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三次被圣安德鲁学院请出校门时，行李箱的轮子在柏油路上发出的声音像只得了哮喘的土狗。四月的风卷着柳絮往人眼睛里钻，我把那顶绣着校徽的棒球帽往地上一摔，踩着它碾了三下。教务处主任那副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准在我背后冒火，就像去年我把化学老师的酒精灯扔进金鱼缸时那样。
“林野渡，你会后悔的。”他在我背后喊，声音跟教堂里那台老管风琴一样又闷又假。
我没回头。后悔这词儿早就被那帮穿着浆过的白衬衫的家伙用滥了。他们觉得你该后悔顶撞师长，后悔在作文里写“校长的领带像条死蛇”，后悔在晚祷时偷偷嚼口香糖。可我后悔的是上周三没把苏旷那本写满酸诗的笔记本扔进厕所——那家伙总爱在自习课上戳我后背，问他写的“月光溺死在你睫毛上”够不够打动三班的温棠。
坐上开往市区的公交车时，我把车窗摇到最底。风灌进来，把我额前的碎发吹得乱七八糟。前排坐着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对着手机喊“赋能”“闭环”，唾沫星子溅在他锃亮的鳄鱼皮公文包上。我盯着那包上的纹路，突然想起圣安德鲁学院的校训石，上面刻着“笃信、笃行”，被历届学生摸得发亮，就像这公文包一样，透着股被无数只手反复搓揉过的油腻。
“小子，你校服哪买的？”后排有人拍我肩膀。是个留着莫西干头的青年，胳膊上纹着褪色的玫瑰。
“捡的。”我说。
他笑起来，露出颗金牙：“圣安德鲁的？我弟弟去年也从那儿滚蛋了，说里头的神父晚上总爱摸男生的后颈。”
我没接话。其实我见过那神父，他总穿着黑色长袍，手指苍白得像蚯蚓。上周告解时，我故意说我偷看了女生洗澡，他居然没骂我，只是压低声音问“看得清楚吗”。当时我盯着他长袍上的盘扣，突然觉得那玩意儿像颗生锈的子弹。
公交车在百货公司门口停下时，我看见温棠背着画板从里面走出来。她穿了条鹅黄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松松的马尾，发尾还卷着点卷儿。苏旷要是在这儿，准会说她像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柠檬蛋糕。
我下意识地往座位底下缩了缩。上周在图书馆，我撞见她跟美术老师站在《向日葵》复制品前说话，老师的手搭在她腰上，她没躲。那画面像根细针，扎在我眼里好几天。苏旷还傻乎乎地托我给她带情书，用烫金的信纸写的，开头就是“当我在柏拉图的洞穴里看见你的影子”。
温棠突然往公交车这边看过来，我赶紧把脸转向窗外。玻璃上我的影子歪歪扭扭，额角那块上周跟人打架留下的淤青还没消。等我再回头时，她已经走进了隔壁的咖啡馆，鹅黄色的裙摆在旋转门里闪了一下，像片被风吹落的花瓣。
我在站台蹲了半小时，看着穿西装的男人和穿高跟鞋的女人像水流一样淌过人行道。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差不多的表情，像是刚吞了块没味道的糖。苏旷说这叫“成年人的体面”，可我觉得更像殡仪馆里的假花。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微信：“你王阿姨说海关有个岗位不错，下周带你去见见人。”
我直接把手机关了机。王阿姨的儿子去年进了海关，听说现在每天的乐趣就是在朋友圈晒查获的走私化妆品。我能想象她会怎么跟我妈说：“男孩子嘛，稳定最重要，总不能一辈子野着。”
“野着”——这词儿从他们嘴里说出来，跟骂街没两样。可他们不知道，圣安德鲁学院的草坪夜里有多安静，星星低得像要掉下来，我和苏旷躺在球门框底下，数着天上的星座，他说要考美院，我说要去航校学开飞机。那时候风里都是青草味儿，不像现在，满鼻子都是汽车尾气和烤肠摊的油烟。
我拖着箱子往旧城区走。那里有我爸留下的一间老房子，自打他跟一个开画廊的女人跑了以后，就一直空着。我妈说那地方“晦气”，可我喜欢，尤其是阁楼的老虎窗，能看见别人家的屋顶，盖着一层厚厚的瓦，像老母鸡的羽毛。
路过一家音像店时，我听见里面在放《Yesterday》。老板趴在柜台上打盹，阳光透过积了灰的玻璃窗，在他背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光斑。我停下脚步，想起小时候，我爸总爱在周末的早上放这首歌，他用一把旧吉他跟着弹，跑调跑得厉害，我妈就坐在厨房门口择菜，嘴上骂着“难听死了”，嘴角却翘着。
那时候的日子好像加了层柔光镜，连灰尘都在光柱里跳舞。可现在，我爸的吉他早被我妈劈了当柴烧，厨房里的瓷砖裂了缝，再也没人在周末早上唱歌了。
老房子的锁锈得厉害，我费了半天劲才把钥匙插进去。推开门时，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像打翻了的中药罐。客厅的沙发罩上落了层灰，茶几上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茶，茶叶沉在杯底，像只缩成团的虫子。
我把箱子扔在地上，直接爬上阁楼。老虎窗果然没让人失望，斜斜地照进来一缕阳光，在地板上投下一块菱形的亮斑。我推开窗户，对面屋顶上有只猫正懒洋洋地舔爪子，看见我，嗖地一下蹿进了烟囱。
天黑的时候，我才想起自己一天没吃东西。下楼找了家还开着的面馆，老板娘是个胖大婶，系着条油乎乎的围裙，看见我就问：“学生？不上晚自习啊？”
