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边上的雄鹰旗插了五天。
这五天里，诺德海姆子爵那边没有任何动静。边界上的草场安安静静，小溪的水照常流淌，连对面丘陵上的羊群都往北撤了。格哈德派出去的哨兵每天回报：无事。
杨定山却不让松懈。他带着远瞳队员在界碑南边扎了营，搭起帐篷，挖了灶坑，摆出一副要长住的架势。每天清晨太阳还没翻过东边的山梁，营地里就响起了操练的声音——六个人站成一排，拉弓、放箭、收弓、再拉弓，一遍一遍。杨定山站在旁边，手里握着长刀，刀尖点地，目光在每个人身上扫过去。谁的肩膀歪了，谁的弓没拉满，他不用说话，只走过去，伸手在那人肩膀上按一下，对方就明白了。
操练完了，就开始“实弹打靶”。
这是杨定军的说法。杨定山觉得叫“炸石头”更贴切。他在草场北边找了一块半人高的花岗岩，颜色灰白，质地坚硬，在溪水冲刷了不知多少年之后表面变得圆溜溜的。他把岩石作为靶子，让队员们从五十步外轮流投掷手雷。
第一天炸了四次，岩石裂了一道缝。第二天又炸了五次，裂缝扩大，碎石子溅了一地。第三天炸了六次，岩石从中间崩开，分成两块，断面露出新鲜的灰白色，在阳光底下刺眼。第四天和第五天，杨定山让人炸那两块碎石，炸到最后，半人高的岩石变成了一地碎石片。
每一次爆炸，声音都滚过草场，滚过小溪，滚进北边诺德海姆丘陵的林子里。回声在山谷间来回弹了好几次才消散。硝烟升起来，被北风吹散，灰白色的烟柱隔着几里地都能看见。
杨定山要的就是让人看见。
到第六天，了望哨的哨兵骑马过来，说北边土路上来了一队人，打着白旗。杨定山正在擦刀，听完把刀插回鞘里，说了声“等着”，然后继续擦刀。哨兵愣在那里，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旁边的远瞳队员拉了他一把，小声说：“队长说等着，就是让他们等着。”
那队人在界碑北边等了小半个时辰。
杨定山这才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带着两个队员走过去。他没有骑马，走得也不快，皮靴踩在草场上，一步一步，不紧不慢。
白旗下面站着五个人。领头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毛长袍，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手里捧着一只木盒子。他身后站着两个侍从和一个车夫，车夫牵着一辆驴车，车上堆着几捆东西。第五个人杨定山认得——鲁特格尔，就是六天前在这里被手雷震得蹲在地上不敢动的那个侍从骑士。他的手腕还缠着绷带，站在灰袍男子身后，目光躲闪，不敢看杨定山。
灰袍男子上前一步，把木盒子双手递过来。“诺德海姆子爵阿达尔伯特大人，向林登霍夫伯爵致意。”他的拉丁语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但说得还算流利，“前些日子边界上发生的事，子爵大人已经查清楚了。是手下人不懂规矩，擅自越界，子爵大人事先并不知情。为此，子爵大人深表歉意。”
杨定山没有接木盒子。他看了一眼驴车上的东西——几捆羊毛、两只木桶、一小袋大约是银币的东西，鼓鼓囊囊的。
“越界的牛羊呢。”杨定山说。
灰袍男子愣了一下，然后立刻点头。“已经全部赶回去了。子爵大人下令，边界以北五里内不许放牧，以免再发生误会。”
杨定山看了看鲁特格尔。鲁特格尔的喉结动了动，往后退了半步。
“射伤我们哨兵的那一箭，是你们的人放的。”杨定山说。这不是问句。
灰袍男子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是……是手下人鲁莽。子爵大人已经责罚过当事人了。”
杨定山没有追问是怎么责罚的。他伸出手，接过了木盒子。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封写在羊皮纸上的致歉信，底下压着十几枚银币。杨定山把信抽出来看了一眼——拉丁文，措辞客气，落款处盖着诺德海姆子爵的纹章，交叉双剑。他把信放回去，合上盒子，递给身后的队员。
