三年前过世了。她女儿叫林婉君，今年应该二十九岁。”
静婉回答得很流利，没有一丝犹豫。这些天，她在心里把这些话排练了很多遍。
刘主任在本子上记着：“信里说了什么？”
“就是报平安，说她结婚了，有孩子了，问我们好不好。”
“有没有寄钱？”
“寄了二十美元。”
刘主任抬起头：“钱呢？”
“我们换了粮票，分给邻居了。”建国插话，“银行有兑换记录，邻居们都可以证明。”
刘主任看看建国，又看看静婉：“为什么分给邻居？”
静婉叹了口气：“刘主任，您是明白人。我们家是工人家庭，建国是板车工，嘉禾是厨师，根正苗红。美国来的钱，我们能花吗？花了，心里不踏实。但亲戚寄来了，是心意，又不能退。想来想去，只能分给大家，算是工人阶级互相帮助。”
她说得很诚恳，也很在理。刘主任的表情缓和了些。
“沈老太太，您能这么想，很好。”她说，“现在国际形势复杂，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和海外关系，要慎重。”
“我明白。”静婉说，“所以我才把钱分出去，就是怕有人说闲话。”
刘主任点点头，合上本子：“这事我知道了。你们处理得妥当，我会向上面反映。不过以后如果再收到信，要先向居委会报告。”
“一定，一定。”建国连连点头。
送走刘主任，一家人长出一口气。
“妈，您真行。”嘉禾说，“对答如流。”
静婉苦笑：“不是我行，是咱们做得正。做人，只要行得正，就不怕影子斜。”
八
粮票分出去了，但影响还在发酵。
筒子楼里的邻居，对沈家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以前就是普通邻居，见面点点头，有事帮帮忙。现在多了份感激，也多了份好奇。
赵大姐送来自家腌的咸菜：“沈奶奶，您尝尝，我新腌的，放了不少花椒。”
周老师借给小满几本书：“这些书不错，你可以看看。”
就连平时不太来往的四楼、五楼的邻居，见面也热情了许多。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领情。有一天，秀兰在公用厨房做饭，听见两个女人在隔壁水房聊天：
“听说沈家美国亲戚寄钱来了？”
“可不是，二十美元呢！换成人民币得四十多块！”
“他们家怎么有美国亲戚？”
“谁知道呢。不过人家会做人，把钱分了。”
“分了？真分了？”
“反正给了我八斤粮票。不过你说，他们家自己就没留点？”
“肯定留了，谁那么傻……”
秀兰的手抖了一下，锅铲掉在地上，哐当一声。
那两个女人听见声音，赶紧闭嘴，匆匆走了。
秀兰捡起锅铲，继续炒菜，但心里不是滋味。她想起静婉的话：“做人，不能只顾自己，也不能不顾自己。”现在，他们没顾自己，全分出去了，可还是有人说闲话。
晚上，她把这事告诉了静婉。
静婉正在给和平讲故事，听完，笑了笑：“很正常。人就是这样，得了好处，还要猜疑。咱们问心无愧就行。”
“可是妈，咱们自己一点没留……”
“留了。”静婉说，“留了心安，留了清白，留了邻居的情分。这些，比几斤粮票值钱。”
秀兰看着婆婆，突然明白了。这个老人，用二十美元，买来了最宝贵的东西：安全、名声、邻里和睦。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是钱买不来的。
九
一个月后，婉君的第二封信来了。
这次是平信，没有挂号。信里说她收到了回信，很高兴，哭了很久。她说她看得懂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她说她理解国内的难处，她说她会小心。
“姨妈，您说得对，新中国不缺粮食，缺的是团聚。我在海外，日夜思念故土。安迪已经开始学中文了，我教他认汉字，背唐诗。我要让他知道，他的根在中国……”
随信又寄了十美元。这次，静婉没有犹豫，直接让建国去换了粮票，又分给了邻居。
这次，没有人说闲话了。大家只是感激。
赵大姐拉着静婉的手：“沈奶奶，您这亲戚真仁义。下次写信，替我们谢谢她。”
周老师也说：“海外华人也是同胞，血脉相连。”
静婉点点头，心里却苦涩。她知道，这种联系是危险的，是不能长久的。但她舍不得断，这是她和妹妹唯一的联系了，是素贞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痕迹。
又过了一个月，静婉让嘉禾从食堂带回来一条鱼——不大，但很新鲜。她用这条鱼，做了个简单的清蒸，然后盛了一小碗，放在沈怀远的遗像前。
“怀远，”她对着照片说，“素贞的女儿来信了。她过得不错，有孩子了。你在那边见到素贞，告诉她，别担心，婉君很好。”
照片上的沈怀远微笑着，一如既往的温和。
和平跑过来，仰着小脸：“奶奶，您在跟爷爷说话吗？”
“嗯。”静婉摸摸孙子的头，“告诉你爷爷，咱们家又添了门亲戚。”
“亲戚在哪儿？”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他们来看我们吗？”
静婉沉默了。她看着窗外，北京的春天正浓，柳絮纷飞，像一场温柔的雪。
“也许……也许有一天会吧。”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柳絮，一吹就散。
十
夏天，小满要结婚了。
对象是她大学同学，叫王志刚，甘肃人，分配到了甘肃工作。两人决定在甘肃办婚礼，简单办。
静婉没有反对，只是说：“西北苦，你要想好。”
小满很坚定：“志刚说那里需要老师。我也想去看看，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婚礼前，小满收到一个包裹。从美国寄来的，寄件人是林婉君。
包裹不大，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打开，里面是一条真丝围巾，淡紫色的，绣着梅花。还有一封信：
“小满表妹：
