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落幕仅半月，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的办公室里便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息。李泽岚的办公桌上，整齐叠放着八份来自山西、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的紧急反馈函，每份文件上都用红笔圈出了核心矛盾——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受阻，城市三甲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利益博弈已从隐性分歧转为显性阻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医共体有名无实”的尴尬局面。
“李副司长，这是刚收到的补充反馈，甘肃和青海也报来了类似问题。”综合处处长赵琳快步走进办公室，将两份文件轻轻放在桌角，语气凝重，“各地反映的情况高度集中：三甲医院不愿下放优质患者资源，基层机构承接能力不足，医保基金统筹衔接卡壳，甚至有地方出现‘签了医共体协议，却没开展任何实质合作’的情况，各地都盼着部里能尽快给出明确解决方案。”
李泽岚放下手中的钢笔，揉了揉眉心，伸手拿起甘肃的反馈函仔细翻阅。文件中写道：“省级三甲医院专家下沉仅停留在‘每月一次象征性坐诊’，未建立长期带教机制；基层卫生院缺乏必要诊疗设备，即便转诊患者也无力承接；医保基金仍按原模式拨付，医共体内部利益分配无标准，三甲医院缺乏联动动力。”
“这些问题比预想的更尖锐，也更紧迫。”李泽岚将文件放回桌面，指尖轻轻敲击着桌沿，“全国会议上刚签了目标责任书，各地都表了态，现在政策刚落地就遇阻，若不及时破解，不仅会影响年度任务完成，还会打击基层的积极性。秦司长，我建议立即召开跨部门协调会，邀请医保司、药品监督管理司，以及部分省市三甲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代表参会，直面矛盾、现场拆解问题。”
秦飞司长刚从部里开会回来，听完李泽岚的汇报，面色愈发严肃：“同意。这件事拖不得，越拖越容易形成破窗效应。你牵头组织会议，参会人员要精准筛选——既要请反映问题集中的省份代表，也要选有成功探索的地区分享经验；既要邀请三甲医院和基层机构的负责人，也要让医保、财政部门的同志到场，确保能现场拍板解决问题。核心是要建立‘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联动机制，打破部门和机构壁垒。”
“明白。我这就协调各部门，争取三天后召开会议。”李泽岚立刻起身，开始梳理会议筹备清单。
三天后的清晨，卫生部会议中心的中型会议室里已座无虚席。医保司司长刘丽萍、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娜悉数到场，10个省份的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8家省级三甲医院院长、12家县域医共体牵头负责人及15名基层卫生院代表齐聚一堂。会议室的圆形会议桌旁，各方代表神情各异——三甲医院的院长们面带难色，基层机构的负责人眼神急切，地方卫健部门的领导则眉头紧锁，空气中弥漫着严肃而焦灼的氛围。
上午九点，会议准时开始。李泽岚身着藏青色正装，坐在主持位上，开门见山：“今天请大家来，不绕弯子、不走过场。全国会议部署县域医共体建设至今仅半月，多地反映推进受阻，核心矛盾集中在利益分配、资源流动、能力承接三个方面。希望各位畅所欲言，把问题摆上台面，把诉求讲清楚，我们一起找解决方案。”
话音刚落，某省级三甲医院院长王宏便率先举手发言。他年近五十，身着白大褂外套，神情中带着几分无奈：“李副司长，不是我们不愿配合县域医共体建设，实在是有难言之隐。三甲医院承担着疑难重症救治、医学教学、科研创新三大重任，运营成本极高——仅大型医疗设备的维护费用，每年就高达数千万元。如果把常见病、慢性病患者都下放到基层，医院门诊量会大幅下降，收入直接受影响，医护人员的绩效工资也会跟着减少，大家的积极性自然提不起来。”
“还有专家下沉的问题。”另一家三甲医院副院长陈敏补充道，“我们医院的医生日均门诊量超过80人，还要承担手术、查房、科研任务， workload 已经饱和。现在要求医生抽时间去基层坐诊、带教，既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时间保障，很多医生都是‘带着情绪下沉’，效果可想而知。更关键的是，基层机构的设备和药品跟不上——我们带教基层医生开展微创诊疗技术，但基层卫生院连基本的无菌手术室都没有，带教的技术根本无法实践，这样的下沉意义不大。”
王宏院长紧接着说道：“而且，分级转诊通道也不顺畅。我们曾尝试将部分康复期患者下转到基层，但基层缺乏专业的康复医护人员，患者转下去后病情出现反复，又回流到三甲医院，反而增加了医疗风险和患者负担。长此以往，我们也不敢轻易下放患者。”
