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起笔，给马麟回了一封电报。五个字。
“可以答应。”
但拉锯仍在继续。红军不让地盘，马家军想要个台阶。双方又在细节上僵持不下——控制线从哪天的战线算起？走廊开放到什么程度？过路商队由哪一方护送？缓冲区划在哪里？每一个问题都要你来我往好几轮。
“一月二十日的战线和今天又不一样。”马麟在桌上摊开地图，手指点在几个位置上，“你们占了张掖，那是战果，我不说什么。但永昌外围的几个堡寨——昨天你们又推进了两里地。这算控制线内的，还是控制线外的？”
陈政委不紧不慢地呷了口茶。“马老先生，你们韩旅长兵败溃退，我们追击是正常作战行为。以战止战，停战的谈判桌上，战果当然归胜方。”
“陈主席，这就不讲道理了——”
“讲道理，老先生。”陈政委放下茶碗，“我们红军从来讲道理。谁打赢的，归谁。”
马麟噎住了。
电报在西宁和张掖之间来回传递。马步芳在书房里踱步，传令兵跑进跑出。
“陈主席，我方再退一步。”马麟在第三轮谈判时终于松了口，“控制线以现存实际线为准。但走廊开放要有限制——物资一个月只能过两次，每次需提前三天通知我方，并由我方派人护送。”
“一个月两次？”陈政委摇头，“老先生，你这不叫开放走廊，叫掐走廊。不行。物资通行不限次数，只要是我方物资，打上封条，沿途不得开验。”
谈判的转机，来自一份联名上书。
张掖城里的商人、乡绅、各寺院的阿訇，几十个人联名写了一封信。送的却不是红军指挥部，而是西宁马步芳的公馆。信不长，措辞恭敬，但字字诛心——请求停战。为了和红军作战，马步芳基本上把青海掏空了。
马步芳把信放在桌上，盯着那些名字，很久没说话。
“签吧。”他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让他们再让一步。就说——马某人困守青海一隅，望红军给个面子。”
马麟把话带到了张掖。陈政委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行。二月一日为界。二月一日前取得的阵地，归红军；二月一日后，停止一切进攻。走廊物资通行不限次数，每次提前通知即可。”
马麟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最后的价码了。
一九三七年二月初，《河西停战协定》在张掖城正式签署。
协议共五条。第一，双方以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实际控制线为界，互不侵犯。第二，马家军开放河西走廊通道，允许红军运输援助物资通过，沿途哨卡不得阻拦检查。第三，双方在控制线两侧各二十里内设立非军事缓冲区，除维持治安的民团外不得驻扎正规军。第四，红军释放韩起功及被俘的马家军团级以上军官；马家军释放被关押的红军战俘及同情红军的百姓。第五，双方恢复通商，马家军不得对与红军控制区进行贸易的商队征收额外税赋。
陈政委签完字，把笔放下。
“马老先生，我们红军讲信用。”他看着马麟，“你们守约，我们就守约。”
马麟没说话，只点了点头。
至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以张掖为中心，西面的临泽、高台，东面的山丹、永昌，南面的民乐，连成一片稳固的根据地。扁都口牢牢控在红军手里，马家军的粮道依然卡在红军的指缝间。
与此同时，西安事变的余波还在震荡。
蒋回到南京后，立即部署了五个集团军，从东西两线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兵力多达三十九个师。东线以顾祝同为总司令，沿陇海路西进，直逼西安。西线以蒋鼎文、朱绍良为总司令，从陕甘边境向东推进。军事包围的同时，蒋提出处理善后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集结在陕甘，但中央军进驻西安；乙案，东北军东调至安徽、河南一带，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同样进驻西安。蒋的真实意图，是拆散张、杨与红军在西北形成的三角联盟，将西北地区完全置于南京的直接控制之下。
张学良被扣后，西安方面群龙无首，内部矛盾激化。以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接受甲案，保全实力，避免内战。以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为代表的主战派则情绪激愤，要求打仗救回张学良，不惜与中央军决一死战。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矛盾爆发。主战派少壮军官刺杀了主和派核心人物王以哲。这一枪让东北军内部彻底分裂，陷入混乱。主和派失去了核心，主战派也失去了理智和方向。
“二二事件”的发生，使西安方面的抵抗力量土崩瓦解。东北军内部混乱不堪，最终接受乙案，全军东调。二月八日，中央军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和平进入西安，实现了对西安的控制。三月，东北军开始东调，分驻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被分割整编，失去了作为独立整体的力量。杨虎城被迫辞职，随后出洋考察。红军则从关中地区返回陕北。至此，西北的三角联盟彻底瓦解。
与此同时，陕北。
国共之间的改编谈判已进行了数月之久。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开始，中共高层就一直在西安、南京之间往返奔波。谈判的议题一个接一个——红军的编制、番号、驻地、军饷、指挥权，每一项都要反复拉锯。蒋介石虽人在南京，但对红军的防备从未放下。他开出的条件苛刻：红军缩编为一个军，师长以上军官全部出国考察，部队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陕甘宁划定驻地，不得擅自移动。延安方面当然不会全盘接受。双方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电报在西安、延安、南京之间穿梭不息。
这是一场漫长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