“东西收下。”杨定山说，“话带回去。边界以小溪为界，界碑为凭。诺德海姆的人，不要过界碑。”
灰袍男子连连点头。
杨定山没有再看他。他转过身，对身后的队员说：“把营撤了。下午回林登霍夫。”
当天傍晚，杨定山带着远瞳队员回到了林登霍夫城堡。他把木盒子放在杨定军面前，把灰袍男子的话复述了一遍。杨定军听完，打开盒子看了看信，又看了看银币，然后把盒子合上了。
“你觉得他们还会再来吗。”杨定军问。
杨定山想了想。“暂时不会。以后不一定。”
“以后是多久。”
“要看他们什么时候摸清手雷的底细。”杨定山说，“这次他们退了，是因为不知道咱们扔的是什么。等他们弄明白了，可能还会伸手。”
杨定军点了点头。他把木盒子推给格哈德。“银币充公，修城堡的屋顶。信存档。那几捆羊毛和木桶，分给边界上的哨兵。”
格哈德接过去，又问：“伯爵大人，诺德海姆那边，要不要回一份礼？”
“不回。”杨定军说，“他送的叫赔礼，不是贺礼。赔礼不需要回。”
格哈德不再问了。
杨定军在林登霍夫又住了两天，把瓦尔德堡的豆田又看了一遍，把阿达尔贝特和埃伯哈德的领地也走了一趟，确认各处的水渠和庄稼都正常。第三天一早，他和杨定山带着远瞳队员骑马回盛京。格哈德站在城堡门口送他们，一直目送到马队翻过南边的山梁，才转身回去。
盛京的夏天到了。
阿勒河两岸的杨树叶子被太阳晒得卷了边，河面上的光斑碎碎的，晃得人睁不开眼。工坊区的水车从早转到晚，水声哗哗的，混着铁锤敲打的叮当声和纺车转动的嗡嗡声，成了盛京这个季节固定的背景音。
杨定军回到盛京后，一头扎进了钾碱工棚。北边的碱矿供应虽然暂时稳住了，但草木灰提碱的产量一直在往上走。弗里茨带着工人们把浸提池从五口增加到了八口，蒸发灶从两口增加到了四口，每天产出的粗制钾碱已经能覆盖盛京工坊三成的用量。杨定军把每一批钾碱的纯度都记在本子上，栎木灰、松木灰、麦秸灰、豆秸灰，不同的灰在不同的浸提时间和蒸发火候下，钾含量能差出一倍。他把这些数据整理成了一张表，贴在工棚的柱子上，让弗里茨照着操作。
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杨定军从钾碱工棚出来，在码头边碰见了杨保禄。杨保禄正站在河边，看着河水出神。
“小乔治该回来了。”杨保禄说。
杨定军算了算日子。小乔治和卡洛曼五月底出发，说好来回大概两个月。现在七月中了，确实该回来了。
“翻山的路不好走。”杨定军说，“去的时候是夏天，回来的时候山里可能下雨。下雨就慢。”
杨保禄没有接话，只是看着河水的方向。莱茵河从南边流过来，在盛京这一段叫阿勒河，河道窄一些，但水是一样的水。商队从意大利回来，走的是逆流——从米兰翻过圣哥达山口，到巴塞尔，然后沿着莱茵河往上游走，一路上要过好几道急流和浅滩，比去的时候更慢。
两人在码头边站了一会儿，谁也没再说话。
小乔治的商队是七月十九那天到的。
先回来的是卡洛曼派出的信使——一个米兰本地的年轻骑手，骑着一匹耐力极好的山地马，从巴塞尔一路换马不换人，只用了两天就赶到了盛京。信使带回来一封卡洛曼的亲笔信，信上只有寥寥几行字：货物已全部出手，硫磺和硝石的供货契约已签，价格比北边便宜一成。带回来三车原料样品、一批书籍、一名玻璃工匠。队伍在巴塞尔换船，预计三日后抵达盛京。
杨保禄看完信，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三趟，然后让人去通知杨定军、通知杨亮、通知码头准备接货、通知厨房多准备几个人的晚饭。
三天后，商队的货船在盛京码头靠了岸。
小乔治第一个跳下船。他比出发时瘦了整整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脸上被山风吹得粗糙泛红，嘴角裂了一道口子，结了淡褐色的痂。但他的眼睛亮得很，走路带风，一下船就直奔杨保禄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卷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羊皮纸契约。
