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建康城里的两种活法
公元六世纪的建康城，繁华得有些不真实。
秦淮河上画舫如织，乌衣巷口衣冠如云。梁武帝萧衍治下的南朝，表面上是一片升平气象：皇帝信佛，士族谈玄，文人们忙着给宫体诗押韵，宰相们忙着在佛寺里和高僧辩论“空”与“有”。这是一个连空气里都飘着墨香和檀香的时代。
但如果你凑近一点看，会发现一个不太和谐的身影。
天还没亮，尚书省的一间官廨里就点起了灯。一个穿着朝服的中年人伏在案前，面前堆着半尺高的文书。他一份一份地批阅，时而皱眉，时而疾书，身旁的茶凉了又热，热了又凉。等到日头偏西，同僚们早都散了——有的去参加诗会，有的去听经讲禅——他还在那里，和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琐碎政务较劲。
这个人叫何敬容。
他是个异类。在一个人人以“清闲”为荣、以“务实”为耻的圈子里，他偏偏把工作当成了信仰。他做得越好，就越显得别人难堪；他越勤勉，就越像一面照妖镜，把整个时代的浮华照得纤毫毕现。
于是，嘲笑声四起。写诗的嘲讽他，清谈的鄙视他，连他的客人都被人拒之门外，还留下了一个流传千古的蔑称——“敬容残客”。
但历史的剧本，从来不由嘲笑者书写。
当侯景的铁骑踏破台城，当那些清谈名士在刀锋前瑟瑟发抖，这个被嘲笑了半辈子的“工作狂”，早已在多年前就看清了结局。
而他自己，选择死在围城之中。
这是一个关于“认真”如何在“装糊涂”的时代里成为原罪的故事。
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职场悲剧——主角何敬容，即将登场。
第一幕：娶公主拜驸马都尉的庐江何氏子弟
何敬容，字国礼，庐江灊人，也就是今天安徽霍山一带。他出生于庐江何氏，这是当时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并称的顶级门阀，祖上累世高官，家族朋友圈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能在史书里占几行字的人物。他的祖父何攸之，是刘宋的太常卿，掌管宗庙礼仪，属于清望之官。他的父亲何昌珝，是南齐的吏部尚书，掌握天下官员的选拔大权，实权派中的实权派。
用今天的话说，何敬容家里有矿，而且是超级大金矿，还是祖传的那种。他的起点，已经不是“赢在起跑线”了，而是直接生在领奖台上。
更要命的是，他长得还不差，或者说，在那个讲究门第和风度的时代，他的“血统光环”已经足够耀眼。于是，在他弱冠之年，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无数士族子弟羡慕嫉妒恨的事情：他被选为齐武帝萧赜之女长城公主的驸马。
《梁书》的记载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以名家子，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注意，“选尚”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不是何敬容去求婚，而是皇帝主动把女儿嫁给他。这是皇室对庐江何氏的最高认可，也是何敬容个人政治资本的一次超级加码。
娶公主，拜驸马都尉，这个身份放在今天，大约相当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就同时拿到了顶级央企的编制、成为了市长的女婿、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姓何，是庐江何氏的“名家子”。
按理说，这样的人生赢家，完全可以像他的许多同辈一样，把生命奉献给清谈玄理、饮酒作诗、炼丹采药、游山玩水。衙门的事，交给下属去办；国家的事，自然有皇帝操心；自己嘛，负责优雅就可以了。
但何敬容偏偏没有这样做。
第二幕：“治为天下第一”的吴郡太守
天监初年，梁武帝萧衍取代南齐，建立梁朝。何敬容作为前朝驸马，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凭借门阀身份继续受到重用。他以秘书郎起家，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积累。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南朝的官场背景。秘书郎这个职位，听起来像是个管图书的，其实在六朝时期，它是甲族子弟的“起家官”，相当于今天最顶级的管培生岗位。能从这个位置起步的人，未来基本都奔着宰相去的。何敬容从秘书郎起步，历任太子舍人、尚书殿中郎、太子洗马、中书舍人、秘书丞，又迁扬州治中。这一连串官职，看起来像是一份豪华的“官N代打卡套餐”，但对大多数士族子弟来说，这些职位只是仕途的必经程序，干得好不好无所谓，反正最后都会升迁。许多人甚至把这些岗位当成“带薪休假”，反正家里有钱，衙门的事务交给下属就好，自己负责在朋友圈里晒一晒清谈心得。
