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元旦的清晨，春城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秦建国早早起床，给炉子添了煤，厨房里渐渐暖和起来。沈念秋还在睡，石头蜷在她身边，小脸红扑扑的。
秦建国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他昨晚准备好的材料：户口本、文化宫停薪留职证明、街道介绍信，还有两张一寸黑白照片。今天他要去工商局申请个体营业执照——沈念秋在广播里听到的消息，成了他们家新年的第一件大事。
“这么早？”沈念秋揉着眼睛从里屋出来。
“早点去，省得排队。”秦建国把热水倒进搪瓷缸，“你再睡会儿，石头昨晚闹到挺晚。”
沈念秋摇摇头，裹着棉袄在炉边坐下：“我跟你一起去吧。今天周日，妈说过来带石头。”
“不用，外面冷。”秦建国咬了口馒头，“我先去探探路，要是顺利，下午就能把执照办下来。”
沈念秋还是站起来，从衣柜里取出那件半新的军大衣：“穿上这个，今天预报有雪。”她又从铁皮盒子里数出二十块钱，“可能需要工本费，多带点。”
秦建国接过钱，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前世他孤身一人在西南插队，生病时连口热水都得自己挣扎着去烧。这一世，有了念秋，有了石头，有了这个家，再难的事都变得有底气。
七点半，秦建国推着自行车出门。雪已经停了，但路面结了一层薄冰，骑起来得格外小心。道外区工商局在老街尽头，一栋二层小楼，以前是区革委会的办公地，去年才换了牌子。
他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五六个人。都是三四十岁的模样，穿着臃肿的棉衣，手里攥着材料，脸上既有期待也有不安。秦建国锁好车，站到了队尾。
前面一个戴狗皮帽子的男人回过头：“兄弟，也是来办执照的？”
“嗯。”秦建国点头，“您呢？”
“我想开个修车铺。”男人搓着手，“以前在运输公司干，去年精简人员下来了。家里五口人要吃饭，总得找个活路。”
两人聊起来。男人叫赵大勇，四十二岁，一家老小挤在二十平米的平房里。他说现在政策是松动了，可心里还是没底：“你说这‘个体经济’，会不会哪天又给收回去？我们这代人，经不起折腾了。”
秦建国理解这种顾虑。改革开放才起步，许多人还带着过去的创伤记忆。他想了想，说：“赵哥，我看这次不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过两年了，农村包产到户搞得多红火？城里迟早也要跟上。”
“但愿吧。”赵大勇叹气，“反正我是没退路了，不干这个，就得饿肚子。”
八点整，工商局的门开了。一个年轻办事员探出头：“办执照的，按顺序进来，一次进两个。”
秦建国和赵大勇是第二批。办公室不大，摆着两张旧办公桌，墙上贴着《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的油印件。办事员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看起来不到三十岁。
“材料。”小伙子头也不抬。
秦建国把信封递过去。办事员一份份检查，看到文化宫的证明时，抬头看了他一眼：“秦建国？文化宫那个木工师傅？”
“您认识我？”
“去年文化宫翻修观众椅，我去看过，你手艺不错。”办事员语气缓和了些，“怎么，铁饭碗不要了？”
“想试试自己干。”秦建国说。
办事员点点头，没再多问。他拿出一张表格：“填这个，《个体工商户开业申请登记表》。经营项目写清楚，经营地址要准确，资金数额如实填。”
秦建国接过表格，从军大衣内兜掏出钢笔——这是沈青山送给他的，英雄牌，用了十几年还很好使。他工工整整地填写：经营者姓名秦建国，经营项目“木制工艺品制作、销售”，经营地址道外区松花江街27号，资金数额五百元。
“五百？”办事员看了眼，“不少啊。有这么多钱？”
“攒了些年。”秦建国含糊道。他当然不能说自己手头实际有上万，还藏着些“硬货”。
办事员没深究，又递过来几张纸：“这是《守法经营承诺书》，看完签字。还有，你得找个担保人，最好是国营单位职工。”
这倒让秦建国犯了难。沈青山是大学老师，按理符合条件，但他不太想麻烦岳父。正想着，赵大勇在旁边说：“兄弟，要不我找我们街道主任给你担保？他以前是我师傅。”
“这怎么好意思……”
“互相帮忙嘛。”赵大勇很实在，“我刚看你也填了五百，咱俩资金数额一样，互相担保，办事员同志也放心。”
办事员想了想：“也行。你们俩互相担保，再各自找个街道证明，材料就齐了。”