“大少爷，硫磺和硝石的契约，签了。”他把契约递过去，声音沙哑但压不住兴奋，“吉拉尔迪先生名下那座硫磺矿，年产量大约三百袋。他答应全部供应给咱们，价格比北边矿主的报价低一成。硝石走的是威尼斯商人的路子，吉拉尔迪帮忙谈的价，也比北边低一成。两样加在一起，每年能省下将近一百枚金币。”
杨保禄接过契约，展开来仔细看。拉丁文写的，条款一条一条列得清楚：供货数量、质量标准、交付周期、结算方式、违约罚则，每一条后面都盖着吉拉尔迪的纹章和铁冠兄弟会的商会印章。契约一式三份，盛京一份，吉拉尔迪一份，米兰市政议会备案一份。
“吉拉尔迪这个人，办事规矩。”杨保禄看完，把契约小心地收进怀里。
“还有。”小乔治从怀里又掏出一卷纸，比契约薄一些，“他听说咱们盛京有藏书楼，让我把这几本书带回来。说是他年轻时在佛罗伦萨买的，现在用不上了。”
杨定军接过那卷纸。不是纸，是四本用牛皮做封面的手抄本书籍。第一本封面上写着拉丁文书名，字迹工整，大致是关于农业耕作的，里面画着各种农具的图样和轮作的示意图。第二本讲建筑，记录了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拱券做法和石墙砌法，还有几张教堂工地的草图。第三本是一本地图册，画着意大利各城邦和阿尔卑斯山南北商路的走向，虽然比例不准，但大的方位和重要的关卡、渡口都标出来了。第四本最薄，封面上写着“玻璃与金属之色”，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矿物和金属在火焰中的颜色变化。
杨定军翻开第四本，看了几行，手指停在了某一页上。
那一页的页边画着一个小图：一只坩埚，旁边标注了几种材料的名称和配比。其中一行字被他认出来了——拉丁文的“铜”和“钴”。他曾在父亲的笔记里读到过类似的记载：某些金属的氧化物在玻璃熔制过程中加入，可以使玻璃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父亲写得简略，只说“曾见于后世书籍，铁呈绿，铜呈红，钴呈蓝，锰呈紫，然配比不详”。眼前这本书里，居然把配比写出来了。
杨定军把书合上，握在手里。“这个人情不小。”
“吉拉尔迪说，这不是人情，是诚意。”小乔治说，“他想要盛京细布和玻璃在米兰的独家代理权，这些书算是他提前表示诚意。”
卡洛曼从船上下来时，正听见这句话。他走到杨保禄面前，把一封吉拉尔迪的亲笔信递过去。“吉拉尔迪是个老狐狸，但他有一点好——他知道长远买卖比一次赚多少更重要。这些书是他压箱底的东西，肯拿出来，说明他是真想把这条商路做长久。”
杨保禄把信收好。“你这次辛苦了。”
卡洛曼笑了笑。他的笑容比出发前多了几分疲惫，但精神头不差。“我在盛京住了四年，该出一份力。”
最后从船上下来的，是一个杨定军没见过的人。
三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肩膀宽厚，手臂上肌肉结实，一看就是常年在高温和体力活里泡出来的。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卷曲着贴在额头上，脸上被炉火烤得泛红，手指粗糙，指腹上有几处烫伤的旧疤痕。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短袍，背上背着一个用麻布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条形包袱，站在码头上，眼神有些警惕，又有些好奇，打量着这个他从未到过的地方。
“这位是朱塞佩。”小乔治介绍道，“米兰的玻璃工匠。”