但何敬容却把这些职位当成了真正的考场。他一路勤勉，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最终获得了外放地方的机会——建安内史。
建安郡在今天福建北部，当时属于偏远地区，山高林密，经济落后，民风彪悍。派一个驸马爷去那种地方，在旁人看来多少有点“发配”的味道。但何敬容没有怨言，反而干得有声有色。
《梁书》记载，他在建安内史任上“清公有美绩，民吏称之”。清，是清廉；公，是公正。这四个字，在六朝的语境里，是对一个地方官的最高评价。更难得的是，这不是朝廷的考核评语，而是“民吏称之”——老百姓和基层官吏的口碑。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能获得“民吏”的真心称赞，说明这位驸马爷是真的在做事，而不是来镀金的。
但这只是小试牛刀。真正让何敬容名垂史册的，是吴郡太守。
普通四年，也就是公元523年，何敬容出任招远将军、吴郡太守。吴郡，就是今天的苏州一带，当时是天下一等一的富庶之地，也是豪强势力盘根错节、地方关系极其复杂的地方。富庶的地方，往往也是最难治理的地方。赋税繁重，百姓苦不堪言；豪强林立，政令难以推行；诉讼堆积，人心浮动。很多太守到任之后，要么被地方势力架空，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干脆躺在富庶之地上享清福。
而何敬容交出的答卷，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梁书》用了六个字来评价：“治为天下第一”。
这六个字有多重？我们翻遍《梁书》，能把地方治理做到“天下第一”的太守，屈指可数。何敬容不仅做到了，还做得非常具体：“为政勤恤民隐，辨讼如神”。他关心百姓疾苦，体恤民间隐情；他断案如神，能够在复杂的诉讼中迅速找到真相。这哪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门阀贵族的作风？这分明是一个真正把自己当成“父母官”的实干家。
更令人震撼的是结果：“吏民诣阙请树碑，诏许之”。吴郡的官吏和百姓，自发到建康朝廷请求给何敬容立碑纪念。这是百姓对一个官员的最高认可，比任何考核评语都更有说服力。而“何吴郡”这个称呼，从此成了梁朝良吏的标杆。后来谢举当吴郡太守时，《梁书》的评价是“声迹略相比何吴郡”——意思是你干得不错，勉强能和当年的何敬容比一比。这就像今天说某个人“有当年马云的风范”，但“略相比”三个字，还是透着一股“你还差一点”的味道。
第三幕：尚书令和官僚体系的顶端
在地方上“卷”出了天下第一之后，何敬容回到中央，开始了他最核心的工作：掌选。
普通二年，何敬容已经复为侍中，领羽林监，又暂时掌管吏部尚书的事务。史书评价他“铨序明审，号为称职”。铨序明审四个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选拔有序，评判明白，考核审慎。这八个字看起来简单，但在那个“门第决定一切”的时代，要做到真正“明审”其实极其困难。因为你的每一项人事决定，都会得罪一批门阀家族；而你如果完全按门第高下来安排，又会被人骂“糊涂官”。何敬容能在这样的夹缝中做到“号称称职”，本身就是一种本事。
大通二年，梁武帝征召何敬容为中书令，他还没有正式就任，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领右军将军，不久加侍中。请注意，这是何敬容多次执掌吏部的其中一次。梁武帝萧衍是一个非常挑剔的皇帝，能让他反复把人事大权交给同一个人，说明何敬容的选官能力得到了最高层面的认可。
中大通三年，何敬容迁尚书右仆射，参掌选事。中大通五年，迁左仆射，加宣惠将军。大同三年，迁中权将军、丹阳尹。大同五年，入为尚书令。尚书令是什么概念？在南朝官制中，尚书令是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何敬容终于站到了官僚体系的顶端。
从驸马都尉到尚书令，何敬容用了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关系户”到“栋梁之才”的蜕变。但讽刺的是，就在他达到仕途巅峰的同时，他也成了整个士族圈的笑柄。
