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磨道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虎捷营的甲胄寒光已成震慑宵小的利器。但朱常沅深知，刀剑可开疆，却难守土。欲将新得的滇东之地真正化为己用，成为进图云南全境、乃至抗衡北方强敌的稳固基业，文治与怀柔，须得与武功并进。他在南宁王府中，运筹帷幄，一系列巩固内政、拓展外交的举措相继推出。
内政之首，在于安民。 朱常沅以永明亲王、督师三省的名义，颁布《安滇诏》，核心只有八个字：“蠲免苛捐，劝课农桑”。他宣布，新附之滇东各府县，免除沙定洲时期的一切横征暴敛，当年钱粮赋税减半征收，给予民生喘息之机。同时，将从沙普联军手中缴获的部分粮秣，分发予受灾严重的百姓，并效仿在广西的做法，鼓励流民归乡，官府贷给种子、农具，奖励垦荒。一套简易却高效的流民安置、户籍管理制度迅速建立起来，使混乱的社会秩序开始走向稳定。
其次，在于用人。 对于原沙定洲麾下被迫顺从、或无大恶迹的中下层官吏和将领，朱常沅采取了“首恶必究，胁从罔究，才德可用者擢升”的宽大政策。只要愿意归顺，皆可留任试用，观其后效。此举迅速安抚了地方，避免了权力真空带来的混乱。同时，他大力提拔在征战和治理中涌现出的本地干才，以及从两广、湖广前来投奔的士人，逐渐搭建起一个更具活力、也更忠于他个人的行政班底。
再者，在于羁縻土司。 滇东南土司林立，关系盘根错节。朱常沅对在特磨道之战中保持中立或暗中相助的土司，如阿迷州沙氏（与沙定洲并非同支）等，大加赏赐，正式确认其世袭地位和领地，并开放互市，给予贸易优惠。对少数曾助纣为虐、但实力不俗的土司，则施以惩戒后加以笼络，使其不敢再生异心。他以亲王之尊，却常亲自接见前来拜谒的土司头人，待之以礼，晓之以理，动之以利，渐渐将大部分滇东南土司纳入其影响之下。
然而，朱常沅的目光早已越过滇东的山川。他知道，要彻底解决云南问题，乃至应对未来更大的威胁，仅靠自身力量远远不够。他必须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图，行“远交近攻”之策。
这一日，他将沐涵与几位心腹谋士召入密室。
“沐姑娘，滇西方面，沐国公处近来消息如何？”朱常沅关切地问道。与沐天波的联络，是他在云南布局的关键一环。
沐涵取出一封密信，脸上带着一丝振奋：“回王爷，家叔来信。得益于王爷在滇东的大胜和木氏土司的全力支援，沙定洲部署在滇西的压力大减。家叔已趁机整合旧部，收复了永昌（今保山）、腾越等数座城池，如今麾下可战之兵已恢复至近万，粮饷虽仍困难，但士气高昂。家叔在信中再三感谢王爷力挽狂澜，并明确表示，愿奉王爷号令，共讨国贼，兴复大明！”
“好！太好了！”朱常沅抚掌大喜。得到沐天波的正式效忠，不仅意味着他在云南获得了最具正统号召力的盟友，更意味着他“总督云贵”的名分开始落到实处。“速回信沐国公，望其固守滇西，整军经武。待孤稳定滇东，筹集足够粮饷，便西进与公会师，共击昆明！”
稳住沐天波，是“近攻”沙定洲的基础。而“远交”，则需更有魄力的手笔。朱常沅的目光投向了北方和东方。
“清虏势大，乃我大明心腹之患。然其四面出击，兵力亦有不足。东南有郑家，海上称雄；西南有张献忠余部，盘踞四川。此二者，虽非我同道，然此刻，或可引为牵制清虏之外援。”朱常沅缓缓道出思虑已久的策略。
他决定，双管齐下：
遣使赴福建（后可能随隆武朝廷移动）： 除了向隆武帝汇报云南战况外，更重要的任务是设法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建立联系。即便不能结为牢固同盟，也要传达“共抗清虏”的意向，至少避免在东南方向与郑家发生冲突，使清廷得以集中力量西顾。
秘密联络大西军余部： 张献忠虽已战死，但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收拢余部，占据四川，实力不容小觑。朱常沅深知这些人与明朝官军有血海深仇，联合难度极大，但“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他计划派精干机敏之士，携带厚礼和亲笔信，尝试与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接触，不求结盟，只求建立沟通渠道，传达“若清军攻川，我军可袭其后”的潜在合作可能，以期牵制清军部分兵力。
“王爷此策，实为老成谋国之道。”一位老成谋士赞道，“然与流寇……恐惹朝野非议。”
朱常沅神色坚定：“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若能缓清虏兵锋，为我在云南、在两广争取更多时间，些许非议，孤一力承当！当前首要，是活下去，是壮大起来！”
文治布新，内政渐稳；远交近攻，布局深远。朱常沅不再仅仅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更展现出作为一位乱世枭雄的雄才大略。他的势力，在血与火的洗礼后，正悄然进行着更深层次的蜕变，为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积蓄着更为雄厚的力量。云南的棋局，已悄然联系到了整个天下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