朱塞佩朝杨保禄和杨定军点了点头，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话。卡洛曼翻译道：“他说，感谢收留。”
杨保禄看向小乔治。小乔治把朱塞佩的来历说了一遍。他在米兰的时候，吉拉尔迪带他参观了几个工坊，朱塞佩是其中一个玻璃工坊的匠人。手艺好，能独立配料，能吹制，能冷加工，但他待的那个工坊去年换了东家，新东家压工钱，朱塞佩干了半年实在干不下去了。听说盛京的玻璃工坊要人，工钱公道，他愿意来。
“米兰的玻璃行会不拦着？”杨保禄问。
“拦。”卡洛曼说，“威尼斯的玻璃行会管得更严，匠人私自外逃，抓回去要剁手。米兰的松一些，但也有限。朱塞佩是趁着夜里走的，工坊的东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吉拉尔迪帮忙打了掩护。”
杨保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没有多说什么。盛京这些年收留过不少人——弗里茨是二十多年前从科隆来的，汉斯是萨克森逃荒过来的，卢卡是巴塞尔一个木匠的儿子，学不到手艺自己跑来的。来盛京的人，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难处。盛京不问这些，只要来了，肯干活，就是盛京的人。
“先安顿下来。”杨保禄说，“住的地方让人安排。工坊的事，明天再说。”
朱塞佩被安排在工坊区边上的一间木屋里。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有床，有桌，有灶台。杨保禄让人送来了一床新棉被、一套陶碗陶盘、一袋麦粉、一块熏肉、一罐盐。朱塞佩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看过去，蹲在灶台前面，沉默了很久。卡洛曼后来告诉杨保禄，朱塞佩在米兰的工坊里干了十二年，东家从来没给他置办过一套像样的碗盘。
第二天一早，杨定军去了玻璃工坊。
朱塞佩已经在那里了。他站在工坊门口，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盛京的玻璃工坊比米兰的小得多，只有一座炉子，两个助手，一个学徒。炉子是用耐火土砌的，坩埚是盛京铁匠坊自己打的铁坩埚，跟米兰用的陶土坩埚不一样。工坊的角落里堆着石英砂、石灰石和草木灰——盛京自己做钾碱，所以熔制玻璃用的助熔剂是自己产的钾碱，不是意大利常用的钠碱。这些原料、设备、配方，跟朱塞佩在米兰用了十几年的都不一样。
他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走进工坊，蹲在炉子前面，伸手摸了摸炉壁的耐火土。摸完，他站起来，走到原料堆旁边，捏了一撮石英砂在手指间捻了捻，又闻了闻钾碱的气味。
杨定军站在门口，没有说话。他在等朱塞佩看完。
朱塞佩看完原料，走到坩埚旁边，往里看了看。坩埚里还有昨天剩下的玻璃液，冷却了一夜，表面凝固成了一层灰绿色的硬壳。他看了那层硬壳的颜色，眉头皱了一下。
“铁。”他用刚学的一个德语词说，指了指坩埚。
杨定军点了点头。铁坩埚在高温下会有微量铁元素溶入玻璃液，导致玻璃带上灰绿色。盛京产的玻璃器皿一直有这个毛病——不够透，总带着一层淡淡的绿灰底子。杨定军知道问题出在坩埚上，但陶土坩埚的配方他没有，父亲也不记得。用了几年的铁坩埚，慢慢也就习惯了。
朱塞佩把他的长条形包袱打开。里面是一套吹制工具：几根长短不一的吹管，铁制的，管身细长，吹嘴处磨得光滑发亮；几把剪刀，几块湿木板，还有一个小陶罐。他拧开陶罐的盖子，倒出一些深蓝色的粉末在掌心里，伸给杨定军看。
钴蓝料。
杨定军接过来，借着窗户的光仔细看。粉末极细，颜色深得像碾碎的夜空。他用指尖蘸了一点，轻轻捻开，蓝色的粉末在指腹上留下一道浓重的痕迹。
