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下午，琴房区三号楼。
阳光斜穿过走廊尽头的窗户，在地板上切出一块块明亮的光斑。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松香味，混着旧木头和纸张特有的气味。琴声从各个房间里飘出来，交织在一起——这边是肖邦的练习曲，那边是琵琶轮指，再远处还有人在试唱，音阶爬得高高的，有点抖。
最里头那间小琴房，门虚掩着。
杨帆站在钢琴边，弯着腰，手指在琴键上轻轻点着：“这里，这个和弦要再轻一点。像这样。”
他弹了一遍。
琴声很轻，柔柔的，像羽毛落在水面上。
坐在琴凳上的小男孩点点头，大概七八岁，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手指细细的。他跟着弹了一遍，比刚才好多了，但还不够。
“对，就这样。”杨帆拍拍他的肩，“记住，这段不是在说‘我多厉害’，是在说‘我有点难过，但不想让别人知道’。懂吗？”
小男孩眨眨眼，似懂非懂。
杨帆笑了。他今年二十四岁，瘦高个子，头发理得很短，左边眉骨有道浅浅的疤——小时候爬树摔的。穿着学院统一的深蓝色助教制服，胸前别着工牌：杨帆，民乐系助教，编号037。
工牌照片里的他更年轻些，眼神里还有点怯生生的。那是六年前，他刚进学院的时候。
“杨老师。”小男孩忽然抬头，“您小时候也弹不好琴吗？”
杨帆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何止弹不好。我第一节课，把老师气走了。”
“真的？”
“真的。”杨帆直起身，看向窗外，“那时候我十岁，在贵州山里。学校就一架破风琴，键都按不下去。我是跟着村里老歌师学的，只会唱山歌，不懂什么乐理。”
他顿了顿，想起那个下午。
烈日，土操场，临时搭的舞台。他穿着阿妈缝的土布衣服，赤着脚，唱了一首《映山红》。唱完了，台下那个从北京来的评委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蹲下身问他：“孩子，你想学音乐吗？”
他想啊，怎么不想。做梦都想。
“后来呢？”小男孩问。
“后来……”杨帆收回目光，“后来我参加了基金会的选拔赛，拿了第一名。再后来，就来了这里。”
六年了。
从贵州那个连电都不稳定的小山村，到北京，到这座亚洲最好的音乐学院。有时候半夜醒来，他还会掐自己一把，怕是在做梦。
琴房门被轻轻敲响。
“杨助教在吗？”
杨帆回头，看见教务处的李老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在。李老师您说。”
“下周的公开课，系里安排你上。”李老师走进来，把文件夹递给他，“主题是‘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现代转化’。教案周五前交。”
杨帆接过文件夹，翻开看了看。里面是详细的要求，还有听课名单——后面几个名字让他手指紧了紧。有系主任，有几位客座教授，还有……凌院长。
“凌院长……也来？”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
“凌院长这学期要听所有青年教师的课。”李老师拍拍他的肩，“别紧张，正常讲就行。院长人好，不挑刺。”
人好。
杨帆当然知道凌院长人好。六年前，就是凌院长亲自批了他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寄到山里那天，阿爸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像是捧着一团火。
“我……我尽力。”他说。
李老师走了。琴房里又安静下来。
小男孩仰头看他：“杨老师，您紧张吗？”
“有点。”杨帆老实承认。
“为什么呀？您都当老师了。”
为什么？
杨帆坐回琴凳上，手指无意识地按着琴键。低音区，几个沉沉的音符，闷闷的。
因为他怕。
怕讲不好，怕辜负了那张奖学金，怕对不起当年蹲在他面前问他“想不想学音乐”的那个评委。更怕对不起凌院长——那个把他从山里带出来，给了他人生另一种可能的人。
“老师。”小男孩拉拉他的袖子，“您弹首曲子给我听吧。就弹您最拿手的。”
杨帆看看他，笑了：“想听什么？”
“听……听您小时候唱的那首。山歌。”
杨帆想了想，手指落在琴键上。
他没弹山歌。他弹了首改编过的侗族大歌，融合了钢琴和一点点电子音效。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古老的，悠远的，但编曲年轻了，有活力了。
琴声在小小的琴房里流淌。
小男孩听得入神，眼睛睁得圆圆的。
杨帆闭着眼弹。手指自己会动，像有记忆。他想起小时候，跟着寨子里的歌队去“走寨”，几十个人站在鼓楼下，不用指挥，不用乐谱，一开口就是一片山一片海的声音。
那时候他问老歌师：“咱们的歌能传多久？”
老歌师抽着旱烟，眯着眼看远山：“能传多久？你传给你娃，你娃传给他娃，就这么传下去。只要有人还唱，歌就死不了。”
琴声停了。
最后一个音符在空气里颤了颤，散了。
杨帆睁开眼，看见小男孩还张着嘴，愣愣的。
“好听吗？”他问。
“好听！”小男孩用力点头，“跟平时听的歌都不一样。像……像山在唱歌。”
杨帆心里一暖。
值了。
这些年所有的苦都值了。练琴练到手指磨破的疼，冬天琴房没暖气冻得发抖的冷，听不懂乐理急得抓头发的烦——都值了。
因为有人听懂了。
有人听见了山的声音。
“好了，今天课就到这里。”杨帆站起来，“回去把这段再练练，下周我检查。”
“嗯！”小男孩抱起琴谱，走到门口，又回头，“杨老师。”
“嗯？”
“您一定能讲好公开课的。我相信您。”
说完，一溜烟跑了。
杨帆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门口，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那个文件夹，翻开，盯着凌院长的名字。
