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衡州城的年味还没散尽。街上的店铺噼里啪啦地放着开门炮，满地都是碎红纸屑，踩上去软绵绵的。金龙花园售楼部今天比过年期间热闹得多——开发商年前压着的合同全堆到今天来签，大厅里坐了好几对夫妇，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销售们踩着高跟鞋在沙盘和签约室之间来回穿梭，打印机咔嗒咔嗒地吐着合同纸，声音从早到晚没停过。
林诚九点准时到。冯丽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里抱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整整齐齐地装着合同、补充协议、交房清单和一大串钥匙。她今天穿了一身新的黑色西装，头发重新烫过，工牌擦得锃亮。看到林诚推门进来，她的职业微笑比大年初三那天真诚了至少三个档次——不是逢迎，是她打心眼里喜欢这个不啰嗦的客户。大年初三成交的客户，她在公司内部通讯录上被通报表扬了一次，销售经理发红包的时候专门加了一句“让小冯盯好签约”。
“林先生，这边请。”冯丽把他领进签约室，倒了一杯热茶放在他手边，然后把合同一份一份摊开，用圆珠笔逐条指给他看——房号、面积、单价、折扣、交付标准、物业费标准、保修条款。她讲得仔细，林诚也听得认真，遇有数字的地方他会停顿片刻确认，然后签下名字。购房合同、补充协议、物业服务协议、钥匙签收单，一式三份，一份开发商留存，一份房管局备案，一份归林诚保管。每一份合同上都盖着开发商的公章和法人代表的名章，红章压着黑字，看着就让人踏实。
全款客户在开发商眼里就是祖宗。签约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财务刷卡收款的工夫比签字的时间还短一些。冯丽把缴款凭证和发票郑重地放进牛皮纸袋里，又问林诚要不要先去验房，验完房她这边就同步启动房产证代办流程。在衡州，一般的房子从签约到拿证得等上好几周，开发商包办加急通道的通常也要好几天。但冯丽大概提前跟代办的同事打好了招呼，收到林诚交齐的材料之后特别备注了全款加急登记。
不到下午，冯丽就打电话过来通知他可以先去房管局取回执了。
衡州市房管局是一栋灰扑扑的五层老楼，楼道里飘着一股陈年档案纸的霉味和油墨印泥的混合气味。登记窗口的工作人员是个五十来岁的秃顶大叔，态度谈不上多热情，一板一眼地核对材料。他在电脑上敲了半天键盘，打印机咔嗒咔嗒吐出一张受理回执。林诚把回执揣进帆布袋里，推着自行车往回走的时候，忽然想起上辈子他在电子厂宿舍里看过一个房产中介的广告，上面写着“首付八万，月供一千六”。他当时觉得那广告上的数字像天文单位，现在他刚从登记窗口出来，手里捏着自己的不动产受理回执。
下午晚些时候，冯丽又来了电话——加急件当天已经批下来了。林诚赶到房管局取到那个红褐色的硬皮本，封面上印着国徽和“房屋所有权证”几个烫金大字。他翻到内页，看见“权利人：林诚”那一行字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
上辈子他在电子厂那个出租屋住了三年，房东每年涨一次房租，每次涨房租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在门上贴张纸条通知。有一年夏天房东的儿子结婚，房东提前一周通知他搬走，他拖着编织袋在城中村找了整整两天房子。那时候他蹲在路边歇脚，抬头看着那些亮着灯的商品房窗户，心里想的是一种这辈子都够不着的东西。现在那个红褐色的硬皮本就在他手里，十六开，不算重，封面的烫金字在日光灯下微微反光。他把房产证翻开又合上，合上又翻开，确认自己的名字印得端端正正的，然后把本子放回了牛皮纸袋里。
