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到2015年，是“梅姨”案最黑暗的几年。
专案组不是没有努力。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事——跨省协查、dNA数据库比对、在各大火车站和汽车站张贴模拟画像、通过媒体发布悬赏通告。何伟根据新的目击者描述，前后修改了四次画像，每一版都更加精细，但每一版都像往大海里扔了一颗石子。
“梅姨”似乎具备了某种反侦查的本能。她从不在同一个城市停留超过三个月，从不使用手机，从不在银行留下交易记录——她只用现金。她带着孩子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像一只迁徙的杜鹃，把别人的蛋衔在嘴里，飞到一个新的巢穴。
更可怕的是，她开始“进化”了。
2011年，我们从一个被解救的孩子口中得知，“梅姨”学会了伪装。她会戴假发、戴眼镜、穿不同的衣服，有时候扮成清洁工，有时候扮成摆地摊的小贩。她的体态也发生了变化——她瘦了，右腿的拖曳不再那么明显，可能是做了某种治疗，也可能是刻意改变步态来躲避追踪。
“她是个天才。”何伟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说，说完自己愣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是个犯罪的天才。”
我没有说话。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能如此精心地伪装自己、具备如此强的反侦查能力的人，她到底是什么来路？
2012年，我找到了一点头绪。
那一年，我去邻省追查一条线索，在当地公安局的档案室里，偶然发现了一份1988年的卷宗。卷宗已经泛黄了，边角都被虫蛀出了小洞，但上面的字迹还能辨认。
那是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年轻女性，名叫李秀梅，时年二十三岁，在某市的火车站被抓获，当时她正带着一个三岁的男孩试图登上开往南方的火车。男孩不是她的孩子，是她从公园里骗来的。
卷宗上附了一张李秀梅的黑白照片。照片已经模糊了，但我还是能看出来——圆脸，短发，嘴角微微向下。
我的手指开始在卷宗上发抖。
我继续往下翻。李秀梅当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但在1992年的一次监狱劳动改造中，她趁看守不注意，翻越围墙逃脱了。此后一直在逃，再也没有被抓获过。
1992年逃脱，2004年开始在本地出现——
中间有十二年的空白。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李秀梅的所有信息都调了出来。她出生于1965年，湖南某县的一个小山村，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四。小学二年级辍学，十五岁时跟着同村的人外出打工，后来因为盗窃被拘留过两次。
她的父亲有家暴史，母亲在她十岁那年喝农药自杀了。
我把这些信息带回去给老郑看。老郑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句话：“每一个恶魔，都是被另一个恶魔制造出来的。”
但知道她是谁，和抓到她，是两回事。
2013年，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妈邻居打来的。说我妈摔了一跤，摔得不轻，被送到了医院。
我请了三天假，赶回老家。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看见我妈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中。她看见我，第一反应不是哭，而是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回来了？案子不用办了？”
“请了假。”
“请假扣工资不？”
“……扣。”
“那你回来干什么？我又死不了。”
她说话还是那么硬，但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全白了。上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半年前？一年前？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些孩子的脸，却记不清自己妈妈的脸。
我在医院陪了她三天。第三天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你爸走的那年，我坐在门槛上，想了一整夜。”
“想什么？”
“想我是不是应该恨那个开枪的人。”她看着天花板，“后来我想明白了，恨一个人太累了。我要是恨他一辈子，我就没法把你养大。我得把你的那份也活出来，我得替他把你看大。”
她转过头看着我：“儿子，你得把自己的那份活出来。那些孩子的爸妈，他们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你不能垮。”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小，骨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这双手洗过无数的衣服，做过无数的饭，在我爸走后的无数个深夜里，悄悄地摸进我的房间，摸摸我的额头，替我掖好被角。
“妈，我没垮。”
“我知道。”她拍了拍我的手背，“但你也没好好活。”
我没说话。她说得对。我这几年，不是在活，是在熬。熬案子，熬自己，熬到那些孩子的脸模糊了，熬到自己的脸也模糊了。
2014年，专案组迎来了一个坏消息——老郑要调走了。
调令来得很突然，说是去另一个市当副局长。大家都知道这是升迁，是好事，但办公室里那面墙上的照片不会因为老郑的升迁就少一张。
老郑走的那天，把那面墙上的照片一张一张地取下来，整整齐齐地摞好，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递给我。
“小陈，交给你了。”
我接过来。信封很轻，但我的手往下沉了一下。
“郑哥，我会把她抓到。”
老郑看着我，眼圈红了。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用力捏了一下，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小陈，那年在烧烤摊上我跟你说的那些话——把自己分成两半——那是错的。我试过了，分不开的。干这行，你就是一整块的。你把案子刻进骨头里了，你就得带着它过日子，带着它吃饭睡觉，带着它变老。”