“被开除了。”我搅着碗里的牛肉面，汤汁溅在桌子上。
她居然没惊讶，只是往我碗里多舀了一勺辣椒：“我儿子去年也被开除了，现在在汽修厂当学徒，挺好，至少不跟那帮狐朋狗友鬼混了。”
我没接话。她儿子大概不会在汽修厂的角落里偷偷写诗，也不会对着汽车零件发呆，想知道它们有没有灵魂。苏旷说我这是“青春期综合征”，等上了大学就好了。可我总觉得，有些东西坏了就是坏了，就像我爸那把吉他，拼不回去了。
吃到一半，手机突然响了，是苏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野渡，你丫跑哪儿去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喘，像是刚跑完步，“老班到处找你呢，说你要是肯写份检讨，还能回去。”
“回去看神父摸别人的后颈？”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苏旷的叹气：“温棠问你是不是真的走了。”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她问这干嘛？”
“不知道，”苏旷的声音低了下去，“她今天把你上次借我的那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还回来了，书里夹着片银杏叶。”
我想起那本书的扉页上，我画了只歪歪扭扭的猫头鹰。那是去年秋天，温棠在图书馆的窗边看这本书，阳光照在她头发上，像镀了层金。我趁她去打水的时候，偷偷画上去的，还写了行字：“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
“她没说别的？”我捏着手机的手指有点发僵。
“没了，”苏旷顿了顿，“对了，我爸给我找了个画室，下礼拜就去北京培训，可能……高考前都不回来了。”
我愣了一下。苏旷以前总说，要跟我一起考南方的大学，说那里的冬天不冷，树都是绿的。“挺好，”我听见自己说，声音有点干，“到了那边，记得多画点向日葵。”
挂了电话，面已经凉了。老板娘在电视前看狗血剧，女主角哭得稀里哗啦，她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付了钱，没跟她搭话。有些道理，说出来就像嚼过的口香糖，没什么意思。
走在回老房子的路上，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像块被人啃过的饼干。巷子里的路灯忽明忽暗，墙根下有只猫盯着我，眼睛亮得像两盏小灯。我停下脚步，它也停下，尾巴尖轻轻晃着。
“你也没地方去？”我问它。
它喵了一声，转身跳进了一个垃圾桶。
阁楼的老虎窗没关，风灌进来，吹得旧报纸沙沙响。我从箱子里翻出一件我爸留下的军大衣，裹在身上，坐在窗台上。对面屋顶上的瓦片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远处的高楼亮着星星点点的灯，像打翻了的棋盘。
我想起苏旷写的诗：“我们都是迷途的候鸟，翅膀上沾着别人的唾沫。”以前觉得这比喻挺傻，现在倒觉得挺贴切。我们都想往南飞，可总有什么东西拽着我们的翅膀，可能是爸妈的期望，可能是没说出口的喜欢，也可能是自己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
凌晨的时候，我好像听见楼下有动静，像是有人在开门。我握紧了口袋里的折叠刀——那是苏旷送我的生日礼物，他说“出门在外，总得有点防身的家伙”。可等了半天，也没见人上来。也许是老鼠，或者是风，老房子里总有些稀奇古怪的声音。
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梦里又回到了圣安德鲁学院的草坪，苏旷躺在我旁边，嘴里叼着根草，说：“野渡，你看那朵云，像不像温棠的发卡？”我抬头看，却看见天上飘着的都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书页哗啦啦地响，霍尔顿的声音从里面钻出来：“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醒来时，阳光已经把阁楼照得暖洋洋的。我走到老虎窗前，看见巷子里有个卖豆浆的小摊，热气腾腾的，像朵白色的云。穿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从摊前经过，说说笑笑的，书包上的挂件叮当作响。
我摸了摸口袋，手机还关着机。不知道我妈会不会着急，也不知道苏旷是不是已经上了火车，更不知道温棠今天会不会路过那家咖啡馆。
风从窗口吹进来，带着点豆浆的甜香。我深吸了一口气，好像闻到了青草的味道，还有阳光晒过的被子的味道，像很久以前，那个有吉他声和择菜声的周末早晨。
我把折叠刀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窗台上。刀刃在阳光下闪了一下，然后就暗了下去，像颗疲惫的星星。
巷子里的豆浆摊前，又围过来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他们的笑声顺着风飘上来，轻轻落在老虎窗的栏杆上，像一群刚睡醒的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