忙活了一上午，手续总算办得差不多了。办事员把材料收好，说：“十个工作日内来取执照。记得，执照下来后，一个月内去税务局办登记，不然要罚款。”
走出工商局时，已经快十一点了。秦建国要请赵大勇吃饭，赵大勇摆摆手：“省着点吧，这刚开始干，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等咱俩铺子都开起来，再好好喝一顿。”
两人在路口分手。秦建国没急着回家，骑车去了自己的店面。元旦放假，街上比平时冷清，但他的“建国木艺工作室”门口，却站着一个人。
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穿着灰色中山装，围巾围得严严实实，正透过玻璃窗往店里看。秦建国停好车走过去：“您找谁？”
老先生转过身，脸上带着笑：“你是秦师傅吧？我姓周，周明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
秦建国想起来了——顾研究员信里提过，周明远是研究所的老专家，专攻传统工艺。
“周老师您好，快请进。”秦建国连忙开门。
店里还没通电，光线有些暗。周明远却不在意，一进来就直奔那些展品。他在《承》面前站了很久，又仔细看了拼贴作品《融》，最后拿起那件核桃木小件。
“这是你的创作？”周明远问。
“是的。还在摸索阶段。”
“不是摸索，是已经成型了。”周明远放下小件，目光锐利地看着秦建国，“顾研究员跟我说，春城出了个有意思的木匠，做的东西不传统也不洋气，就是‘对了’。我还不信，今天一看，果然。”
秦建国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周老师过奖了。我就是觉得，木头有自己的语言，我们应该听它说话，而不是强行让它说我们的话。”
“好一个‘木头的语言’！”周明远拍了下大腿，“我研究了一辈子工艺美术，见过太多人要么死守老一套，要么全盘西化。你这路子，正！”
他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区里的展览，我负责初选。你这五件作品，全要。但我要问你——敢不敢再大胆一点？”
“您的意思是？”
“做一件大的。”周明远比划着，“至少一米以上。就用你说的‘木头的语言’，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材料我给你找，所里有收藏的老木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都有。”
秦建国心跳加快了。这不仅是机会，更是知音。
“我敢。”他说。
周明远笑了：“好！年后你来研究所找我，咱们详谈。对了，”他走到门口又回头，“你申请执照了吧？”
“今天刚办。”
“抓紧。有了执照，有些事就好办了。”周明远意味深长地说，“时代在变，我们这些搞艺术的，也得学会在新的轨道上跑。”
送走周明远，秦建国在店里坐了很久。炉子还没生，屋里很冷，但他心里热乎乎的。重生以来，他一步步试探着往前走，从黑河卖山货，到文化宫当临时工，再到租店面、办停薪留职。现在，路越来越清晰了。
下午回家，沈念秋和岳母正在包饺子。石头坐在地上玩积木，看见爸爸，张开小手就要抱。
“办得怎么样？”沈念秋问。
“材料都交了，十天内取执照。”秦建国抱起石头，亲了亲儿子冰凉的小脸，“还遇见了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周老师。”
他把周明远来访的事说了。沈念秋听得眼睛发亮：“这是大好事啊！能在省里专家面前露脸，比什么都强。”
沈母却有些担心：“建国啊，妈不是泼冷水，可这又是开店又是搞创作的，会不会太显眼了？咱们家的情况，还是低调点好。”
这话说得委婉，但秦建国明白岳母的顾虑。沈青山文革时挨过批斗，虽然平反了，可那种恐惧还留在骨子里。他自己家的情况更复杂——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改嫁，继父是个老革命，但前些年也受了冲击。这种家庭背景，确实需要谨慎。
“妈，我懂。”秦建国认真地说，“所以我才要先办执照，合法经营。周老师也说了，有了执照，就是国家认可的个体劳动者，不是投机倒把。”
沈念秋也帮腔：“妈，现在真的不一样了。我们学校有老师家属卖煎饼果子，一个月能挣一百多，比工资还高，街道还给发‘勤劳致富’的奖状呢。”
沈母叹了口气：“你们年轻人有闯劲是好事，我就是怕……算了，不说了。你爸晚上回来，你们跟他商量。”
傍晚时分，沈青山推着自行车回来了。车把上挂着两条冻鱼，是用学校发的副食券买的。听说秦建国办执照的事，他没马上表态，而是先问了细节。
“担保人找的谁？”