怕什么。
他对自己说。
你从山里走到这里，不是为了怕的。
周五下午，教案截止日。
杨帆坐在教师办公室的角落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文档开了七八个，全是半成品。桌上摊着十几本参考书，有的翻开了，有的合着，乱七八糟。
“还没写完？”对面桌的陈老师探头问。
陈老师教西方音乐史，五十多岁，脾气好，最爱说的一句话是“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写不出来。”杨帆抓抓头发，“总觉得差点什么。”
“差什么？”
“差……”杨帆说不出来。
就是觉得不对。教案是完整的，知识点是齐全的，例子也准备了，可就是不对。像炒菜，材料都齐了，火候也够，可吃起来就是少了那点锅气。
陈老师站起来，走过来看他的屏幕。看了几分钟，拍拍他的肩：“你啊，想太多了。”
“啊？”
“你在想着怎么‘讲好课’。”陈老师说，“想着怎么让院长满意，让系主任点头。但你没想，你要讲给谁听。”
杨帆愣了。
“台下坐的是学生。”陈老师指指窗外，操场上正有学生三三两两地走，“他们来听课，不是来听你展示多渊博，是来学东西的。你当年为什么来学院？”
为什么？
因为想学音乐。因为想把自己从小听到的那些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明白了。”杨帆说。
“明白就好。”陈老师走回座位，“记住，上课不是表演，是对话。是你跟学生，你跟你自己，还有你跟音乐之间的对话。”
杨帆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所有文档都关了。
新建一个。
标题打上：我们为什么需要听山的声音？
开始写。
这次写得顺了。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嗒嗒嗒嗒，像下雨。他想起了很多事——寨子里的鼓楼，歌队老人们脸上的皱纹，第一次听到自己录的侗歌被编成现代曲目时的震撼。
还有凌院长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他大二那年，有次在走廊里碰到院长。他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院长却停下来，问他：“最近在做什么课题？”
他说在研究侗歌的复调结构。
院长点点头，说：“好好研究。那些声音不只是声音，是活着的文化。你要做的不是把它做成标本，是帮它继续活着。”
帮它继续活着。
杨帆停下了打字。
他看着屏幕上自己刚写的一段话：“当我们把少数民族音乐元素‘拿过来’用时，我们不是在掠夺，是在邀请。邀请这些古老的声音加入现代的对话，告诉它们：你们没老，你们还能唱，还能被听见。”
对了。
这就是他要讲的。
不是“怎么转化”，是“为什么要转化”。不是技术，是态度。
他写完了。点击保存，打印。
拿着还温热的教案走出办公室时，天已经擦黑了。走廊里亮起了灯，暖黄色的光。琴房里的琴声还没停，有人还在练，很执着地重复着同一段旋律，错了，重来，又错了，再重来。
杨帆听着，笑了。
当年他也是这样。
公开课安排在周二下午两点。
阶梯教室坐满了。前面几排是学生，后面是老师，还有几个杨帆不认识的生面孔——可能是外校来观摩的。系主任坐在第三排，戴着老花镜在看材料。凌院长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军装常服，肩章上的金星在教室灯光下闪着沉稳的光。
杨帆走上讲台时，腿有点软。
他深吸一口气，把U盘插进电脑，打开课件。第一页是标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听山的声音？
“同学们好。”他开口，声音比想象中稳，“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当我们谈论少数民族音乐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他点开第一段音频。
是原始的侗族大歌录音，没有伴奏，纯粹的人声。几十个人，多声部，像山风穿过树林，像溪水流过石头。古老，质朴，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教室里安静下来。
杨帆看着台下。学生们在听，真的在听。有人闭上了眼睛，有人身体微微前倾。
他放了第二段音频。
是他自己改编的版本。保留了人声内核，但加了现代编曲，电子音效，节奏变了，听起来年轻了，时尚了，但根还是那个根。
“大家听出区别了吗？”他问。
有学生举手：“老师，第二段好像……更容易接受。第一段很美，但有点远。第二段感觉近了，像就在身边。”
“对。”杨帆点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距离。”
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距离。
“传统文化和现代受众之间，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不是好坏问题，是客观存在。”他转身看向台下，“那我们怎么办？是让受众走近传统，还是让传统走近受众？”
学生们思考。
“我的答案是，都要。”杨帆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搭建一座桥。这座桥不能太高，不能太陡，要让人愿意走，走得舒服。”
他点开下一段视频。
是阿依古丽弹《天山下的星星》的录像。小姑娘坐在钢琴前，手指飞舞，维吾尔族的木卡姆旋律和西方古典钢琴技法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
视频放完，教室里响起轻轻的掌声。
