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老板，你在港城待了十几年，那边的情况你应该比我清楚。”唐哲的声音放低了一些，像是在跟郝松林说一件很私密的事情，“八十年代初的港城，跟内地完全不同。那边是自由贸易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亚洲最开放的市场。我在林城听南边来的客商说，港城这几年发展得很快，楼市在涨，股市在涨，进出口贸易也在涨。全世界的人都往那里跑，钱也往那里流。你要是把郝家的资金转移到港城，投到正当的生意上去，那不是放弃，那是升级。是从小池塘游到大江大河里去。”
郝松林的手指不敲了，停在那里，像是在听。
唐哲知道，郝家在港城其实已经有一些根基了。郝松林在那边待了十几年，不可能什么都没做。他听说过，郝家在港城有一间古董店，专门做文物生意。内地的文物，通过某些渠道运到港城，再从港城卖到全世界。这门生意，利润高，风险也大。但在八十年代初的港城，这是合法的，甚至是受鼓励的。港城是自由贸易港，文物进出自由，只要不是走私、不是盗窃、不是盗掘，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郝老板，你在港城的古董店，不就是一条好路子吗？”唐哲看着他，语气诚恳，“文物生意，在港城是正当生意，是有文化底蕴的生意。你把郝家的资金转到港城，把那间店做大做强，不比在林城搞那些灰色产业强？灰色产业赚的是快钱，但快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还烫手。文物生意不一样，一件好东西放在那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只会越来越值钱。这是稳当的买卖，是可以传代的买卖。”
郝松林的眼睛睁开了，看着唐哲，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不再是刚才那种戒备和不信任，而是有了一些松动，有了一些思考。
唐哲继续说：“现在的港城，是世界古董交易的中心之一。欧美的收藏家、日本的财阀、东南亚的富豪，都到港城来买东西。只要你有好东西，不怕卖不出去。而且港城的法律健全，市场规范，不像内地这样，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规定，让人摸不着头脑。你在港城做生意，只要规规矩矩，依法纳税，就不用担心被人整、被人告、被人抢。这一点，林城比不了。”
他停了一下，让郝松林消化这些话。窗外的光线暗了一些，像是有一片云遮住了太阳。屋子里有些闷，不知道是天气的原因，还是气氛的原因。
“郝老板，林城的正当生意可以保留。商场、酒店、运输，这些光明正大的买卖，不会有人动它们。贾小五那种人，敢碰灰色产业，不敢碰这些。因为这些是摆在明面上的，有合同，有执照，有法律保护。他碰了，就是找死。”唐哲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给郝松林分析一盘棋，“这些生意，不需要太多人盯着。把李应堂留下打点就行。李大哥跟了郝家几十年，忠心耿耿，能力也有，守城没问题。大事拿不准的，可以打电话去港城请示你。小事他自己就能做主。”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李应堂。李应堂还是低着头，一动不动，但唐哲注意到，他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什么。唐哲收回目光，继续说：“郝好最好是跟着你一起去港城。林城太小了，格局太小了，机会太少了。她留在这里，浪费了。”
其实唐哲是不想她牵扯到两年后的那一场风波当中。
郝好在一旁幽怨地看着唐哲。她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里还有没干的泪痕，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和失落。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当着她父亲的面，心中的话还是没有说出来。她能说什么？她能说“我不想走”？她能说“我想留下来”？她能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留下来”？她说不出口。她只是一个女儿，一个在父亲面前不敢大声说话的女儿。她只能把那些话咽回去，咽到肚子里，咽到心里，让它在那里烂掉。
可是她的心却像是被重重敲击了一下，碎了一地。她听到自己的心在碎，一片一片的，像玻璃掉在地上，哗啦哗啦的，捡都捡不起来。她看着唐哲，看着他那张平静的、没有表情的脸，看着他那双永远看不透的眼睛，心里在骂他：唐哲，你是个傻子，你是个木头，你是个石头。难道我郝好在你的心里，就那么不堪吗？你就这么急着把我推走？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你就这么讨厌我？你知不知道，我去了港城，就再也回不来了？你知不知道，我爹已经在给我张罗婚事了？你知不知道，贺家那个残废，已经在等我去见面了？你是生生的要把我推向贺家那个残废，推向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推向一个我不想过的日子。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你心里只有你的沈月，只有你的小月。
当然，这些只是她心中所想，唐哲和郝松林都没有想那么多。唐哲只是在说他认为对的事，在说他认为对郝家、对郝好有利的事。他不知道郝好心里那些弯弯绕绕，不知道她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思，不知道她那些碎了一地的伤心。郝松林更没有想那么多。他想的只是郝家的生意，只是郝家的未来，只是怎么守住父亲留下的基业，怎么在港城站稳脚跟。他连自己女儿的心思都未必全懂，更不会想到她对唐哲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郝松林想了又想。他靠在椅背上，眼睛微闭着，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地敲着，一下，两下，三下。他在盘算，在权衡，在斟酌。他把唐哲说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像是一个棋手在复盘，每一步都想过，每一个变化都算到。林城的正当生意能保得住吗？李应堂能守得住吗？郝好去了港城，能适应吗？她能学会做生意吗？她能接他的班吗？这些问题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像磨盘一样，碾过来碾过去，碾得他头疼。
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看向门口的李应堂。李应堂还是站在那里，低着头，像一棵沉默的树。郝松林看着他，看了很久，像是在看一个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人，到底值不值得信任，到底能不能托付重任。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很重：“应堂，你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