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勤快了。
第四幕：“敬容残客”的出处
要理解何敬容在士林中的尴尬处境，我们得先聊一聊那个时代最荒诞的政治逻辑。
《梁书》的记载非常深刻：“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
这段话信息量极大。首先，何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他是那种对规章制度、历史沿革了如指掌的“活字典”型官员。其次，“聪明识治”——他有真正的政治智慧。再次，“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他是那种大清早开始处理公文、一直干到太阳落山的“卷王”宰相。
而“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这是南朝政治最荒诞的地方：从东晋到刘宋，宰相们的主流工作方式，是“文义自逸”，也就是靠写写诗文、谈谈玄理来“治理国家”。具体的行政事务，被认为是“俗务”，不配让宰相亲自过问。谁要是在宰相位置上认认真真处理公文，谁就是“俗吏”，就会被整个士族圈嘲笑。
何敬容，恰恰就是这个“另类”。“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短短十来个字，勾勒出一个被时代孤立的实干家的悲剧形象。他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被嘲笑，也不是因为品德不好被鄙夷，而是因为他“太勤快”了，勤快到打破了士族圈“宰相不亲庶务”的潜规则。
当时有个叫萧巡的年轻人，是萧琛的儿子，颇有几分轻薄才气。他专门写了“卦名离合诗”来嘲讽何敬容。所谓“离合诗”，是一种文字游戏，把字拆开来又重新组合成诗，属于典型的“朋友圈文青”玩法。面对这样的嘲讽，何敬容“处之如初，亦不屑也”——他根本懒得回应。这种不屑，既是一个实干家对无聊文青的态度，也是一个清醒者对时代的冷眼旁观。
但更着名的典故还在后头，那就是“敬容残客”。
这个典故出自《梁书·张缵传》。张缵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才子，出身名门，文采斐然。他和何敬容“意趣不协”——说白了就是合不来。何敬容位居权轴，家里宾客盈门。但张缵对那些同时往来于何敬容和他之间的人，一律拒之门外，理由很直接：“吾不能对何敬容残客。”翻译过来就是：“我不能接待何敬容挑剩下的客人。”
这句话的杀伤力，放在今天大约相当于：“我才不见那些舔过何敬容的人。”一个“残”字，把何敬容和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统统贬低为“残次品”。而张缵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在他背后，站着整个士族清谈圈的价值观——何敬容是俗人，和俗人来往的人，都是俗不可耐的“残客”。
“敬容残客”后来成了一个成语，指趋炎附势的人。清代诗人赵翼就写过：“敢以敬容残客待，深蒙范叔故人怜。”明末清初的钱谦益也有“狂奴本自轻侯霸，残客何烦对敬容”的句子。
但仔细想想，这个典故里最可悲的不是何敬容被嘲讽，而是嘲讽者的逻辑本身就很荒谬。何敬容作为尚书令，处理国家大事，家里有客人来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张缵凭什么嘲笑？就因为何敬容“勤庶务”而张缵自己“文义自逸”？用今天的话说：一个勤勤恳恳加班干活的部门主管，因为家里同事多了几个，就被隔壁部门那个天天在茶水间聊哲学的“文青”嘲讽为“收破烂的”。荒谬不荒谬？
但这就是梁朝的政治生态。
第五幕：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然而，命运对何敬容的打击还远不止于此。
大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545年，何敬容摊上了一件让他差点掉脑袋的事。他的小妾有个弟弟，名叫费慧明，在导仓丞这个位置上任职。导仓丞是管仓库的小官，费慧明利用职务之便，夜里偷盗官米，被禁司当场拿获，送到了领军府。