初九清晨，一辆蓝白色的跃进货车停在筒子楼楼下。车厢里空荡荡的，只铺了一层废纸箱皮。李勇从副驾驶座上跳下来，手里拎着一挂三千响的大地红鞭炮，用他的话说叫“搬家不放炮，财神不认道”。
出租屋里的东西看着不多，真搬起来才发现一个人的日子也能攒下不少零碎。林诚把自己的东西分成三堆：一堆是要带走的，一堆是留给房东的，一堆是该扔的。那床硬板被褥——铺了好几年的旧棉絮，绑成一卷留给楼下捡废品的老师傅。脸盆架和搪瓷盆——用了三年，盆底磕掉了一块瓷，扔。旧暖水壶——瓶塞已经发霉了，扔。那台老式收音机倒是还能响，他用报纸包好放在一边准备放进新家厨房角落里继续听天气预报。最让他感慨的是那一抽屉杂七杂八的小物件——几个生锈的螺丝钉、一根断了的鞋带、一个空了的打火机、一片不知道什么时候拆下来的自行车链条扣。他也不知道自己攒这些东西干嘛，大概是上辈子穷惯了，总觉得什么东西都不能扔，万一用得上呢。他把一抽屉零碎全倒进垃圾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灰。
衣服没几件，几件汗衫两条裤子一套棉袄，叠起来塞进一个编织袋里，连之前郝哥送的那件旧军大衣也只占编织袋不到一半。餐具更简单，一个搪瓷缸子两个碗一双筷子，碗沿还磕了个小缺口。墙角那根螺纹钢他单独拿起来掂了掂，用旧报纸裹好搁进编织袋的侧面，和筷子的位置隔着两层布料。鞋——解放鞋、棉鞋、凉鞋，各一双，鞋底都磨平了。郝哥那本管理手册放在他贴身的帆布袋里，比房产证还贴身。
李勇看着他把一大堆零零碎碎码进货车，一趟一趟从筒子楼那昏暗狭窄的木头楼梯上跑进跑出，最后一趟下楼时他怀里抱着两个翠兰嫂子腊月里给的大瓦罐——一罐腌萝卜、一罐辣白菜。腌萝卜的罐沿上刻着“翠兰·1995”几个用菜刀尖划出来的歪字，算来已经在这个出租屋里陪了他好几个月，如今也得挪窝。
货车塞了不到一半。李勇坐在车厢里扶着林诚的行李，左右看看，沉默了一下才说了一句：“一个人就这点东西。”
“嗯。”林诚把房产证放进帆布袋，拉上拉链，“以后会多起来的。”
货车开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金龙花园。小区门口的石狮子系上了崭新的红绸子，物业的保洁员正在给门厅的地面上光打蜡，电梯间里飘着淡淡的清洁剂气味。林诚拎着编织袋站在电梯前，忽然想起上辈子他帮一个工友搬过家，那工友在厂里干了八年终于攒够了首付，买的是郊区一个楼梯房的六楼，搬家那天工友扛着冰箱在楼梯上歇了三次，他和另一个工友轮流帮忙才把冰箱扛上去。当时他靠在五楼的墙上喘着粗气，心想自己这辈子大概也是这样——如果有朝一日能买得起房的话。现在他站在电梯里，门缓缓合上，无声地滑向顶层。
到了八楼，他摸出钥匙，插进锁孔，一扭，门开了。一百八十平米的空间在他面前铺展开来。落地窗外的阳光毫无阻拦地倾泻进来，洒在米黄色的地砖上。拐角大阳台的推拉门半开着，初春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灌进来，吹得窗帘轻轻晃动。四室三厅，实木地板，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嵌在天花板里。主卧的落地窗正对着城北那座小山——就是他大年初二去上坟的那座山——山上的树枝还是光秃秃的，但山脚下已经泛起了一层极淡的、似有还无的绿意。
