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电力学院，我遇到了苏刚的同班同学高岩，他告诉我：“苏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了！”
谁都知道，1977年的高考，是挤过独木桥才算赢，而苏刚，这个五年前还在工艺美术厂画搪瓷缸的人，竟直接踩进了全国最好的学府之一。
记忆突然跳回五中的红卫兵团宣传组。那时苏刚总坐在靠窗的木桌前，面前摊着钢板和铁笔，《红卫兵报》的小样在他笔下渐渐成形。他写的评论总能戳中人心，红卫兵团主任多次夸奖他。更绝的是他的钢笔字，刻在蜡纸上时，横平竖直如刀削，印出来竟和书店里的铅印书没两样。有次我帮他裁纸，看见他手腕悬着，铁笔在钢板上走得又快又稳，油墨沾在指缝里，他却笑着说：“字要立得住，人也得立得住。”
我去过他家一次，在大北一小学旁边的四合院里。推开斑驳的木门，迎面不是寻常人家的煤炉和劈柴，而是一张铺着青布的书案，砚台里的墨还泛着光，墙上挂着泛黄的字画，连墙角的青花瓷瓶都透着股文气。他母亲端来茶水时说：“这孩子，放学就躲在这儿看书，连饭都要喊三回。”那时我才懂，他刻钢板时的笃定，写文章时的通透，从来不是凭空来的。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南湖的印染社印红卫兵袖标。苏刚站在柜台前，指着样品上的美术字说：“你看这‘红卫兵’三个字，笔锋带劲，颜色也正，咱们五中的袖标，就得用他家的。”老板听了笑：“你们这小同志，比我还懂行。”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了找这家印染社，跑了南湖周边三个街区，就为了袖标上那几个字能“配得上五中的样子”。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电校，苏刚则进了工艺美术厂。我们渐渐断了联系，只偶尔从老同学嘴里听到他的消息——说他还在坚持看书，说他在厂里办了黑板报，字还是那么好看。
再次听到他的名字，已是几十年后。我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浏览新闻，标题突然跳出来：“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档案馆(室)司司长苏刚，视察辽宁省档案馆新馆建设工地”。照片里的他穿着西装，头发已有些花白，却依旧挺直脊背，和当年在宣传组里那个握着铁笔的少年，重叠又分离。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久，突然想起他刻钢板时说的话：“字要立得住，人也得立得住。”
真正的重逢，是在五中的校庆活动上。我作为老校友回去，刚走进礼堂，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和老校长说话。“苏刚？”我试探着喊了一声。他转过头，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是你啊！好久不见。”我们坐在当年的教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桌上，他说起这些年的经历，从人大毕业后进入档案系统，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走到现在，语气平淡却坚定。“还是喜欢和文字打交道，”他说，“就像当年刻钢板，看着一个个字变成有分量的东西，踏实。”
如今我们都退了休，我在长沙带外孙女，他在北京安度晚年。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我们却常在同学微信群里聊天。他会分享北京的雪景，我会发长沙的橘子洲头；他说起整理老档案时发现的趣事，我会聊起电力工业发展历程。有时聊着聊着，话题就会回到五中的宣传组，回到南湖边的印染社，回到那个用铁笔刻出青春的年代。
有天晚上，他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当年刻的《红卫兵报》小样，边角已经泛黄，字迹却依旧清晰。配文只有一句话：“墨痕还在，年轮也在。”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在手机上敲下回复：“字立得住，人也立得住。”
窗外的湘江正泛着粼粼波光，我想起1977年那个高考，想起那个握着铁笔的少年，突然明白：有些东西，从来不会被时间冲淡，就像苏刚笔下的字，就像我们心里的那份执念，早已刻进年轮里，成了永不褪色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