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的六月，吉林城的天气已经热起来了。江荣廷难得抽出半天时间，换了便装，带着刘绍辰骑马在城里转悠。
马蹄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街道两旁，新开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招牌幌子在风里晃来晃去。有卖布的，有卖粮的，有卖洋货的，还有几家挂着“某某公司”的牌子，看着就气派。
江荣廷勒住马，指着街边一处正在装修的门面，侧过头对刘绍辰说：“绍辰，你瞧瞧，这家上个月还是空着的，这就开张了。”
刘绍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点头道：“是一家火柴厂的门市。厂房设在城东，雇了四十多号人，据说火柴卖得不错，关内来的客商都订货。”
江荣廷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数：“纺织厂、面粉厂、制油厂，还有那个轮船运输公司，今年这势头，比去年还猛。”
刘绍辰策马跟上，笑着说：“江帅，您还记得去年这时候，咱们还在发愁省库空虚，为那几百万借款急得睡不着觉。这才一年光景，吉林就换了一番天地。”
江荣廷在马背上直了直腰，伸手指着远处正在冒烟的烟囱：“那些烟囱，去年还只有几根，现在数都数不过来。今年过去不到半年，批出去的厂矿执照，已经三十几家了。”
刘绍辰感慨道：“这一方面是江帅您的功劳，一方面也是列强打仗成全了咱们。”
江荣廷侧过脸看他：“怎么说？”
刘绍辰解释道：“欧洲那边一打仗，洋货运不进来，关内的货也紧俏。咱们吉林自己有原料，有工人，造出来的东西不愁卖。再加上老毛子的羌帖彻底不行了，市面上全是咱们的官帖，钱在自个儿兜里转，能不活吗？”
江荣廷点点头，刚要说话，忽然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声，夹杂着锣鼓和叫好声。他扬了扬下巴，示意刘绍辰：“走，过去瞧瞧。”
两人策马穿过街口，眼前豁然开朗。一处宽敞的空地上，搭起了临时台子，台子上挂着横幅，写着“吉林救国储金分会成立大会”。台下黑压压挤满了人，有穿长衫的商人，有穿制服的职员，有拿书本的学生，还有不少普通百姓，男女老少都有。
江荣廷在马上看了一会儿，翻身下马，把缰绳递给随从，挤进人群边上。刘绍辰紧跟在他身后。
台上一个人正在讲话，声音激昂：“同胞们！日本人逼咱们签条约，咱们打不过人家，可咱们能攒钱！攒钱办厂，攒钱造枪，攒钱把自己弄强了，总有一天，不用再看人家脸色！”
台下轰然叫好。
江荣廷目光扫过人群，看见几个穿行员制服的人正在台侧登记。他指着那边，低声对刘绍辰说：“那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员。”
刘绍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那几个职员正拿着单子签字，旁边有人高声念着：“中国银行张先生，认储一个月工薪！交通银行李先生，认储一个月工薪！”
掌声雷动。
又有人走上台，刘绍辰认出来了，是商务印书馆吉林分馆的经理。那人对着台下拱拱手，大声道：“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认储一个月工薪！”
台下又是一阵欢呼。
江荣廷的目光移向人群，看见不少教师模样的人正在往台前挤。他们手里拿着钱，有银元，有官帖，还有直接拿金戒指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把几块银元塞进募捐箱，颤巍巍地对旁边的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没攒下几个钱。这五块，是给咱吉林的。”
旁边一个年轻人扶着他，大声说：“老先生，您这份心意，比多少钱都重！”
江荣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刘绍辰凑近他，压低声音说：“江帅，您看那些人……”
江荣廷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几个穿着破旧的老百姓，正在人群边上踮着脚往里瞧。其中一个从怀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官帖，递给旁边的人，小声说：“帮我递进去，我挤不进去。”
江荣廷的喉咙动了动，没有说话。
他们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离开人群后，两人牵马往回走。走出老远，江荣廷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边还在喧闹的人群，对刘绍辰说：“绍辰，你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吗？”
刘绍辰点点头：“记得。挤兑风潮刚过去，咱们为那点储备金，差点向日本人抵押矿产。”
江荣廷看着远处那些攒动的人头，声音有些发干：“这才一年。一年前，老百姓拿着官帖往官银号挤，怕咱们的钱成废纸。一年后，老百姓拿着钱往募捐箱里挤，怕咱们的钱不够花。”
刘绍辰叹了口气：“人心这东西，变得真快。”
江荣廷翻身上马，勒住缰绳，低头看着刘绍辰：“不是人心变得快。是咱们这一年，没让他们失望。”
两人骑马往回走，马蹄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路过督军公署门口时，于学忠迎上来，接过缰绳，禀报道：“江帅，李玉堂回来了。带回来二十四个德国人，安排在招待所了。”
江荣廷眼睛一亮，把缰绳扔给他，大步往里走。
督军公署的花厅里，李玉堂正陪着几个洋人喝茶。见江荣廷进来，他站起身，迎上去：“江帅，人带回来了。路上走了大半个月，总算平安抵达。”
江荣廷拍拍他的肩膀：“辛苦了。”
李玉堂侧过身，引着他往里走：“这位是单威廉先生，在青岛的时候，他是胶澳总督府的华人事务委员，管土地的。”
江荣廷看向那个德国人。五十来岁年纪，头发花白，穿着旧西装，但收拾得整整齐齐。他站起身，向江荣廷微微欠身，用流利的汉语说：“江将军，久仰。”
江荣廷伸手和他握了握，笑着说：“威廉先生的汉语说得这么好，倒让我省了找翻译的麻烦。”
单威廉笑了笑，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我在青岛待了十几年，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如果不会说中国话，那地皮的事就没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