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柔，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年—846年），为晚唐吏治革新中的重要监察官员。他由名相李德裕慧眼识珠、破格拔擢，出任监察御史里行，深度参与会昌年间藩镇管控与官吏整肃事务，以忠謇正直的品格、明于礼法的才干，成为“会昌中兴”时期监察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在晚唐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会昌初年，唐武宗倚重李德裕推行全面改革，吏治整顿为核心要务之一。武宗朝明确“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监察官选拔尤为严苛，需兼具基层治理经验与刚正品格。徐知柔早年曾任地方州县僚佐，在任期间处事明断、政绩卓着，其才干为巡按地方的李德裕所赏识。彼时李德裕正着力构建严密的监察网络，以配合裁汰冗官、严惩贪腐的改革举措——会昌年间不仅将御史大夫品级提升至正三品以强化权威，更规定贪赃三十匹绢即处极刑，官场风气亟待整肃。徐知柔因“廉能有节、明习法理”，被李德裕力排众议推荐为监察御史里行，跻身核心监察团队。
监察御史里行虽为御史台预备官，却肩负“纠察百官、整肃纲纪”的重任，徐知柔上任后便投身两大核心事务：藩镇监察与官吏考核。会昌三年，泽潞藩镇刘稹拥兵割据，朝廷出兵征讨，徐知柔受命赴河北诸镇巡察军纪、核查粮饷。他不惧藩镇势力威压，亲赴前线军营核验军需开支，揭露了部分将领虚报兵额、克扣军粮的弊端，如实上奏朝廷。李德裕依其奏报及时调整将领、规范军需管理，为平定泽潞之乱提供了保障。战乱平息后，他又参与甄别藩镇降将忠奸，提出“诛首恶、赦胁从”的处置方案，既维护了中央权威，又避免了滥杀无辜，获武宗下诏褒奖。
在官吏监察方面，徐知柔严格践行李德裕“澄汰流品、严惩贪腐”的主张。他深知晚唐官场积弊深重，朋党勾结、冗官充斥，遂以“明于礼法、不避权戚”为准则展开纠劾。会昌四年，他巡查京畿诸县时，发现某县令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且与宦官势力有牵连，当即搜集实证上奏弹劾。即便面对说情干预，他仍坚持“纠弹之官，当罄其謇谔”的原则，最终促使该县令被革职问罪，震慑了官场贪腐之风。此外，他还参与裁汰冗官的核查工作，依据官吏考核实绩，提议罢黜不称职官员数十人，为朝廷节约了大量财政开支，契合武宗朝“减冗官八百三十余人”的改革目标。
作为李德裕改革的坚定执行者，徐知柔始终坚守监察官的职业操守。他严格遵守《唐律疏议》对监察官的纪律要求，自身清廉自守，出巡时拒绝地方州县的迎送宴请，践行“身正方能正人”的准则。在监察过程中，他既不徇私情，也不滥用职权，每遇弹劾必核查详实，避免诬告构陷。某次核查官员政绩时，他发现一位被举报贪腐的刺史实为遭人构陷，便深入调查还原真相，为其洗清冤屈，尽显“明辨是非、秉公执法”的素养。
会昌六年，唐武宗驾崩，宣宗即位后李德裕遭贬，改革举措多被废止。徐知柔因属“李党”亲信，也被外放为地方刺史。即便远离中央监察核心，他仍在任上坚守清廉底线，延续“务简刑清”的治理风格，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深受百姓爱戴。其卒年不详，《旧唐书·李德裕传》附其事迹，赞其“在台有直声，居郡有善政”。
徐知柔的一生，恰逢晚唐中兴的关键时期。他凭借李德裕的拔擢得以施展抱负，以监察官之职助力吏治革新，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唐代监察官“佐三公统理之业，正百官纪纲之事”的使命。其刚正不阿的品格、明于法理的才干，不仅成为晚唐监察官的典范，更见证了“会昌中兴”的改革气象，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忠诚与担当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