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3月26日， 农历二月初八， 宜：祭祀、祈福、求嗣、斋醮、沐浴， 忌：嫁娶、定磉、安葬、行丧、合寿木。
我叫陈默。
这名字是我爸取的，说当警察的，话少一点好，沉默是金。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派出所当片儿警，后来他牺牲了，追授了个三等功，档案里写着“因公殉职”。我妈没掉眼泪，就坐在门槛上，从下午坐到天黑，像一尊泥塑。
那年我十二岁。
后来我也当了警察。我妈知道的时候，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说了一个字：“好。”
我没告诉她，我当警察就是为了抓人。抓那些让别人的妈坐在门槛上变成泥塑的人。
我第一次听说“梅姨”这个名字，是2006年的春天。
那时候我刚从警校毕业，分配到市局刑侦支队，还是个看见尸体就胃里翻涌的毛头小子。报到第三天，支队长老郑把我叫进办公室，桌上摊着一摞卷宗，厚得能当枕头。
“小陈，你看看这个。”
我翻开第一页，是一张失踪儿童的信息登记表。照片上的小男孩虎头虎脑的，眼睛又圆又亮，像两颗刚从藤上摘下来的葡萄。名字叫周浩，四岁，在城南菜市场门口失踪。失踪当天穿蓝色夹克，脚上是一双黄色小凉鞋，左耳后面有一颗痣。
失踪时间：2006年3月15日。
就是九天前。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老郑点了一根烟，烟雾把他的脸熏得模模糊糊的，“从2004年到现在，全市范围内，五名儿童失踪，年龄都在三到六岁之间，失踪地点都是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菜市场、公园、商场门口。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拍到有用信息，没有勒索电话。”
他顿了顿，把烟灰弹进已经满了的烟灰缸里：“就像被空气吸走了一样。”
我继续往下翻卷宗。第二个孩子，女孩，三岁半，在人民公园的滑梯旁边失踪。第三个，男孩，五岁，在百货大楼门口的摇摇车上失踪，奶奶转身买了根糖葫芦的功夫，人就没了。
每一个孩子的照片都像一颗小太阳，烫得我手指发颤。
“串并案的理由呢？”我问。
老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照片上是一个模糊的背影，灰扑扑的，像一团没洗干净的抹布。拍摄地点是城南菜市场的监控录像截图，时间就是周浩失踪的那天。
“这个背影出现在至少三个失踪现场附近。身高一米六左右，体态偏胖，走路时右腿有点拖，可能是有旧伤。每次出现都戴着一顶深色的毛线帽，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
“目击者描述：中年女性，本地口音，自称‘梅姨’。”
这是“梅姨”这个名字第一次钻进我的脑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会像一根生锈的铁钉，一寸一寸地钉进我的骨头里，钉二十年。
2006年的夏天，我正式加入了“3·15专案组”。
专案组就三个人——老郑，我，还有一个叫何伟的技术员。何伟比我大两岁，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中学物理老师，但他是局里最好的画像专家。他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了一幅“梅姨”的模拟画像：圆脸，短发，嘴角微微向下，眼神说不清是慈祥还是阴沉。
“这画像太普通了。”我看着那张脸，在超市收银台、菜市场摊位、公交车站台上，这种长相的中年女人遍地都是。
“所以才抓不到。”老郑把画像钉在办公室的墙上，和其他五个孩子的照片排在一起。
那面墙很快变成了我的噩梦。每天走进办公室，我都能感觉到那些孩子的眼睛在看着我。周浩葡萄一样的眼睛，那个三岁半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百货大楼失踪的男孩手里还攥着一根棒棒糖——
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去哪儿了？你怎么还不来找我？
2006年的秋天，我们有了第一次突破。
城南一个菜摊老板报案，说有个女人经常带不同的孩子来买菜，孩子看起来跟女人不亲，畏畏缩缩的，有个小男孩有一次趁女人不注意，拽住了菜摊老板的围裙，小声说了句“叔叔救我”。
但女人很快把孩子拽走了，临走时恶狠狠地瞪了菜摊老板一眼。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我和老郑赶到菜市场，菜摊老板回忆了半天，说：“圆脸，短发，一米六左右，走路右腿有点拖——”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她多久来一次？”
“不一定，有时候一个星期来两三次，有时候一两个月不见人。最近一次是上礼拜三，买了二斤西红柿。”
我们开始在菜市场蹲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到达位置，一直守到晚上八点收摊。我买了一顶草帽和一副墨镜，装成卖姜的小贩，老郑蹲在对面卖豆腐。九月的南方城市，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我蹲了三天，脖子后面就脱了一层皮。
蹲到第十四天的时候，她出现了。
我先是看见了那条腿——右腿落地时比左腿慢半拍，脚掌在地上拖一下，再迈下一步。然后我慢慢地、慢慢地把目光往上移，深色碎花上衣，圆脸，短发，嘴角——
就是那张脸。
她身边跟着一个小男孩，大概四五岁，瘦得像一根豆芽菜，紧紧地拽着女人的衣角，眼神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压了压草帽的帽檐，慢慢站起来，手指已经摸到了别在腰后的手铐。老郑在对面豆腐摊后面，我和他交换了一个眼神——他看见了。
我装作不经意地往那个方向走，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五米，四米，三米——
那个女人突然停下了脚步。
她没有回头，但她停下来了。就那么直愣愣地站在卖鱼的摊位前面，像一尊突然断电的机器人。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我能听见卖鱼摊上水泡破裂的声音，啵，啵，啵。