当时担任领军将军的，是河东王萧誉。萧誉是昭明太子萧统的次子，皇室宗亲，地位尊贵。何敬容得知小舅子犯事之后，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很符合人情、但在当时却极其危险的事情：他给萧誉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从中说情，放费慧明一马。
结果，萧誉根本没给何敬容面子，直接把信原封不动地呈报给了梁武帝。梁武帝看到信后，勃然大怒，下诏免去了何敬容的职务。
更要命的是，御史中丞张绾趁机落井下石，上奏弹劾何敬容“挟私罔上，合弃市刑”。挟私，是说他为了私情干预司法；罔上，是说他欺骗皇帝，试图包庇罪犯。按律，这种罪行应当判处弃市——也就是在闹市处死并暴尸街头。梁武帝最终念在何敬容多年勤恳的份上，下诏免了他的死罪，只免去了职务。
这件事，成了何敬容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一个以“清公”闻名的地方官，一个“铨序明审”的吏部尚书，一个“治为天下第一”的能臣，最终栽在了小舅子偷米这种破事上。你可以说他糊涂，也可以说他人情味太重，但无论如何，在那个讲究门阀裙带的时代，何敬容的这种行为其实并不罕见。只不过，别人做同样的事可能没事，何敬容做了，就成了众矢之的。
中大同元年，何敬容被起用为金紫光禄大夫。这是一个荣誉性的闲职，基本上等于提前退休。他还没有正式拜受，朝廷又加了他侍中的头衔。这算是梁武帝对这位老臣的最后温情，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安慰。
太清元年，何敬容迁太子詹事。太子詹事是东宫事务的总管，虽然不如尚书令那么显赫，但仍然处于政治中心，负责辅佐太子萧纲。
第六幕：“侯景之乱”的预言
就在何敬容担任太子詹事的这一年，一个将改变梁朝命运的人物，在北方战场上出现了：侯景。
侯景，北魏的叛将，先投高欢，再叛高澄，最后带着残余势力南逃到梁朝。梁武帝萧衍接纳了他，封为河南王、大将军。很多人觉得这是梁朝捡了个大便宜，但何敬容对这个“归降”的北方军阀，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
《梁书》记载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有一次，何敬容去见太子萧纲，太子对他说：“淮北刚传来消息，侯景一定脱身了，不像传闻说的那样死了。”此前侯景在涡阳被东魏将领慕容绍宗击败，传言他和部将暴显都已经战死。朝廷上下听闻这个消息，又是担心又是期待。
何敬容的回应非常直接：“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如果侯景真的死了，那才是朝廷的大幸啊！
太子萧纲听了大惊失色，问他为什么。何敬容的回答是：“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侯景反复无常，是个叛臣，最终一定会祸乱国家。
这是一个多么精准的政治判断。侯景从一个北魏将领，一路叛变，能活到现在，靠的就是“翻覆”二字。这种人绝非善类，用他无疑是引狼入室。但梁武帝和太子萧纲显然没有把何敬容的话当回事。后来的历史，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太清二年，侯景在寿阳起兵叛乱，攻入建康，围攻台城，梁武帝萧衍被饿死在宫中。这就是着名的“侯景之乱”。
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侯景之乱爆发前夕，何敬容还有一段更深刻、也更令人扼腕的预言。
太清二年，太子萧纲频繁在玄圃自讲《老子》《庄子》。玄圃是东宫的园林，太子亲自登台讲经，学士吴孜当时寄住在詹事府，每天都去听讲。何敬容对吴孜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
翻译过来就是：“当年西晋丧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崇尚玄虚空谈，让胡人侵占了中原。如今东宫又在走老路，天天讲《老》《庄》，这恐怕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难道要重蹈覆辙，再次让戎狄入侵吗？”
这段话的预见性，令人不寒而栗。何敬容精准地看到了梁朝士风的核心问题：清谈误国。从魏晋以来，士族阶层沉溺于玄学清谈，以“不理实务”为高雅，以“勤于庶务”为下品。这种风气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而梁朝正在重蹈覆辙。