“一起排队的老赵，他开修车铺。我们互相担保，还找了街道证明。”
“资金数额填了多少？”
“五百。”
沈青山点点头：“填得合适。少了不像样，多了惹眼。”他放下茶杯，看着女婿，“建国，你想好了这条路？”
“想好了，爸。”
“那好。”沈青山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红皮笔记本，翻开某一页，“这是我去年去南方开会时记的。广州、深圳那边，个体经济已经搞得很活跃了。有个数据——截至去年底，广州有个体工商户两万多家，从业人数近五万。这是什么概念？春城现在恐怕连一千家都没有。”
秦建国接过笔记本。上面是沈青山工整的字迹，记录着南方的见闻：服装摊、电器行、小吃街，还有最早一批“万元户”的故事。
“南风北渐是迟早的事。”沈青山说，“你现在起步，不算最早，但也绝不晚。关键是要走稳——执照要办，税要交，质量要把关。只要这几条做到了，就是为国家分忧，为四化出力，谁也说不出什么。”
这番话让秦建国心里更踏实了。沈青山到底是知识分子，看问题有高度。
晚饭后，秦建国和沈念秋带着石头回自己屋。小家伙玩累了，很快睡着。两人靠在床头说话。
“爸说得对，咱们得走稳。”沈念秋说，“不过建国，我有个想法。”
“你说。”
“我想暑假去南方看看。”沈念秋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晶晶的，“我们系里有老师要去广州调研，可以带两个学生。我想报名。”
秦建国一愣：“那么远……”
“远才要去看啊。”沈念秋握住他的手，“你不是常说，南方走在前面吗？我去亲眼看看，那边的个体经济怎么搞的，工艺美术市场怎么样。咱们不能总在春城这一亩三分地里转悠。”
秦建国沉默了。他知道念秋说得对，可让妻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他不放心。八十年代初，治安还没后来那么好，火车要坐几天几夜……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
“你店里怎么办？”
“店刚开，生意还没上来，关几天门没事。”秦建国已经有了主意，“而且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南方看看木料市场，找找灵感。周老师不是让我做件大的吗？也许能在南方找到合适的材料。”
这个想法让两人都兴奋起来。他们小声讨论着：坐哪趟车，住哪里，要看些什么。石头在梦中咂了咂嘴，好像也在参与父母的规划。
夜深了，窗外又飘起雪花。秦建国轻轻起身，给炉子添了煤。回头看着熟睡的妻儿，他心里充满了一种沉甸甸的幸福感。重生不是让你来享福的，是让你来弥补遗憾、创造价值的——他时常这样提醒自己。
而现在，执照在办，展览在即，南行在计划中。1981年的第一天，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执照是在一月十号下来的。秦建国去工商局取的时候，办事员小张特意叮嘱：“秦师傅，这可是咱们区今年发的第三十二张个体营业执照，要珍惜啊。”
执照是张硬纸，印着国徽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字样，经营者姓名、经营项目、资金数额、经营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最下面是发证机关的大红印章和日期：1981年1月10日。
秦建国把它小心地装进牛皮纸袋，回家路上买了斤猪肉，打算晚上包饺子庆祝。经过百货商店时，他想了想，又进去买了盒哈尔滨产的“葡萄”牌饼干——这是石头最爱吃的。
到家时，沈念秋已经回来了，正在厨房和面。看见执照，她湿着手接过去，看了又看，眼眶有点红。
“怎么了？”秦建国问。
“就是觉得……真好。”沈念秋擦擦眼睛，“咱们有自己的事业了，合法的，堂堂正正的。”
石头跑过来，踮脚要看。沈念秋把执照放低些，指着上面的字：“看，爸爸的名字，秦——建——国。”
“爸爸！”石头响亮地叫了一声，扑进秦建国怀里。
晚饭时，沈青山拿着执照看了很久，最后说：“裱起来，挂在店里显眼的地方。这不是一张纸，是通行证。”
这话让秦建国深有感触。是啊，有了这张纸，他就不再是“投机倒把”的嫌疑分子，而是国家认可的个体劳动者。虽然社会上还有偏见，但至少在法律层面，他站住了脚。
第二天，秦建国把执照装在玻璃框里，挂在了工作室进门的墙上。刚挂好，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元旦前定制知青木雕的那位客人。