他想起父亲笔记里写过的话——“钴呈蓝，配比不详”。父亲知道钴能烧出蓝玻璃，但不知道怎么配，也买不到钴料。钴矿在欧洲的产地极少，主要控制在威尼斯商人手里，价格昂贵，而且几乎不单卖——威尼斯人把钴料和石英砂预先混合好，做成“蓝料坯”出售，买家拿到料坯直接熔制就行，永远不知道真正的配方是什么。
“这个，你怎么有的。”杨定军问。
朱塞佩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卡洛曼不在场，杨定军听不懂。朱塞佩见他不明白，做了几个手势：先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北方，做了一个偷偷摸摸揣进怀里的动作。
杨定军看懂了。朱塞佩离开米兰时，从工坊里带出来的。
他没有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朱塞佩愿意把这东西拿出来给盛京用，就已经够了。
当天，杨定军让人停了玻璃工坊的其他活，专门腾出炉子来试蓝玻璃。朱塞佩把钴蓝料小心翼翼地分成几小份，按照他记忆中的配比，跟石英砂、石灰石、钾碱混合在一起。他没有秤，全靠手感和经验——抓一把石英砂，掂一掂，再加钾碱，再掂一掂，然后撒入钴料，用一根铁棍在干料里反复搅拌，直到颜色均匀。
第一炉，钴料加少了。熔出来的玻璃液是淡蓝色的，像冬天阿勒河上的冰，颜色太浅，不够艳。朱塞佩看了看熔体的颜色，摇了摇头，把这一炉倒进了废料槽。
第二炉，他加了将近一倍的钴料。杨定军在旁边看着，心里默默计算着配比。这一次熔出来的玻璃液颜色深了，是一种浓郁的深蓝色，但对着光看，颜色不太均匀，有一团一团的深色斑块。朱塞佩用吹管蘸了一点玻璃液，吹了一个小泡，在火光下转着看。看完，他又摇了摇头。搅拌不够，钴料在玻璃液中分散不均匀。
第三炉，朱塞佩改变了做法。他没有把钴料直接混入干料，而是先把钴料跟一小部分石英砂和钾碱预混，磨得极细，然后才加入主料中。熔制过程中，他用一根长铁钩不断搅动坩埚里的玻璃液，搅了整整一个下午。
傍晚时分，炉火映得工坊的墙壁通红。朱塞佩的脸上全是汗，被炉火烤得油亮。他用吹管从坩埚里挑出一团玻璃液，那团熔体在火光下呈现出一种极深的蓝色，几乎像是黑的。他深吸一口气，对着吹管轻轻吹气，玻璃液慢慢膨胀起来，变成一个拳头大小的泡。他一边吹一边转动吹管，玻璃泡在空气里渐渐冷却，蓝色开始显现出来——不是黑的，是一种深沉而均匀的蓝色，像黄昏时分阿尔卑斯山天空的颜色。
他把吹管从嘴上移开，将玻璃泡举到窗口。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泡照进来，整个工坊都被染上了一层蓝莹莹的光。墙壁、工具、杨定军的脸、朱塞佩自己的手，全部浸在那层蓝色的光晕里。蓝色均匀极了，从头到尾，从薄处到厚处，没有任何斑块，没有任何杂色。
朱塞佩看着手里的蓝色玻璃泡，忽然笑了一下。那是他来到盛京之后第一次笑。
杨定军接过吹管，也对着光看了看。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这一炉蓝玻璃的配比，他全程看在眼里，记在本子上了。钴料与石英砂的比例、预混的方法、熔制的温度、搅拌的次数。本子上的数字加在一起，就是配方。
有了配方，蓝玻璃就不是一次性的运气，是可以反复制造的东西。
第一批蓝玻璃器皿出窑，是三天以后。
朱塞佩用了两天时间，把那一炉蓝玻璃液全部吹制成型。六只高脚杯，三把酒壶，两只果盘，还有一些零碎的小件。冷加工又花了一天——用湿木板打磨杯口，用细砂石抛光表面，用铁针刻出简单的花纹。朱塞佩的手艺确实好，吹出来的杯子壁薄而均匀，壶的把手跟壶身浑然一体，果盘的边缘微微外翻，弧度恰到好处。
杨保禄听说蓝玻璃烧出来了，从码头那边赶过来。他走进工坊时，朱塞佩正在用一块软皮擦拭最后一只高脚杯。六只杯子一字排开在窗边的木桌上，午后的阳光穿过杯壁，在桌面上投下六个圆圆的蓝色光斑。
杨保禄没有说话。他拿起一只杯子，举到眼前，转着看了一圈。然后放下，拿起第二只，又转着看了一圈。六只杯子他全部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最后一只，看向杨定军。