“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梁书》用这五个字来确认何敬容的预言应验了：不久侯景之难爆发，他的话得到了验证。何敬容是那种能看清时代病症的人，但遗憾的是，他无法改变这个时代。这也许是一个务实派最大的悲剧：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俗人”，没人听他的。
第七幕：名臣落幕
太清二年，侯景叛军包围台城。何敬容当时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做出了一个极有担当的选择：“敬容自府移家台内。”他主动把全家搬进台城，与朝廷共存亡。
台城，是梁朝皇宫所在，也是侯景围攻的核心目标。何敬容作为太子詹事，本来可以留在台城之外，甚至可以选择逃离建康。但他没有。他带着家人，走进了那座即将变成地狱的围城。
太清三年正月，也就是公元549年正月，何敬容在台城围困之中去世。诏赠仁威将军，本官并如故。几个月后，台城陷落，梁武帝萧衍被侯景软禁，最终活活饿死。太子萧纲后来被侯景废杀。那个何敬容曾经努力支撑的梁朝，在侯景的铁蹄下迅速崩溃。
何敬容死了，带着他的“识治”之才和“见讥薄俗”的遗憾。但历史，给了他最后的公正。
第八幕：历史评价
《梁书》史臣姚思廉在何敬容传后的评价，只有寥寥数字：“何国礼之识治，见讥薄俗，惜哉！”识治，这是对何敬容政治能力的高度肯定。见讥薄俗，这是对梁朝士风的无情批判。惜哉，这是对一个人命运、一个时代命运的深沉叹息。
“惜哉”二字，包含了太多：可惜了一个人才，可惜了一个时代，可惜了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姚思廉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对梁朝“清谈误国”的深刻反思，也表达了对这位实干宰相的最高礼赞。
《梁书》把何敬容和谢举列在同一卷，这是很有深意的安排。谢举是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典型的名士宰相。梁武帝曾经说过：“谢举虽居端揆，未尝肯预时务。”谢举虽然位居宰相高位，却从来不肯过问实际政务。而谢举本人，恰恰是那个时代士族推崇的典范，“为世所赏”。一个“未尝肯预时务”的宰相，竟然成了众人称赏的偶像；一个“勤于簿领，日旰不休”的宰相，竟然成了众人嗤鄙的对象。
何敬容与谢举的对照，就是梁朝政治生态的最真实写照。一个务实的“柄臣”，一个清望的“台辅”，两人同传，构成了一幅荒诞而深刻的历史图景：努力干事的人被嘲笑，什么都不干的人被赞美。
这是什么逻辑？但历史最终做出了裁决。侯景之乱中，那些“文义自逸”的名士们，绝大多数在围城中等死，或者在乱军中丧命。他们的清谈救不了国家，也救不了自己。而何敬容，虽然同样没能挽救梁朝，但他至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了与朝廷共存亡，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在围城中投降或逃跑。
第九幕：现代启示录
第一课：实干者常被嘲笑，但时间会给出答案
何敬容的遭遇，堪称古代版“反内卷”霸凌。他“诘朝理事，日旰不休”，同僚却笑他“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萧巡写诗嘲讽，张缵拒见“残客”，整个士族圈都觉得这位宰相太掉价。可结果呢？那些清谈名士大多随侯景之乱灰飞烟灭，而“何吴郡”三个字成了良吏标杆。职场上也一样：认真做事的人往往孤独，甚至被群嘲“太卷”。但潮水退去，真正留下痕迹的，从来不是靠嘴皮子的人，而是那些把事做成了的人。别怕被笑，怕的是笑你的人最后连名字都没留下。
第二课：形式主义的尽头，是灾难
何敬容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勤奋，而是他清醒。他看到太子萧纲天天讲《老》《庄》，直接怼了一句：西晋就是被玄虚清谈玩死的，你们还要重蹈覆辙？后来侯景之乱应验，史书盖章“其言有征也”。一个组织里，如果大家沉迷于开会、写报告、搞概念、比文采，却没人处理实际政务，那离崩溃就不远了。形式主义最大的危害，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人产生“我们在努力”的幻觉。等到真正的危机来临，才发现连一个能扛事的人都没有。
第三课：危机预言者，往往死在危机里