“这个孩子今年刚入学，十二岁。”杨帆说，“她没学过系统的乐理，没听过贝多芬莫扎特。但她会弹琴，会用琴说她家乡的故事。这就是桥——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说自己血脉里的声音。”
他讲得投入了。
忘了台下坐着谁，忘了这是公开课，忘了要紧张。他只是想把这些年想明白的事，说给愿意听的人听。
讲到一半，他忽然停住了。
看着台下，看着那些年轻的脸，他想起六年前的自己。坐在同样的教室里，懵懂，惶恐，但眼睛里有光。
“我来自贵州山区。”他听见自己说，“我们寨子有个老歌师，九十多岁了。我离开家那天，他拉着我的手说：娃，出去好好学。学好了，回来教寨子里的娃娃。别让咱们的歌，死在咱们这代人手里。”
教室里很静。
“这句话我记了六年。”杨帆的声音有点哑，“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说，我们做音乐，不只是为了掌声，为了奖项，为了所谓的‘成功’。我们做音乐，是为了让那些快要消失的声音，继续活下去。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还能听见山在唱歌，水在说话，风在讲故事。”
他停了停。
“这就是传承。不是把东西原封不动地供起来，是给它新的生命，让它继续生长，开花，结果。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不是传一个死物，是传一团火。我们的任务，就是接过这团火，护着它，添把柴，再交给后面的人。”
说完，他发现自己手在抖。
不是怕，是别的什么。一种滚烫的，快要从胸口涌出来的东西。
他看向最后一排。
凌院长坐在那里，看着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很深，像潭水。然后，很慢地，院长点了点头。
就一下。
杨帆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他赶紧低头，翻到下一页课件：“好，我们接下来看具体的案例……”
课讲完了。
掌声响起来，很热烈。学生们围上来问问题，杨帆一一解答。系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讲得好。有温度。”
等人散了，杨帆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杨帆。”
他回头。
凌院长站在讲台边，军装笔挺，肩章上的金星在夕阳余晖里闪着温暖的光。
“院长。”杨帆立正。
“放松。”凌云走过来，拿起他摊在讲台上的教案，翻了翻，“你刚才说的那句——‘传一团火’。那句话，很好。”
“谢谢院长。”
“那个老歌师，”凌云看着他，“还健在吗？”
杨帆鼻子一酸：“去年走了。走之前，寨子里的人给他唱歌，唱了三天三夜。”
凌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他没走。他的歌，你还在唱。你教的学生，以后也会唱。这就是传承。”
杨帆用力点头。
“公开课只是个形式。”凌云把教案放回桌上，“真正重要的，是你每天在琴房里跟学生说的那些话，是你弹琴时眼睛里的光。那些东西，比任何教案都珍贵。”
“我记住了。”
“好好干。”凌云拍拍他的肩，转身要走，又停下，“对了，下个月学院有个去贵州的采风项目，你带队吧。带学生们去看看，听听真正的山的声音。”
杨帆愣住了。
带队？他？一个刚转正不到一年的助教？
“院长，我……”
“你够格。”凌云说，“回去准备吧。具体安排教务处会通知你。”
说完，走了。
军靴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沉稳，坚定，渐行渐远。
杨帆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把整个教室染成金色。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像极小的星辰。
他想起老歌师临走前说的话。
那时候老人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握着他的手，眼睛看着他。那双眼睛混浊了，老了，但最深处还有一点光。
现在他懂了。
那点光，就是火。
传到他手里了。
晚上九点，杨帆还在琴房。
不是加班，是他自己想待着。窗外的校园很安静，路灯亮着，湖面上有月光。
他打开琴盖，没开灯，就着月光弹。
弹那首改编的侗歌。
弹着弹着，他忽然停了。
想起件事。
大四那年，有次他在琴房练这首曲子，凌院长路过，听见了，推门进来。他紧张得差点从琴凳上摔下来。
院长没说什么，只是听他弹完。
然后问：“这曲子有名字吗？”
他说没有，就是侗歌改编。
院长想了想，说：“叫《薪火》吧。”
薪火。
现在他懂了。
琴房的门被轻轻敲响。
是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抱着琵琶，怯生生地站在门口：“杨老师，您还在啊？我能问个问题吗？”
“进来吧。”杨帆招手。
小女孩走进来，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老师，我练《春江花月夜》，轮指总是连不上。您能教教我吗？”
“我看看。”
杨帆接过琵琶。手指抚上弦，冰凉，光滑。他弹了一段，慢慢地，让小女孩看清楚指法。
月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琴弦上，照在两个人的手上。
一大一小。
一教一学。
琴声在夜色里流淌，轻轻的，柔柔的，像溪水，像月光，像很多很多年前，某个寨子里的歌师教孩子唱的第一首歌。
传下来了。
杨帆想。
这团火，真的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