基层代表们立刻接过话头，语气中满是急切。山西省某县域医共体牵头卫生院院长张磊，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王院长的难处我们理解，但基层现在是‘想接接不住’。我们卫生院共有28名医护人员，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只有3人，大多是专科或中专学历，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面对稍微复杂的病例就没把握。而且，很多必要的诊疗设备都没有——比如无创呼吸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超声心动图仪，这些在三甲医院常见的设备，我们全院只有一台老旧的b超机和血常规分析仪，患者就算转下来，我们也治不了。”
“还有药品供应的问题。”河南省某村卫生室村医李建国说道，“我们村卫生室的药品目录里，只有常见的感冒药、消炎药，很多慢性病患者需要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没有，就算患者愿意在基层就诊，也得跑到县城买药，特别不方便。”
“更关键的是医保政策衔接不畅。”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赵刚插话道，“目前医保基金还是按医院等级拨付，三甲医院的住院报销比例比基层卫生院高5-10个百分点。患者宁愿多花路费、多等时间去大医院，也不愿在基层就诊，觉得‘大医院报销多、更放心’。而且，医共体内基金统筹使用的政策不明确——医保基金该如何在三甲医院和基层机构之间分配？结余部分该怎么分？超支了该谁承担？这些都没有明确标准，大家都怕吃亏，自然不愿主动联动。”
“我们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补充道，“部分地区的医保基金还是县级统筹，医共体跨县域联动时，基金无法跨区域调配，利益分配根本无从谈起。三甲医院觉得‘吃亏’，基层机构觉得‘没得到实惠’，医共体最后就成了‘签个协议、挂个牌子’的形式主义。”
会场内的讨论愈发激烈，各方代表纷纷发言，摆问题、讲诉求、谈困难。李泽岚认真记录着每一条意见，时不时引导大家聚焦核心矛盾：“大家的诉求都很真实，矛盾也很尖锐，但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纠结于谁对谁错。三甲医院有运营压力，基层机构有能力短板，医保政策有衔接漏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各方都能受益，让医共体真正运转起来。”
刘丽萍司长一直在认真倾听，此时她清了清嗓子，率先表态：“医保部门是县域医共体建设的重要支撑，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有三项具体措施。第一，调整医保支付方式，推行‘总额预付、结余留用、超支分担’的医保支付模式——将医共体作为一个整体核算医保基金，根据医共体的服务人口、疾病谱、诊疗需求等因素，核定年度医保基金总额，结余部分由医共体内各机构按比例分配，超支部分按同等比例分担，这样就能激发三甲医院向下转诊的动力。”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第二，缩小基层与三甲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差距——基层卫生院的门诊报销比例再提高5个百分点，住院报销比例提高3个百分点，引导患者首诊在基层。同时，简化转诊流程，医共体内转诊无需二次备案，患者在基层就诊后如需转诊，可直接通过医共体平台预约三甲医院专家号，减少患者跑腿次数。”
“第三，设立专家下沉专项激励资金。”刘丽萍补充道，“我们会从医保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专家下沉的专项补贴——专家在基层坐诊一次，补贴200-500元；带教基层医生完成一例手术或诊疗案例，补贴1000-2000元；带教的基层医生能独立开展某项技术，再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专家个人，同时将下沉服务时间、带教成效纳入医生的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未达到要求的不得晋升高级职称。”
刘丽萍的发言让会场气氛缓和了不少，三甲医院的院长们脸上露出了认可的神情。李娜司长紧接着表态，针对药品和设备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药品供应方面，我们会将医共体纳入全国药品集中采购范围，实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医共体内所有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由牵头的三甲医院统一采购，享受集中采购的低价优惠，基层机构也能同步配备三甲医院的常用药品和耗材，解决基层‘有医生没药治’的问题。”
“同时，我们会建立农村基层医疗设备更新专项补贴机制。”李娜继续说道，“今年中央财政安排30亿元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县域医共体基层机构的设备更新，优先保障超声、生化分析仪、无创呼吸机等常用设备的配置。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机构，可享受设备购置费用50%的补贴；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补贴比例提高到70%，确保基层机构‘有设备能用’。”