何敬容早在侯景还没彻底反叛前，就断言“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太子听了脸色大变，但并没有改变什么。他预言了梁朝的崩溃，却最终死在侯景围城之中。这是最扎心的部分：最清醒的人，往往最无力。历史上很多预警者都是如此——他们看得到冰山，却转不动船舵。但这不是说预警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些人，后世才知道教训在哪里。现实中的“何敬容”们，也许阻止不了沉船，但他们的声音值得被听见，而不是被当作“乌鸦嘴”屏蔽。
第四课：制度惯性太强，别指望一个人逆天改命
何敬容再勤政，也只是梁朝体制里的一个异类。东晋以来两百多年的清谈传统，士族子弟靠“风度”就能进体制、升官发财，这种惯性岂是一个“卷王”能扭转的？所以他最终被制度反噬——一个偷米的妾弟就能让他丢官，表面是私情，深层是士林早就想把他拉下来。放到今天，如果你身处一个积弊深重的组织，别幻想靠一己之力彻底改变它。能做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事做好，同时保护自己。改变制度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而何敬容们在历史上至少证明了：有人在坚持过。
第五课：真正的“卷”，是为了值得的事
何敬容被嘲“卷王”，但他的卷是有方向的：他卷的是政务处理、民间疾苦、选官公平。吴郡太守任上，“吏民诣阙请树碑”，说明他的勤政最终让百姓受益。这跟今天某些“无效内卷”——加班磨时间、表演式努力、重复低价值劳动——有本质区别。何敬容启示我们：如果不得不卷，就卷在刀刃上。卷那些能产生真实价值的事，卷那些多年后回看依然觉得有意义的事。别为别人的眼光卷，也别为形式主义的考核卷。毕竟，何敬容卷了半辈子，史书给了他一个“惜”字，而你我现在还在讨论他。
尾声：一千五百年后，我们仍在误读他
合上《梁书》，何敬容的身影在公元549年的台城风雪中模糊。
今天回望，我们很容易把他读成一个励志符号：“你看，坚持实干总会被历史记住。”但这恰恰是何敬容最不需要的误读。
他不是一个成功者。他的勤政没有挽救王朝，他的预言没有阻止灾难，他的“治为天下第一”最终淹没在侯景之乱的浩劫里。他一生坚持的东西，在活着的时候没有给他任何回报——没有掌声，没有同路人，甚至没有基本的体面。
但这就是何敬容真正动人的地方。
今人习惯用“结局”来评判选择。好像一个人只要最终没有改变大局，他的坚持就失去了意义；好像被时代辜负，就说明走错了路。何敬容用一生反驳了这套逻辑：他在一个以清谈为荣的世界里选择务实，在所有人嘲笑他的时候继续做事，在王朝覆灭时选择留下。这些选择本身，就是价值。
我们今天读他，不应该只读出“实干终将被认可”的安慰。更诚实的读法，是承认一个残酷真相：有时候，认真做事的人就是会被嘲笑，有远见的人就是会孤独，想守住底线的人就是会付出代价。
何敬容的价值，不在于他赢了——他恰恰输了。但他输得干干净净，输得问心无愧。他没有变成自己厌恶的那种人。
这或许才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不是胜利者的经验，而是一个“失败者”用一生写下的答案——如果注定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至少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
何敬容卒于围城。但那些嘲笑他的人，比死更早地消失了。
仙乡樵主读史至此，有诗咏曰：
庐江簪笏不辞难，折狱片言秋月寒。
四载吴门歌五袴，一川烟雨满河干。
又：何敬容，字国礼，庐江灊人。南朝梁尚书令，尝守吴郡，治为天下第一，吏民请碑。太清中，侯景围台城，粮尽援绝，敬容自府移家台内，卒于围中。其勤于庶务，为薄俗所嗤；其言“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竟验。千载下，江声如咽，因赋此调以吊之。《六丑》词曰：
正寒垣雾锁，听万帐、胡笳吹裂。
断粮乏援，孤怀谁共说？触目霜月。
尚记明时际，短檠案牍，照鬓丝凝雪。
而今画角嘶残堞。欲整疲兵，徒余战骨。
丹心岂随灰灭。纵台城化碧，终古呜咽。
平生清节，算闾阎细阅。四载吴门守，民惜别。
那知一别成诀。叹玄风满座，几人同烈？
斜阳外、苔碑如铁。惟剩得、故郡甘棠露冷，泪痕都热。
千年后、有客来谒。问九泉、怎许忠魂歇？江声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