然后她转身了。
她看向我的方向。我第一次看见了那张脸的全貌——圆脸，短发，嘴角向下，但那双眼睛不是目击者描述的那种“慈祥或阴沉”，那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空的。
像两口枯井。
她看了我大约两秒钟，然后做了一件事——她松开了小男孩的手，转身就跑。
“别动！警察！”
我拔腿就追，老郑也从豆腐摊后面冲了出来。那个女人看起来腿脚不便，跑起来却快得像一阵风，她对菜市场的地形了如指掌，在摊位之间左钻右窜，打翻了一筐鸡蛋，又撞倒了一摞竹筐。
我追出去二百多米，在一个岔路口跟丢了。
我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滴在地上，和打碎的鸡蛋混在一起，黏糊糊的。老郑追上来的时候，脸色铁青。
“孩子呢？”我问。
“在，在豆腐摊那儿呢。”老郑也喘得说不出话，“她扔下孩子跑了。”
我回去看那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正蹲在豆腐摊后面，双手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没有哭，也没有害怕的样子，只是安静地蹲在那里，像一只被遗弃在纸箱里的小猫。
我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柔和一些：“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
“你认识刚才那个阿姨吗？”
他摇了摇头。
“她是你什么人？”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和他年龄完全不相符的平静语气说：“她不是我什么人。她是我被抓走的那个地方的人。”
我的喉咙像被人掐住了。
我们把孩子带回了局里。dNA比对的结果出来之后，确认这个孩子叫刘洋，两年前在邻省的一个公园失踪，父母已经找了他整整两年。
当刘洋的父母连夜赶到的时候，那个场面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刘洋的妈妈一进门就瘫在了地上，她不是跑过来的，是爬过来的，膝盖在地上磨出了血，但她好像完全感觉不到疼。她伸出手，颤抖着，想去摸刘洋的脸，又不敢，像在摸一个随时会碎的梦。
“洋洋……洋洋……我是妈妈啊……”
刘洋看着面前这个涕泪横流的女人，眼神里没有亲近，没有仇恨，只有茫然。两年，对于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足够把妈妈的样子从记忆里彻底抹去。
他往后退了一步。
就这一步，刘洋妈妈的脸上，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听见了一种声音，不是嚎啕大哭，是一种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压抑到极致的呜咽，像一只被人踩住了喉咙的母兽。
我转身走出了房间，靠在走廊的墙上，仰起头，天花板的白色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吃了吗？”
“吃了。你呢？”
“吃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妈说：“你嗓子怎么了？”
“没事，有点感冒。”
“多喝热水。”
“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把那口气慢慢地吐出来，像吐出一团烧红的炭。
刘洋是找到了，但“梅姨”跑了。
我们也不是全无收获——刘洋被解救后，经过反复的心理疏导，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些信息。他记得那个“被抓走的地方”是一栋老房子，在“很高的山上”，房子里还有“别的弟弟妹妹”，有一个“弟弟”总是哭，被那个女人关在厕所里，“好黑好黑”。
但他说不出具体位置。他太小了，被带走的时候是蒙着眼睛的。
何伟根据刘洋的描述，画了一幅老房子的草图——独栋，两层，红砖外墙，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我们把草图复印了几百份，分发给各个派出所，让片儿警们在辖区内排查。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没有找到任何一栋匹配的房子。
“梅姨”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2007年，又有一个孩子失踪。2008年，两个。2009年，一个。
每失踪一个孩子，那面墙上就多一张照片，多一双眼睛。那些眼睛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地钉在墙上，也钉在我的心里。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一闭眼就是那些孩子的脸。周浩，刘洋，还有那些我还没来得及记住名字的孩子。
老郑看出了我的状态不对，有一天晚上拉着我去吃烧烤。他喝了两瓶啤酒，我喝了一整瓶白的。
“小陈，”老郑把一串烤茄子递给我，“干这行，得学会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用来办案子，一半用来过日子。两半不能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你就完了。”
“郑哥，你分开了吗？”
老郑没说话，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你嫂子跟我离婚的时候，说我心里只有案子，没有她。”他笑了笑，那个笑容在烧烤摊的烟雾里显得很遥远，“她说得对。但我没办法，那些孩子——”
他停住了，把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那些孩子丢了，他们的家就碎了。一个家碎了，你拼不回去的。你只能在下一次，在下一个家碎掉之前，把事情做了。”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老郑把我扛回了宿舍。我躺在床上，天花板的裂缝在黑暗中像一张蛛网。我伸出手，在空气中抓了一下，什么也没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