政策层面的回应让各方代表看到了希望，但三甲医院与基层机构的利益分配细节仍有分歧。王宏院长提出：“医保总额预付的比例怎么定？如果基层转诊的患者太多，超出了基金预算，责任该怎么分担？还有，结余基金的分配比例，三甲医院和基层机构该如何划分才合理？”
张磊院长立刻回应：“我认为，结余基金应该按‘贡献度’分配。三甲医院承担疑难重症救治，基层承担常见病诊疗和健康管理，各司其职。建议结余基金按‘三甲医院30%、县域公立医院40%、基层医疗机构30%’的比例分配，超支部分也按同等比例分担，这样既保障了三甲医院的利益，也能调动基层机构的积极性。”
“我不同意这个比例。”另一家三甲医院院长反驳道，“三甲医院承担着医共体的技术支撑、人才培养、药品采购等重任，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更多，结余基金分配比例应该提高到40%。”
“基层机构才是医共体的基础，承担着大部分常见病诊疗和健康管理工作，服务人口更多，应该提高基层的分配比例！”基层代表们纷纷附和。
会场内再次陷入争论，李泽岚及时引导：“大家的核心诉求是‘公平分配’。我建议，结余基金分配采取‘基础比例+考核系数’的方式——基础比例按‘三甲医院30%、县域公立医院40%、基层医疗机构30%’执行，同时设置考核系数，考核指标包括专家下沉时长、带教成效、基层首诊率、县域内就诊率、患者满意度等。考核优秀的医共体，可将三甲医院的分配比例提高到35%，基层机构提高到35%；考核不合格的，按基础比例下调5%分配。这样既体现了公平，也能激励各方主动作为。”
他转头看向刘丽萍：“刘司长，医保部门能否牵头制定具体的考核细则和基金核算标准？确保政策可操作、可落地。”
“没问题。”刘丽萍点头，“我们会联合农村卫生管理司，一周内出台《县域医共体医保支付实施细则》，明确医保基金核算标准、考核指标、分配比例和超支分担机制，让各地有章可循。”
针对基层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李泽岚提出了三项具体措施：“第一，建立三甲医院对口帮扶机制。每个省级三甲医院至少对口帮扶2-3家基层卫生院，签订3年帮扶协议，制定‘一对一’带教计划——三甲医院要选派骨干医生长期驻点基层，手把手带教基层医生，每年为基层培养不少于50名骨干医生，确保基层能独立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康复服务。”
“第二，设立县域医共体人才培训专项基金。今年部里安排20亿元专项基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基层医生可免费到三甲医院进修学习，学费、住宿费、生活补贴全部由专项基金承担；同时，开展线上培训课程，基层医生可通过手机App随时学习专业知识，提升服务能力。”
“第三，将带教成效纳入三甲医院绩效考核。部里会把三甲医院的对口帮扶成效、基层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纳入医院的等级评审、项目申报和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带教成效不达标者，不得参与国家级重点专科申报，院长和分管副院长的绩效考核等级降为‘不合格’。”
秦飞司长此时站起身，作总结讲话：“今天的协调会，大家把矛盾摆开了，也找到了解决方案。核心就是‘利益捆绑、责任共担、资源下沉、能力提升’。各地要在一个月内，根据今天的共识，完善本地县域医共体建设方案，明确各机构的职责分工、利益分配方式和考核标准。”
他语气严肃地强调：“部里会成立专项督导组，下周开始分赴各地督查落实情况。督查重点包括医保支付政策调整、专家下沉机制建立、基层设备更新、人才培训等工作的推进情况。对推进不力、敷衍了事的地区，将严肃通报批评；对拒不落实政策的三甲医院，将暂停其医保定点资格和项目申报资格。”
“同时，我们会建立工作动态通报制度。每月通报各地县域医共体建设进展情况，包括基层首诊率、县域内就诊率、专家下沉时长、患者满意度等指标，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秦飞补充道，“农村卫生工作是民生工程，容不得半点虚功。希望大家牢记初心使命，把医共体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真正让群众受益。”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从最初的激烈博弈到最终的达成共识，每一个解决方案都直击痛点、针对性极强。散会后，各方代表纷纷围拢过来，与李泽岚、秦飞司长交流。王宏院长握着李泽岚的手，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李副司长，今天的协调会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医保支付方式调整和专家下沉激励机制，既保障了医院的利益，也体现了社会责任，我们回去就制定详细的对口帮扶计划和专家下沉方案，确保下个月就能落地见效。”