“秦师傅，忙着呢？”客人姓李，叫李援朝，这名字一听就是五十年代生的。
“李同志，您怎么来了？作品有问题？”秦建国问。
“没问题，好得很。”李援朝笑着说，“我今天来，是说外贸局那个事——我朋友老陈，想跟你见个面。”
秦建国心里一跳：“什么时候？”
“就现在，他在对面的茶楼等着呢。”
秦建国赶紧锁了店门，跟李援朝过了街。茶楼是国营的，这个点人不多，角落里坐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老陈，这就是秦师傅。”李援朝介绍，“秦师傅，这是省外贸局工艺美术处的陈处长。”
“陈处长您好。”秦建国握手时感觉到对方手掌很厚实，是常干活的手。
“坐。”陈处长很干脆，“援朝把你的作品给我看了，不错。特别是那件知青题材的，有感情，有思想。”
服务员过来倒了茶。陈处长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份文件：“秦师傅，咱们直说吧。外贸局今年要拓展工艺美术品出口，重点是日本和东南亚市场。我们需要一批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审美的作品。你的风格，对路子。”
秦建国接过文件，是些外文图录，印着日本和香港市场上流行的工艺品。他注意到，那些卖得好的，都不是传统的龙凤牡丹，而是简约、抽象的设计，只是用了中国的材料和工艺。
“我看了你的作品，最大的优点是‘不刻意’。”陈处长点了支烟，“不像有些老艺人，非要往传统上靠，结果做出来死板。也不像美院那些年轻人，全学外国，丢了根本。你这个度，把握得好。”
被专业人士这样评价，秦建国很受鼓舞：“陈处长，您需要我做什么？”
“先试单。”陈处长说，“做十件小品，题材不限，但要有系列感。尺寸不要大，便于携带。一个月时间，能做出来吗？”
“能。”
“价格方面，”陈处长从怀里掏出个计算器，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我们按件收购。如果通过外商验收，每件给你八十元外汇券。如果卖得好，后续订单价格可以再谈。”
秦建国快速算了下：十件就是八百外汇券。按照黑市汇率，外汇券比人民币值钱，相当于一千多人民币。这在1981年，是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
“材料费呢？”他问。
“我们出。”陈处长说，“外贸局有合作木材厂，你可以去选料。也可以自己找料，实报实销。”
条件很优厚。秦建国几乎没有犹豫：“我做。”
“好！”陈处长站起来，“明天上午九点，来外贸局找我，签合同，选木料。”他又想起什么，“对了，你执照办了吧？”
“办了。”秦建国说。
“那就没问题了。现在跟个体户合作，必须有合法手续。”陈处长和李援朝走了，留下秦建国在茶楼坐了会儿。
十件小品，一个月时间。这不仅是订单，更是考验。外贸局的门槛，多少人想进进不去，现在机会摆在他面前，必须抓住。
晚上，秦建国把这事跟家人说了。沈青山仔细问了合同细节，点点头：“条件合理，可以做。但建国，你要记住，这是第一次接公家的单，质量一定要过硬。宁可慢点，不能出错。”
沈念秋则想得更远：“如果这单做成了，以后是不是就能长期合作？你的工作室，就有稳定收入了。”
“不止。”秦建国说，“如果外宾喜欢，可能还会有更多渠道。周老师说过，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工艺品在国际市场上会越来越受欢迎。”
夜里，秦建国睡不着，在纸上画草图。十件小品，要有系列感……他想起周明远说的“木头的语言”，忽然有了主意。
为什么不做一个“东北四季”系列？春芽、夏雨、秋实、冬雪，每个季节做两到三件，用不同的木材和技法表现。既是中国题材，又有自然美感，外国人应该能接受。
他越想越兴奋，干脆爬起来，把沈念秋也叫醒。
“念秋，你看这个想法……”
沈念秋睡眼惺忪地听他说完，清醒了：“这个好！不过建国，你要考虑外国人的审美。他们不一定懂‘意境’，但能感受到美。所以造型要简洁，细节要精致。”
两人讨论到半夜，初步定下了方案：春用白桦，表现新芽破土；夏用椴木，刻雨滴涟漪；秋用核桃木，展果实丰硕；冬用老松木，塑冰雪之姿。
第二天一早，秦建国去了外贸局。陈处长已经在办公室等他，合同都拟好了，条款清晰，双方权利义务写得很明白。
“这是标准合同，你看看。”陈处长说。
秦建国仔细看了两遍，确认没问题，签了字。陈处长也签了字，盖了外贸局的公章。一式两份，各执一份。
“走，去选木料。”陈处长带他去了仓库。
外贸局的木材库在郊区，是个大厂房。一走进去，秦建国就惊呆了——各种木料堆成小山，很多是他从未见过的好料。海南黄花梨、紫檀、金丝楠这些名贵木材不说，光是东北本地的料，就有百年老榆木、雷击木的精华部分、沉江木（埋在江底多年的木材，质地特别）……
