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沈轴五中和抚顺胜利矿一中正式建立“一对红”学校关系。在那个以革命理想联结情感的年代，两校的师生们通过书信传递信念，缔结起跨越地域的战友情谊 。
我是沈轴五中八连四排的杨庆柏，在给抚顺的信里这样写道：“在革命的征途中，多么希望有一名志同道合的战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一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信封上清晰写着“抚顺胜利矿一中 一对红战友 收”，投进邮筒时，心里满是对革命友谊的期盼。
信寄出去没几天，杨翠花捧着厚厚一摞信件冲进教室，嗓门亮得整个连都听得见：“抚顺来信了！”信件刚搁上讲台，同学们就呼啦啦围上去，转眼间便被抢空。只剩最后一封静静躺着，封面“杨庆柏”三个字赫然入目。我几乎是扑过去拆开信封，熟悉的革命话语跃然纸上：“一对红战友杨庆柏 你好！我是何红伟，收到你的来信后，我决定和你建立一对红战友关系，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愿意与你并肩前行！”那一刻，胸腔里的热血仿佛都沸腾起来。
从此，每周一封书信成了我和何红伟雷打不动的约定。我们在信里谈工作、聊学习，分享各自的革命实践，字里行间全是纯粹的理想与热忱。不久后，我们还互寄了照片——我穿的是妈妈改小的爸爸的旧军装，这在当时的校园里格外惹眼，同学们都羡慕不已。我特意去生生照相馆拍了半身像，我臂戴红袖章，手捧红宝书，背景是庄严的天安门，这是那时最郑重的纪念方式。何红伟寄来的照片里，她身穿矿井工作服，头戴带电灯的铝盔帽，同样臂佩红袖章、手捧红宝书，眼神里满是坚定，我一点也没有认出是个女同学。
年底，我有幸当选“一对红”的代表，随团前往胜利矿一中参观学习。深秋的抚顺已有凉意，我们一行十几人刚抵达，就听见锣鼓喧天。全校师生夹道欢迎，彩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热烈欢迎，革命战友，光临我校，传经送宝”“向革命战友学习！向革命战友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得人心头发热。
胜利矿一中的教学楼建在山坡上，我们代表团被安排在山下日本平房中休息。午饭后我刚走出食堂，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望去，一个姑娘快步走来，大大方方伸出手：“你好，一对红战友，我是何红伟。”我惊讶地慌忙伸手与她相握：“我是杨庆柏，你好，一对红战友。”何红伟的手温热有力，可刚触到没多久，她突然脸红了，握力也减轻了些，我却舍不得松开。“庆柏，这是谁呀？”同行的魏姐恰巧经过，我赶紧松开手介绍。魏姐惊叹道：“别人都是男男或女女结对，你们俩男女结成一对红，真是特别有缘分啊！”何红伟的脸更红了，像熟透的苹果，低头小声说：“我家离这不远，到我家坐坐吧。”
何红伟家在一幢红色二层家属楼里，阳台连着走廊，和常见的筒子楼很像。她家守着房山，二室一厅的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那时没有电视，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个大镜框，里面嵌着张百余人的合影。“这是爸爸和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照片。”何红伟指着后排左数第三人说，“这就是我爸，是他奔赴前线前照的。”“你父亲是老红军？”我脱口问道，在得到肯定答复的瞬间，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何红伟的闺房不大，却格外雅致，尤其是那顶圆顶蚊帐，从房顶一直垂落到床上，感觉就是小说中的公主房中的样子。后来我女儿大了，我也给她买了一顶淡蓝色的圆顶落地蚊帐，圆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那顶蚊帐即便后来没用了，我也没舍得扔，因为看到它，我就想起了何红伟……。
那几天，何红伟陪着我参观学习，交流革命心得。我们俩不仅是个人的“一对红”，更是成了排与排、连与连之间“一对红”的纽带，我们又建立了排对红和连对红。何红伟的职务几乎和我一样，都是学生连长和红卫兵团委员。离别时，何红伟送给我一本硬壳红色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共勉共进，为共产主义奋斗”。
一九七四年，我分配到抚顺发电厂工作，第一时间就赶往胜利矿一中附近的家属楼。可邻居们告诉我，何红伟家早已搬走了。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我摩挲着那本红色笔记本，想起那些书信里的革命理想与纯粹友谊——在那个年代，我们的交流里没有半分所谓“资产阶级情调”，唯有对理想的坚守与对战友的赤诚，而这份记忆，早已随着那些书信与照片，刻进了岁月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