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走？”他问。
“明天一早，我会派人送你去火车站。”孙德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温和得像是在安排一次寻常的出差，“到了那边，好好干，别给我写信，也别给任何人写信。”
马福贵把信封攥在手里，指节发白。他站了几秒，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只是朝孙德胜微微弯了一下腰，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黑，他靠在墙上喘了好一会儿气，才拖着步子往外走，走到办公楼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孙德胜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天还没亮透，马福贵就起来了。
他一夜没睡实，躺在家里那张硬板床上，翻来覆去地做了好几个梦，每个梦里都有人拍他的门。
最后一次惊醒时，窗外的天还是铁灰色的，几颗残星挂在杨树梢上，冷冷地往下看。
他摸黑穿好衣服，把床底下那只旧帆布包拽出来。
包里没什么值钱东西——两件换洗衣裳、一条毛巾、半管牙膏、一双旧胶鞋，还有昨天从孙德胜办公室出来时揣的那封调令信。
他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上面只写了他的名字和“部属农场”四个字，连具体地址都没有，他苦笑了一下，把信塞进包底。
出门的时候，整座厂区还沉在黎明前的灰暗里，锅炉房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白烟，在灰蒙蒙的天上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他贴着墙根走，不敢回头，也不敢咳嗽，像一条被赶出窝的野狗，夹着尾巴往厂门口溜。
到了厂门口，门卫老孙头正在门房里打盹，听见脚步声，从窗口探出半个脑袋，眯着眼看了他一眼，又缩了回去。
马福贵松了口气——孙德胜安排的车应该在东边路口等着。
他往东走了百来步，果然看见一辆半旧的吉普车停在路边，引擎盖还热着，司机靠在车门上抽烟，见他过来，把烟头一扔，拉开后车门，一句话没说。
马福贵钻进车里，把帆布包搂在怀里。车子里一股子汽油味和旧皮座套的霉味混在一起，熏得他太阳穴发胀。车子颠簸着上了路，他靠在椅背上，看着车窗外灰扑扑的街景往后倒，心里七上八下的。
天渐渐亮了，路边的早点铺子开了门，炸油条的香味从窗缝里钻进来。有骑自行车的人从车旁经过，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
马福贵看着那些人，忽然觉得他们特别幸福——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都有自己的去处，只有他，坐在一辆不知道开往哪里的车里，前头是黑的，后头也是黑的。
车到火车站时，天已经大亮了。
站前广场上人不多，几个扛着麻袋的农民蹲在墙根底下等车，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铁皮炉子慢悠悠地转，喇叭里在广播列车时刻，声音混着煤烟味和晨风，飘得到处都是。
马福贵下了车，拎着帆布包往候车室走，司机在身后按了两声喇叭，掉头走了，连句“保重”都没说。
候车室里比外头冷，几排长条木椅上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等车的人。
马福贵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把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紧紧地攥着包带。
广播里报了一趟去东北的车次，候车的人站起来几个，拎着大包小包往检票口走。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七点二十，离他那趟车还有半个多钟头。
他点了根烟，抽了两口，觉得嗓子眼干得厉害。昨晚到现在水米没沾牙，肚子咕咕叫，可他不敢动地方，生怕一挪窝就撞见不该撞见的人。
烟抽到一半，候车室门口忽然进来几个人。
领头的是个穿灰制服的中年人，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便衣，眼睛往候车室里一扫，像探照灯似的，后面还有一个中年壮汉。
马福贵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脸转向墙壁，假装在看墙上那张褪了色的列车时刻表，这人他认识，保卫处的张建国。
可他做贼心虚，手指头抖得连烟都夹不住，烟灰簌簌地落在裤子上。
那几个人在门口站了几秒，然后径直朝他走过来。
马福贵把脸贴在墙上那张列车时刻表上，眼睛盯着已经褪色的数字，手心全是汗。
他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皮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笃笃笃的，每一下都像敲在他心口上。
“马福贵。”
张建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不冷不热，像在叫一个早就认识的老熟人。
马福贵的肩膀僵住了。
他没有回头，手里的烟还在烧，烟灰长了一截，颤颤地挂在那里，终于断了，落在他的裤腿膝盖上，烫出一个小洞。他低着头，看着那个小洞，忽然觉得整个人都像那截烟灰，烧到头了，轻轻一碰就碎。
“马组长，往哪里跑啊。”张建国走到他面前，站定了，手没有碰他，只是侧了侧身，把候车室出口的方向让了出来，“派出所的同志还在等你去把昨天的事说清楚。”
马福贵慢慢抬起头，看着张建国那张方正的脸。张建国不比他年轻多少，脸上的皱纹也是被日子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可那双眼睛干净，不像他，眼珠子浑浊得像一潭死水。
“张建国，孙主任让我走的，这是厂里的任务。”马福贵忽然开口了，声音又干又涩，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调令都开了，我是正经调走，不是跑。”
“调令？”张建国看了他一眼，“什么调令？”
马福贵从帆布包底摸出那个信封，手抖着递过去。张建国接过来，抽出里面那张纸，扫了一眼，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然后折好，还给他。
“马组长，现在你牵扯到一起案件中，无论什么调令都要等查完才行。”张建国冷笑，“别说孙主任让你去的，你信不信他现在肯定不会承认这事。”
马福贵张了张嘴，没说话，但那张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张建国叹了口气，那口气很轻，却像是从很深的地方翻上来的。他摆了摆手，身后两个便衣走上来，一左一右站在马福贵两侧，不架胳膊，也不推搡，就那么站着。
“走吧，”张建国说，“别让候车室里的人都看着你，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