“这些料，都是国家调拨给外贸口的。”陈处长说，“你随便选，但要登记，边角料也得交回来。”
秦建国在木料堆里转了两个小时，选了十几块料。白桦选了块带树皮的，天然就有春意；椴木要了纹理细腻的；核桃木挑了块带疤节的，正好表现秋实的沧桑；老松木则选了块有裂痕的，冰裂纹天然成趣。
木料装上车，送回工作室。秦建国开始干活了。
第一件，春之芽。他在白桦木上浅浅地刻出几道弧线，像是破土而出的力量。不刻具体的芽，只刻那股劲。刻完再用细砂纸打磨，让线条柔和，最后上一层薄薄的清漆，保留木材本色。
做这件时，他想起自己重生后第一次上山找参——那是1977年，刚恢复高考，他一边复习一边往深山老林里钻。找到第一株老山参时，就是春天，雪刚化，参芽从腐殖土里探出头，带着惊人的生命力。
第二件，夏之雨。椴木质地软，适合表现水的柔。他用圆刀刻出层层涟漪，中心深，边缘浅，像是雨滴落在平静的湖面。这件最难的是把握深浅，深了显笨，浅了没效果。他刻了又磨，磨了又刻，花了三天才满意。
刻的时候，他想起和沈念秋的初次相遇那年的夏天，在知青点的菜地里。突然下起雨，两人躲进同一个窝棚。念秋的头发湿了，贴在额头上，她不好意思地笑着，那一幕在他记忆里永远鲜活。
十件作品，件件都有生命的记忆。秋之实里有父亲劳作的身影，冬之雪里有母亲在灯下缝补的温暖。他把两世的经历、这一世的珍惜，都刻进了木头里。
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秦建国完成了最后一件作品。十件小品摆在工作室的工作台上，从春到冬，自成系列。他请沈念秋来看。
沈念秋一件件看过去，看了很久，最后说：“建国，这些不只是工艺品。”
“那是什么？”
“是信物。”沈念秋轻声说，“是你写给这个世界的情书。”
秦建国眼眶发热。是啊，重生一次，他最大的收获不是预知未来的能力，而是懂得了珍惜——珍惜这个时代给予的机会，珍惜家人的支持，珍惜每一次创作的自由。
正月十六，陈处长和李援朝一起来验收。看到作品，陈处长没说话，一件件拿起来，对着光看，摸纹理，掂分量。
全部看完，他长出一口气：“秦师傅，你这一个月的活，顶别人一年。”
“通过了？”李援朝问。
“不但通过，我还要加单。”陈处长说，“再做二十件，三个月交货。价格提到每件一百外汇券。”
秦建国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想了想，说：“陈处长，加单可以，但我有个请求。”
“你说。”
“我想留一件，不卖。”秦建国指着“春之芽”，“这件我想自己留着，做个纪念。”
陈处长愣了愣，笑了：“理解。艺术家嘛，总有自己最钟爱的作品。行，这件你留着，剩下的九件我带走。二十件加单，从明天算起。”
合同当场重签。送走陈处长和李援朝，秦建国站在工作室里，看着空了一半的工作台。窗外，正月里的春城依然寒冷，但阳光很好，照在雪地上，亮得晃眼。
他拿起“春之芽”，轻轻摩挲着木纹。这件作品，他要放在家里，提醒自己：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破土而出的初心。
晚上，秦建国把九百外汇券交给沈念秋。沈念秋数了数，小心地锁进铁皮盒子。
“这下，咱们南行的路费够了。”她说。
“不止路费。”秦建国说，“我想好了，等从南方回来，咱们看看房子。不是投资，是真的买个自己的家。”
沈念秋靠在他肩上：“不急。先把你的事业稳住，石头还小，现在的房子也够住。”
“嗯，听你的。”
夜深了，秦建国却毫无睡意。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春城的冬夜很安静，偶尔有自行车铃铛声划过，很快又恢复寂静。
他想起了前世。1978年，他还在西南插队，每天刨地球，最大的愿望是回城当个工人。那时候，他不敢想象自己能拥有一个工作室，能接外贸订单，能自由地创作。
重生改变了一切。但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重生的先知，而是这个正在巨变的时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城市开放的试探，是千千万万普通人被释放的活力。
他秦建国只是其中一个。赵大勇是，街上摆摊的那些人是，千千万万想要改变生活的人都是。
时代给了机会，剩下的，就看自己怎么把握了。
窗外，1981年的正月十六，月亮很圆。秦建国知道，更圆的月亮，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