听闻你即将成婚，衷心祝福。这条围巾是我的一点心意，愿你婚姻美满，生活幸福。我虽在海外，但心与你们同在。若有机会，盼能相见……”
围巾很漂亮，在当时的中国是稀罕物。小满拿着围巾，不知道该怎么办。
“收着吧。”静婉说，“这是婉君的心意。”
“可是……”小满犹豫，“这东西太‘资产阶级’了，我不敢戴。”
“那就收起来。”静婉说，“等将来，能戴的时候再戴。”
小满把围巾仔细叠好，放进箱子最底层。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那条二十美元换来的粮票——她那份，她一直没舍得用。
婚礼很简单，没有宴席，就是几个同事吃顿饭。小满穿着新做的蓝布衣服，王志刚穿着中山装，两人对着毛主席像鞠躬，就算礼成。
静婉没有去甘肃，她年纪大了，经不起长途颠簸。但她让嘉禾做了三瓶肉酱，让小满带上：“想家了，就拌面吃。”
肉酱是用猪肉末、香菇、黄豆酱熬的，装在玻璃瓶里，封得严严实实。这是沈家的味道，是北京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小满抱着三瓶肉酱，哭得像个孩子。
十一
秋天，静婉病了一场。
感冒转肺炎，住院一个星期。医院里人满为患，走廊里都加满了床。静婉住的是六人间，靠窗，能看见外面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片一片地落。
秀兰每天来照顾，带着和平。孩子很乖，坐在奶奶床边，给奶奶剥橘子——橘子是婉君寄来的钱买的，静婉舍不得吃，留给孙子。
同病房有个老太太，姓吴，儿子在部队。吴老太太看见和平，很喜欢，总逗他玩。
有一天，吴老太太问静婉：“老姐姐，您这孙子真懂事。您家里还有什么人？”
静婉说了说家里的情况。说到嘉禾是厨师长时，吴老太太眼睛一亮：“厨师好啊，饿不着。”
说到小满在甘肃当老师，吴老太太叹气：“西北苦啊，姑娘家不容易。”
最后，不知怎么的，说到了婉君。
“我有个外甥女，在美国。”静婉说得很自然，就像在说“我有个侄子在天津”一样。
吴老太太愣了一下：“美国？”
“嗯。我妹妹的女儿，1948年去的。”
“那……还有联系？”
“偶尔通信。”静婉说，“她惦记着我们，我们也惦记着她。”
吴老太太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说：“老姐姐，您真不容易。”
静婉笑笑：“没什么不容易的。人活着，谁没点难处？挺过去就好了。”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建国和嘉禾来接，一左一右扶着静婉。和平在前面跑，捡地上的梧桐叶。
走到医院门口，静婉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住院部的大楼。白色的墙，绿色的窗，在秋阳下显得很安静。
“妈，看什么呢？”建国问。
“没什么。”静婉说，“就是觉得，活着真好。”
是啊，活着真好。能看见阳光，能听见风声，能摸着孙子的头，能等着远方的信。
哪怕那封信来自千里之外，哪怕那封信要经过重重审查，哪怕那封信不能畅所欲言。
但只要还有联系，就还有念想。
有念想，人就能活下去。
十二
冬天又来了。
1962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暖和些。报纸上说，国民经济正在恢复，粮食产量提高了，工业也在发展。
筒子楼里，家家户户开始准备过年。虽然还是缺东西，但脸上有了笑容。
静婉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她腿上盖着旧毯子，手里拿着婉君的第二封信——已经看了很多遍，边角都磨毛了。
信里夹着一张新的照片：婉君和丈夫、儿子，在圣诞树前。还是彩照，三个人都穿着红色的衣服，笑得很开心。
静婉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从怀里掏出另一张照片——那是素贞年轻时的照片，黑白照，已经发黄。照片上的素贞穿着旗袍，梳着发髻，温婉地笑着。
两张照片并排放在膝上。母女俩，隔着十四年的时光，隔着太平洋，隔着两个世界。
但笑容很像。眼睛很像。嘴角的弧度很像。
血脉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无论走多远，无论隔多久，总有一些东西不会变。
“素贞，”静婉轻声说，“你女儿长大了，成家了，当妈妈了。你可以放心了。”
风吹过阳台，吹动了照片。静婉把照片收好，放进贴身的口袋。
楼下传来孩子们的游戏声：“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一九六零年，饿得直叫唤！一九六二年，吃饱饭过年！”
童谣很直白，但很真实。日子确实在好起来。
秀兰在厨房里做饭，今天嘉禾从食堂带回来一点肉，她要包饺子。白菜猪肉馅的，虽然肉少菜多，但总算有肉。
和平在屋里画画，画太阳，画房子，画手拉手的人。他画了一张又一张，说要寄给“美国的姨奶奶”。
“告诉她，”孩子学着静婉的口气，“新中国不缺粮食，缺的是团聚。”
静婉听着，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
她知道，团聚很难。也许这辈子都难。
但至少，还有信。还有照片。还有那一点点微弱的联系，像黑夜里的星光，虽然遥远，但毕竟亮着。
而只要亮着，就有希望。
希望有一天，信可以不用经过审查。
希望有一天，照片可以随便寄。
希望有一天，团聚不再是一个奢侈的梦。
希望有一天，海峡两岸，大洋东西，所有离散的亲人，都能团圆。
她抬起头，看向远方。天空湛蓝，云朵洁白，阳光温暖。
冬天就要过去了。
春天，总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