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天，周亦云都没有再去找叶戈罗夫。
不是不想去，是不能去。张国焘的眼睛盯着，保卫局的眼睛盯着，那些被安排在院子周边的女干部们还在，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看、有人在记、有人在汇报。
所以他在找寻时机。
叶戈罗夫则在陈常浩的陪同下观摩鄂豫皖苏区。他们参观部队，参观工厂，参观学校，参观医院，参观一切张国焘想让他看到的地方。部队队列整齐，口号响亮，士气高昂；工厂里机器轰鸣，工人们埋头干活，生产线上堆满了枪支弹药；学校里的孩子们端端正正地坐着，跟着老师念课文，声音清脆而整齐；医院的病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护士们脚步轻盈。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看不出任何破绽。叶戈罗夫看得很认真，问了很多问题。陈常浩一一作答，答得很流利，像在背一份早就准备好的稿子。
然而，在张国滔刻意营造的太平表象之下，局势正一天比一天凶险。
红四军第二次攻打麻城，惨遭失利。第一次攻打麻城，没有打下来；第二次，还是没有打下来。徐想前站在指挥所里，手里的望远镜映出麻城城墙上的火光，他放下望远镜，沉默了很久。他不是不能打，是不能这样打。没有详细的作战方案，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
部队被派上去，一波一波地冲锋，一波一波地被压下来，城墙下躺满了灰蓝色的身影。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只知道命令来自张国滔，来自那个坐在新集办公室里、从不上前线、从不看地形、从不计算伤亡的人。
麻城没有打下来，红军伤亡惨重。而国民党军抓住了这个机会。
刘峙坐镇武汉行营，从情报中得知红四军主力被牵制在麻城方向、苏区内部空虚、红军指挥系统混乱的消息后，当即抓住时机，下令全面进攻。
他的命令简洁到近乎冷酷——各纵队按计划出击，不要给共匪喘息的机会，从四个方向，向鄂豫皖苏区碾压过来。
第一阶段，国民党军采用“分区合围，多路并进”的战术。兵力划分为四路兵团，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步推进，相互策应，压缩苏区的活动空间，切断各部红军之间的联系，避免红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不是一支部队在进攻，是整个体系在运转，没有缝隙，没有死角，没有侥幸。
“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每占领一片区域，便修筑碉堡、工事，留兵驻守，巩固占领区后再向前推进。不孤军冒进，不深入苏区腹地，以阵地战逐步蚕食根据地。一座碉堡不起眼，但几百座、几千座碉堡连成一片，就是一堵推不倒的墙。红军的活动空间在一天天缩小，老百姓被赶进围子，粮食被抢走，水源被切断，苏区像一条被慢慢勒紧的蛇，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呼吸越来越困难。
“军事封锁，分区清剿”。主力部队正面施压的同时，切断苏区的交通线、物资补给线，粮食运不进来，弹药运不进去，伤员运不出去。占领区域后划分片区，配合民团开展清剿，搜捕红军伤病员、地方干部，瓦解苏区的基层组织。堡垒是钉子，封锁线是铁丝网，苏区从一个完整的根据地，被切割成一块一块互不相连的小碎片。
“攻防结合，以静制动”。遭遇红军进攻时依托工事坚守，不轻易出战；发现红军主力转移、疲弱之时，再集中兵力追击。主打消耗战，利用兵力与装备优势拖垮红军。不是跟你拼命，是跟你耗时间；不是要一口吃掉你，是要一口一口地咬，咬一口退一步，退一步再咬一口。红军的兵员在减少，弹药在减少，粮食在减少，士气在减少，而国民党的兵力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物资还在源源不断地运来。
在这样强大的、系统的、没有死角的战术面前，红军的应对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外线迎敌，放弃诱敌深入。不等敌军进入苏区，主动将主力开至根据地边缘及外线作战，丧失本土地形熟悉、群众支援、后勤便利等优势，陷入客场作战。
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熟悉每一条山沟、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可以设伏的地点，老百姓是自己的耳目，粮食可以就地补充，伤员可以就近安置。把这些优势全部丢掉，跑到敌人熟悉的地方去打，不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是以己之短迎敌之长。
分兵御敌，兵力分散。为应对四路敌军，拆分主力多点布防，全线摊开兵力，无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处处被动，处处薄弱。敌人从四个方向来，红军就从四个方向迎，每个方向分一点兵力，每个方向都不够，每个方向都打不赢。敌人用三十万人分成四路，红军用几万人也分成四路，不是对等的，兵力不是这样算的。
强行攻坚，主打阵地战。执意攻打敌军设防坚固的城镇、堡垒，开展大规模阵地攻坚战。红军缺少重火器，反复强攻伤亡惨重，久攻不下，大量有生力量被消耗。不是不打攻坚战，是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打。没有炮火掩护，没有充足的弹药，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拿什么去攻？拿人去填吗？
