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那个铁皮盒子的。
盒子藏在衣柜最深处，压在一堆旧棉絮下面，锈迹斑斑，像是被刻意遗忘了很多年。
里面装着二十七封信，每一封都写给我的父亲，每一封都没有寄出去。
最后一封的日期，是我出生那天。
我坐在满地狼藉的旧物中间，把那些信按照时间顺序排好，从黄昏读到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母亲这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铁皮盒子比想象中更沉。
我把它从衣柜最深处拖出来的时候，扬起的灰尘在黄昏的光线里翻涌成一片金色的雾。盒子四角都用胶带缠过，黄色的胶带已经脆裂，一碰就簌簌往下掉碎屑。盒盖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狠狠划过，金属表面微微翻卷，露出底下暗沉的锈色。
“陈姨，这个还要吗？”搬家公司的工人探头进来问。
“先放着。”我说。
其实没什么可搬的了。母亲走后，这间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终于要清空。家具大多处理掉了，剩下的都是些零碎物件——过期的药瓶、褪色的毛线团、装饼干的铁盒里塞满纽扣。我本来以为会很快结束，结果每翻一个抽屉都要停下来发呆。
工人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满地狼藉的旧物中间。夕阳从没拉窗帘的窗户斜照进来，把影子拉得很长。我拿起那个铁皮盒子摇了摇，里面有东西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胶带已经失去粘性，我很容易就打开了盒盖。
信。全是信。
牛皮纸信封已经泛黄发脆，有的封口还粘着干涸的胶水，有的直接敞着。我抽出最上面一封，日期是“1985年3月12日”。
那时候母亲二十岁。
信的开头写着：“志远，今天下雨了。”
字迹是母亲年轻时的笔触，比后来我熟悉的样子更秀气一些，横折竖钩都带着刻意的端正，像刚练字不久的学生。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写字这样认真。在我的记忆里，她的字总是潦草的——签在成绩单上的名字，写在水电费单背后的备忘，药盒上标注的服用时间，全是匆匆忙忙的笔迹。有时候连她自己过后都认不出来。
志远是我父亲的名字。
我把信放回去，又抽出下面几封看了看日期。从1985年3月开始，到1990年11月结束。一共二十七封，每一封都没有寄出去，每一封的收信人都是我父亲。最后一封的日期，是我出生那天。
我坐在那里，从黄昏读到深夜。
台灯昏暗，我把它调亮了些。信纸很薄，有些地方已经被虫蛀了细小的洞。母亲写信很少用完整的信纸，大多是随手撕下来的纸片，有的背面还写着别的东西——购物清单、电话号码、某个月的工资记录。她似乎总是在手边抓到什么纸就在上面写。
1985年3月12日那封信里，母亲写道：“今天是我来省城的第三天，在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我睡上铺。同屋的玲姐说，你分在机械厂，离这里坐公交要四十分钟。四十分钟，我算了一下，走路的话大概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见到你，可我好像走了很远很远才来到这个地方。”
我翻到第二封，1985年4月7日：“今天厂里放假，我去了机械厂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看见很多人进进出出，没有你。后来门卫问我找谁，我说找你。他说你今天加班。我说明天再来。其实我后来没有再去，因为我怕你真的出来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三封，1985年6月20日：“玲姐说你调走了，去了城南的分厂。城南，我在地图上找了很久。省城这么大，我来的第一个月就把脚磨破了，现在脚底都是茧。可我还是想去看看城南是什么样的，哪怕看一眼就回来。”
我往后翻，信里开始出现别的内容。1986年1月的一封写着：“今天车间主任问我愿不愿意去学质检，说做质检不用一直站着。我去了，因为站着太累，每天下来腿都是肿的。质检组的人都说我学得快，其实我只是比她们更怕被退回去。”
另一封1986年夏天：“今天发了第一份工资，八十块。给家里寄了五十，剩下三十。我买了双凉鞋，五块钱，剩下的存着。存着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觉得应该存着。”
这些信里，父亲像一个遥远的坐标。母亲写着写着，就会拐到别的话题上去——食堂的菜太咸，同屋的姑娘谈恋爱了，车间新来了一个技术员，长得像某个电影明星。然后下一段，又忽然拐回来：“志远，你吃饭了吗？”
读到1987年的信时，内容变了。母亲写：“今天收到家里来信，说给我说了门亲事。我没回。我知道爸妈是为我好，可我不想。不想就是不想，没有什么为什么。”
下一封隔了三个月：“玲姐问我是不是在等什么人。我说没有。她说没有就好，这年头谁等谁啊，等着等着就老了。”
我看到这里，把信放下，揉了揉眼睛。房间里很安静，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那钟也是要处理掉的旧物之一，指针停在三点二十七分，母亲走的时间。
我继续读。
1988年的信明显少了，只有三封。第一封写：“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人，背影像你。跟了两条街，后来那人回头，不是你。我站在那里很久，觉得好笑，又觉得笑不出来。”