张磊院长也激动地说道：“有了医保政策倾斜、专项基金支持和三甲医院的对口帮扶，我们基层终于有信心承接患者了。感谢部里为我们解决了大难题，我们回去就组织医务人员报名参加培训，争取早日提升服务能力。”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赵刚说道：“部里的解决方案很具体、很务实，我们回去后会立即召开全省动员大会，调整医保基金统筹模式，确保医共体内部基金统筹使用，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根。”
李泽岚一一回应，详细解答大家的疑问，直到送走最后一位参会人员，才松了口气。此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多，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已经下班，他却依旧坐在会议室里，整理会议纪要。
秦飞司长走进来，手里拿着两杯热咖啡，递给李泽岚一杯：“辛苦了，泽岚。这次协调会开得很成功，既解决了眼前的矛盾，也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李泽岚接过咖啡，喝了一口，暖意顺着喉咙蔓延开来：“主要是各方都能坦诚沟通，医保司、药品监督管理司也给了大力支持。不过，协调会达成的共识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落实还需要持续跟踪督导，不能掉以轻心。”
“没错。”秦飞点点头，“接下来，你要牵头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尽快整理会议纪要，联合医保司、药品监督管理司出台相关配套文件，确保政策可操作、可落地；二是组织专项督导组，分赴各地督查落实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新问题；三是做好政策解读和培训工作，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各地提供指导，确保大家准确理解政策、正确执行政策。”
“明白，秦司长。”李泽岚点头，“我已经安排了三个督查组，下周分别赴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督查，重点检查医保支付政策调整、专家下沉、基金分配等落实情况。同时，我们会制作政策解读手册和培训课件，下周开始组织线上培训，确保各地尽快掌握政策要点。”
秦飞满意地点点头：“还有，要及时总结各地的先进经验。如果有地方在医共体建设中探索出了好的做法，要及时推广，让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提升。”
“好的，我会让规划处专门负责收集各地的先进案例，每月汇编一次，印发给全国各省参考。”李泽岚回应道。
回到办公室，李泽岚立刻投入到工作中。他打开电脑，开始整理会议纪要，将各方的诉求、达成的共识、出台的措施一一梳理，确保条理清晰、内容详实。随后，他又召集规划处、保障处的负责人开会，明确了配套文件起草、督查方案制定、政策解读培训等工作的分工和时间节点。
“规划处负责起草《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指南》，明确医共体的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建设标准和考核指标，一周内完成初稿；保障处负责制定专项督查方案，明确督查内容、督查方式、督查时间和人员分工，三天内完成；综合处负责制作政策解读手册和培训课件，下周一开始组织线上培训。”李泽岚逐一部署任务，“各项工作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
接下来的一周，李泽岚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配套文件起草过程中，他多次组织讨论，反复修改完善，确保政策既符合国家要求，又贴合基层实际；督查方案制定时，他亲自审核督查指标，确保督查内容精准、督查方式务实；政策解读培训课件制作时，他要求尽量采用案例分析、图表展示等方式，让基层工作人员更容易理解。
期间，部分省份陆续传来好消息：山西省已调整医保支付政策，推行医共体总额预付模式；江苏省某三甲医院已与3家基层卫生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选派12名骨干医生驻点基层；甘肃省已下达首批基层医疗设备更新补贴资金，15家基层卫生院开始采购新设备。
李泽岚看着这些反馈，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他知道，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分级诊疗的核心载体，只有把这个机制理顺了，才能真正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疑难重症再转诊”的目标，让农村群众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