他走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把那封信封放在桌上，打开电脑，继续看协查通报。
2015年，又有一个孩子失踪。
是个男孩，四岁，叫林小宇。在城东的游乐场失踪，监控只拍到了一个模糊的背影——灰扑扑的，右腿有点拖。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面墙。墙上已经挂了十九张照片了。十九个孩子，十九双眼睛。
我把老郑留给我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打开，把最早那五个孩子的照片也拿了出来，重新排列，按时间顺序钉在墙上。
2004年第一个。2004年第二个。2005年第三个。2006年第四个。2006年第五个。2007年第六个。2008年第七个、第八个。2009年第九个。2011年第十个、第十一个、第十二个。2013年第十三个、第十四个。2015年第十五个——
不，加上林小宇，是第十六个。
十六个孩子。
我盯着这些照片，盯了很久。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从档案柜里翻出了李秀梅的所有资料——她的出生地、她的家庭成员、她服刑的监狱、她逃脱的经过。我把这些资料摊在桌上，一张一张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凌晨三点。
我找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
李秀梅在1988年被抓获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火车票，是从某市到广东汕头的。她在审讯中交代，她的“上线”——也就是收买被拐儿童的下家——在汕头一带。她不是单独作案，她背后有一个网络。
但这个线索在当年的卷宗里只有寥寥数语，因为李秀梅逃脱了，这条线也就断了。
汕头。
我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城市，用红笔画了一个圈。
2015年的冬天，我一个人去了汕头。
我以调查流动人口的名义，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对几个重点区域进行了摸排。汕头很大，外来人口众多，城中村密如蛛网，要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在汕头待了四十三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台嗡嗡作响的空调。每天早出晚归，走访了十几个社区，和上百个居委会大妈聊过天，翻看了几千份暂住人口的登记表。
第四十四天的时候，我找到了。
不是找到了李秀梅，是找到了一个可能和她有关的人。
那是一个在城中村开小卖部的老头，姓黄，六十多岁，福建人。他的小卖部开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卖些烟酒零食和日用品。据邻居反映，这个老黄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有一个“表妹”从外地来看他，住几天就走。这个“表妹”的特征——中年女性，圆脸，短发，走路右腿有点拖。
我在老黄的小卖部对面蹲了五天。第六天，那个女人出现了。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戴着一顶毛线帽，压得很低。她从巷口走进来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条腿——右腿落地时比左腿慢半拍。
我浑身的血液在那一刻凝固了。十年了，从2006年菜市场那次追捕到现在，整整十年，我又看见了她。
她没有发现我。她径直走进了老黄的小卖部，门关上了，窗帘拉了下来。
我掏出手机，拨打了当地公安局的电话。然后我蹲在巷子拐角处，等着。
等了大约四十分钟，公安局的人到了。我们冲进小卖部的时候，里面只有老黄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视，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两个茶杯，都还是温的。
“她人呢？”我几乎是在吼。
老黄被我吓住了，哆嗦着指向后门。我冲过去推开后门，后面是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巷，七弯八拐，通向不同的方向。
我追了出去，在小巷里跑了十几分钟，每到一个岔路口都要停下来判断方向。但这一次，我没有上次在菜市场那么幸运——她消失了。
我回到小卖部，把老黄带回了公安局。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夜，老黄最后交代了一些情况——李秀梅确实来找过他，他帮她“介绍”过买家，但他不知道她的落脚点在哪里，每次都是她来找他，他联系不上她。
“她每次来都带着孩子吗？”我问。
老黄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几个孩子？”
“不一定，有时候一个，有时候两个。”
“那些孩子最后去了哪里？”
老黄不说话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在发抖。
“去了……”他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在叫，“去了该去的地方。”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被我撞翻在地。我走到老黄面前，俯下身，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满是恐惧和卑微，像一个被踩住的蟑螂。
“你听好了，”我说，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那些孩子不是东西，是人。他们有名字，有家，有等着他们回家的爸爸妈妈。你帮着那个畜生卖孩子，你就是帮凶。你这辈子，下辈子，都洗不干净。”
老黄哭了。他哭得很难看，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但我没有任何感觉。我看着他哭，就像看着一面墙在掉漆。
那次汕头行动之后，李秀梅又消失了。但我知道，我离她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