第二封：“厂里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去了。吃了一顿饭，那人挺好的，说话很客气。可我回来就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可能是觉得对不起你。其实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我们什么都没有。”
第三封：“志远，我快要记不清你的样子了。”
1989年只有一封，很短：“今天体检，医生说我身体有点问题，要复查。我有点怕。如果是很严重的病，我就不治了。存的钱够给家里，不够别的。”
但母亲没有得病。她后来告诉我，那次只是误诊。
1990年的信从年初开始密集起来。1990年2月：“我今天去了城南。坐公交去的，四十分钟。城南都是新楼，干净，比我们这边好。我在那边的商场里转了一圈，买了一条围巾，红色的。售货员说很衬我。我戴上照了照镜子，觉得是挺好看的。”
1990年4月：“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老师。妈从老家赶过来，说这次无论如何要定下来。我说好。”
1990年6月：“老师人很好，不抽烟不喝酒，话不多。他问我想不想结婚，我说想。他说那我们就结婚吧。就这样定下来了。”
1990年8月：“今天收拾东西，翻出来以前写的很多东西。想烧掉，想了想又留下来了。留着也不知道做什么，可就是舍不得。”
1990年9月：“婚礼定在下个月。他对我很好，真的很好。我有时候想，这样也挺好的。”
1990年10月：“志远，我明天要结婚了。”
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信。我翻到最后，看到1990年11月17日。
最后一封。
那天我出生。
信写在半张病历纸背面，字迹潦草，比后来她签在成绩单上的还要潦草。开头没有写“志远”，直接是一句话：“今天生了个女儿。”
“孩子很健康，七斤二两。疼了一整天，我喊得整个产房都听见了。后来医生把孩子抱过来，我看了一眼，小小的，皱皱的，像只小猴子。他哭了，说像他。我看了看，觉得也像你。”
“其实我不该写这些。我已经结婚了，他有孩子了，我也有孩子了。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这些年我写了那么多封信，一封都没有寄出去，是因为我知道寄出去也不会改变什么。”
“可我还是想写。”
“今天医生问我要不要打无痛，我说不要。疼一点好，疼一点我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一整天我都在想，当年你离开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疼。”
“志远，我后来想明白了。你走的那天，我其实不怪你。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连手都没有牵过。可我就是忘不掉。忘不掉那个下雨天你在公交站台等车，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你很久。忘不掉你在机械厂门口抽烟，烟头扔了一地。忘不掉后来你调走那天，我追到车站，看见车开走，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
“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天我过了马路，叫住你，会怎么样？”
“但不会有答案了。”
“今天我有女儿了。我给她起名叫陈念。思念的念。他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说好听。他没有多问。他从来不多问。这样也好。”
“志远，这是最后一封信了。我要好好过日子，把女儿养大。你也要好好过日子。”
“曾经多少个牵肠拉扯不舍夜晚，今天都结束了。”
信到这里结束。
我坐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台灯的光把我围成一个小小的圆圈，圆圈外是暗的。窗外天已经快亮了，灰蓝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渗进来。我低头看那些信纸，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母亲这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她年轻时爱一个人，爱到写了二十七封没有寄出去的信，却没有一次敢过马路。她后来结婚，不是因为爱，是因为“这样也好”。她生孩子，取名“念”，却要等到二十五年后，才有人知道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
她总是这样。我想起她每天早起给我做饭，饭菜盛好了才叫我；想起她生病了不肯去医院，说“没事，忍忍就过去了”；想起她把我寄回去的钱都存起来，一分没花，最后又留给了我。她的一生都在为别人活。为她的父母活，为丈夫活，为我活，甚至为那个从未得到过的人活。唯独没有为自己活过。
我把信收进铁皮盒子里，盖上盖子。铁皮很凉，冰凉冰凉的，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捞出来的。
我忽然想到，那个铁皮盒子上的划痕是怎么来的。
大概是她很多次很多次想打开它，又最终没有打开。或者很多次想扔掉它，又最终没有扔掉。那道划痕也许就是某一天，她一个人坐在这个房间里，把盒子拿出来，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拿出剪刀——剪刀尖划过盒盖，留下一道痕。
但她终究没有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