李勇从进电梯起就一直在憋着，踏进玄关以后一张黑脸终于绷不住了：“我——操！林诚这真是你的房子？”他先跑到客厅的落地窗前往外看整个衡州城，然后再挨个推开四间卧室的门，把头伸进主卧的独立浴缸上方看了半天，“这浴缸能躺三个人！你在里头泡澡还得划船！”最后他站在拐角大阳台上扶着栏杆往下看那个还没灌水的人工湖，又折回厨房间把水龙头开了关关了开，一本正经地宣布“水压够”。
郝哥没多说话。他把那挂三千响的大地红铺在入户门外，掏出打火机点着引线。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八楼走廊里炸开，硝烟涌进屋里，呛得李勇直咳嗽，红色的纸屑飞溅到门框上、地砖上。他在鞭炮声里走进屋，挨个房间看了看，用手敲了敲客厅的墙——实心的。在厨房窗边站了一会儿，又推开阳台门往外看了一眼，回身瞧见厨房台面上已经搁着两罐腌菜坛子，便冲林诚说了句“这房子，结实”。他的声音被鞭炮声盖住了一大半，但林诚听清了。
搬完东西，三个人开着货车去了衡州最大的家具城。说是最大，其实就是城西一条街上集中了十几家家具店。过年刚开业，店里冷冷清清，营业员比顾客还多。林诚逛了一圈，挑了一张一米八的实木大床、两个衣柜、一套布艺沙发、一张可伸缩的餐桌、六把餐椅、一张书桌、一个书柜。他又给三间次卧各配了一张床和衣柜，说是“以后你们来住有地方”。家用电器更是一口气配齐——双开门冰箱，牌子是海尔；全自动洗衣机，小天鹅；空调四台；厨房里配了微波炉和电饭煲。热水器是房子自带的，浴缸旁边装好了电热水器。店里的营业员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干脆的顾客——不砍价，不纠结，从进店到下单一共只问了两句“能不能送货上门”“什么时候能到”。一张将近一万块的单子签下来，营业员的手都在发抖。
李勇在后面推着购物车，车里堆满了林诚随手买的小件——台灯、新的搪瓷缸子（这次是新的，不带缺口）、拖鞋、毛巾、床上四件套、浴巾、脸盆（新的）、一个能摆在阳台上的小茶桌。路过卖窗帘的店，林诚进去选了几幅双层的——一层遮光一层纱，和原来样板间里的窗帘是同一款式，颜色也是米色调的，李勇抱着一大摞窗帘杆跟在后面差点撞翻店里的模特。
全部送完装完，已经是傍晚了。家具电器的包装箱堆在门口摞了大半个人高，郝哥把它们一个一个踩扁了捆好放进楼梯间。客厅里那张新沙发上还蒙着防尘布，但三个人已经顾不上讲究了，坐在沙发上喝着刚从楼下便利店买上来的冰镇啤酒。夕阳从落地窗外斜照进来，给整个客厅镀了一层金色，空气中飘着新家具特有的木头味和布艺沙发刚拆封的轻微化学气味，还掺杂着一股隐约的铺面饭香——郝哥刚挂电话让翠兰从店里打包了一大份毛血旺和两盘凉菜，说搬家头一顿晚饭不开火，先凑合吃，过两天暖房酒再正经做一桌子。
晚些时候，郝哥和林诚盘腿坐在铺了旧报纸的茶几边，把翠兰包来的外卖盖子一个个挑开。李勇从厨房下水槽底下找着了林诚带来的那两罐腌菜，夹了几筷子辣白菜先搁进凉拌粉丝的碟子边上，然后拧开最后一罐蜂蜜柚子茶说自己也得给新家暖灶。
酒过三巡，郝哥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林诚，问了一句：“那个姓刘的，后来有消息吗？”
林诚端着他的搪瓷缸子——新买的，雪白的搪瓷没有一丝磨损。缸子里装的是郝哥存的那瓶老窖的最后一杯。他喝了一口，把缸子搁在茶几上。
“没什么好放在眼里的。”他看着窗外的夜色，语气很淡，“一个大混混而已。以后的日子，他碰不起。”
窗外零星的鞭炮声还在响，不时有一两颗烟花在远空升起，映在林诚眼底。郝哥端起自己的杯子，碰了碰茶几上林诚那个搪瓷缸子的边沿，两个杯子发出一声脆响，他没有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