“这个颜色，能稳住吗。”
“能。”杨定军把本子举了举，“配比记下来了。”
杨保禄又看了看那些杯子。他没有问朱塞佩是怎么做到的，没有问钴料从哪里来，没有问配比是多少。这些事，有杨定军管着就够了。他只问了一件事：“这一炉，值多少钱。”
杨定军想了想。北边科隆的商人买盛京的普通玻璃杯，一套六只，出价大约相当于一头公牛。这批蓝玻璃，颜色的均匀度和透光度都比普通玻璃高出一大截，在整个莱茵河流域恐怕都找不到第二家能烧出来的。但究竟值多少，他也没有底。
“先不卖。”杨定军说，“拿到集市上摆出来，看看反应。”
盛京的集市每旬逢三逢八开市，地点在码头边的一片空地上。周围领地的庄户、林登霍夫来的商人、莱茵河上过往的船工，都在这里买卖。规模不算大，但人流不断。
七月二十三，逢三，正是开市的日子。
杨保禄让人在集市最好的位置支了一张长桌，铺上漂白细布，把六只蓝玻璃高脚杯、三把酒壶、两只果盘全部摆出来。日头底下，蓝玻璃的颜色比在工坊里更艳，远远望过去，像桌上放了一排凝固的蓝色水珠。
第一个被吸引过来的不是商人，是一个船工的老婆。她在桌边站了好一会儿，盯着那只果盘看，然后问价。摆摊的伙计报了一个数目，她倒吸一口气，走了。
真正识货的人是午后来的。一个从科隆来的布商，四十多岁，穿着体面，每年春秋两季都来盛京收购细布。他路过长桌时，脚步忽然停了。他退回来，弯下腰，把脸凑近那排杯子，从排头看到排尾。看完，他直起腰，问了价钱。
伙计报了数。
科隆商人沉默了几息，然后从怀里掏出钱袋，数出金币，买走了两只蓝玻璃高脚杯。他没有还价。伙计把钱收好，看着商人走远，手还有些抖。
傍晚时分，杨保禄来到集市。长桌上的蓝玻璃器皿已经卖掉了大半——六只杯子卖了四只，三把酒壶卖了全部，两只果盘卖了一只。收上来的钱币在钱箱里堆成了一小堆，有金币，有银币，还有几枚科隆商人带来的外国钱币，成色各异。
杨保禄把钱箱的盖子合上，转过头，对杨定军笑了一下。
“多开几炉。”他说，“有多少，卖多少。”
杨定军点了点头。他怀里揣着那个记了配方的本子，本子的封皮被体温捂得温热。他想，父亲看到这些杯子，大概也会笑。
傍晚的光从西边照过来，把盛京的石板路和工坊的屋顶都染成了一片暖色。阿勒河的水声依旧，码头边的集市开始收摊，商贩们把没卖完的货物装回筐里，互相打着招呼，约定下一集再来。远处钾碱工棚的烟囱还冒着青烟，弗里茨大概又在守着蒸发灶。
杨定军和杨保禄沿着石板路往回走。经过水力工坊时，新装的几台十六锭纺车正在运转，嗡嗡的声音从木墙后面透出来，混着水车的吱呀声，沉闷而持续。
杨定军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父亲说，英国人当年花了五六十年才走完纺织业的工业化，盛京比他们晚了一千年，但盛京有一个他们没有的优势——知道这条路走得通。
蓝玻璃的配方，小乔治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硫磺契约，吉拉尔迪送的那四本书，朱塞佩藏在包袱里的钴料，甚至诺德海姆子爵被手雷吓退后送来的那封致歉信。这些事，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盛京正在一点一点地，把触角伸到更远的地方去。
杨保禄走到自己院子门口，停下脚步。“那个意大利工匠，叫朱塞佩的。”
“怎么了。”
“给他加一份工钱。他值。”
杨定军应了一声。两人各自回了院子。
月光照在盛京的石板路上，也照在工坊区那排新烧出来的蓝玻璃器皿上。没卖完的一只杯子和一只果盘收在库房里，用细布裹着，等着下一集继续摆出来。库房的小窗透进一道月光，正好落在蓝玻璃杯的杯壁上，把那抹蓝色映得幽深而安静，像阿尔卑斯山某个湖泊在深夜里的颜色。
明天还会有人来看，来问价，来买。后天也是，大后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