正面硬拼，效仿正规战。摒弃伏击、夜袭、奔袭等机动战术，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展开正面对决，单纯比拼兵力与火力，战术呆板，完全脱离红军实际作战能力。红军的长处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熟悉地形，是群众基础，是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把这些长处全部扔掉，去跟敌人拼火力、拼消耗，那不等于拿自己的短板去碰敌人的长板？
在这套错误的战术指导下，红军疲于奔命。二十五军被调来调去，今天往东，明天往西，后天又往北。部队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命令又变了；刚打了一场仗，还没来得及打扫战场，新的任务又下来了。在敌人的调动下，二十五军伤亡惨重。老战士一批一批地倒下，新战士补充进来，还没来得及训练就又上了战场。
连队的建制被打散了又重建，重建了又被打散。指挥员们看着伤亡数字，脸色铁青，咬着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是他们不会打仗，是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打法去打。
周亦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前线送来的战报。二十五军的伤亡数字触目惊心，那些数字不是数字，是一条条命，他把战报看完，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林娥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已经凉了的红薯稀饭，看了他一眼，没有进去，轻轻地退了出去。
大别山的秋天来得早，树叶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哗地落，铺满了院子，铺满了青石板路。红军战士们的尸体铺在麻城城墙下，铺在七里坪的阵地上，铺在那些他们用命去守、用命去攻、最终还是没有守住、没有攻下来的地方。
而张国滔还在开会，还在批判，还在抓人，还在他的办公室里批文件，喝着龙井茶，听着保卫局的汇报。他看不到那些尸体，听不到那些哭声，不知道那些被关在牢房里的指挥员们，正在黑暗中等着一扇永远不会打开的门。
深夜，新集县城沉在墨一般的黑暗里。张国焘对周亦云的监视已经松了——不是不想盯，是前线战事吃紧，保卫局的人手被抽走了大半。院子门口的哨兵还在，但只剩一个，后墙外那条小巷早已没人守着。
周亦云翻过围墙的时候，动作比他预想的要慢。他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翻墙越沟如履平地的年轻人了，连续数月的闲置和压抑让他的身体有些僵硬，落地时膝盖磕在地上，闷闷地响了一声。他没有出声，蹲在墙根的阴影里，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没有人追来，没有脚步声，没有口令声，那只猫从墙头跳下来，看了他一眼，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黑暗中。
叶戈罗夫住在新集县城东面一座独院里，原是富户的宅子，青砖灰瓦，院中一棵老槐树。门口的哨兵认识周亦云，犹豫了一下，没有拦他。走进院子，看到叶戈罗夫房间的窗户还亮着灯。敲门进去，叶戈罗夫正坐在桌前看一份俄文报纸，看到周亦云，眉头微皱。
“你怎么来的？”叶戈罗夫问。
“翻墙。”周亦云不绕圈子，关上门，在叶戈罗夫对面坐下。他将现状一一道来：红四军二攻麻城惨败，部队伤亡惨重；二十五军在错误指挥下疲于奔命，兵力消耗殆尽；张国焘的军事战略完全脱离实际，外线作战、分兵御敌、强行攻坚、正面硬拼，每一条都是把红军往死路上送。曾中声被关押，大批团以上干部被捕，原红二十三军的指挥员被一网打尽，张国焘利用清洗巩固个人权力，前线指挥员人人自危，仗越打越乱。
叶戈罗夫听着，没有插话。他端着茶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周亦云说完了，等了几秒。叶戈罗夫没有说话。周亦云站起来，把椅子推到一边，面对着叶戈罗夫。他希望叶戈罗夫在军委会上出面，制止张国焘的军事战略；由国际代表施压，释放被关押的红军指战员。
“不行。”叶戈罗夫的回答简短。
周亦云没有说话。
“周，我来的时候，莫斯科有明确指示——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我不能干预你们的军事指挥，不能插手你们的人事安排。”叶戈罗夫放下茶杯，声音低沉而缓慢。“我不是不想帮你，是不能越权。”。
。房间陷入沉默，不一会叶戈罗夫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吹得他衬衣的下摆轻轻拍打。“但是，”他说，“我可以给中央发报。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张国焘的军事战略，对鄂豫皖局势的影响，曾中声等人的处境——这些，中央需要知道。”
周亦云抬起头。
“还有。”叶戈罗夫转过身来，看着他，“我愿意用国际顾问的身份，找张国焘谈。不是命令，是建议。不是干预，是交换意见。说服他，对关押的红军指战员予以释放。”
周亦云站起身来，沉默良久。“好。”他转身走向门口，手搭在门框上，停下来，没有回头。“叶戈罗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