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朝廷把范纯仁外调后，尚书右仆射这个官职一缺，尚属虚位，太皇太后高氏特擢升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即范镇之子，得升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则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即韩琦之子，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
嗣又因辽国使臣入宋朝廷贺，问及苏轼，乃复召苏轼为兵部尚书，兼官侍读。
原来苏轼为翰林学士时，每遇辽使往来，朝廷应派为招待员。
当时辽国亦趋重诗文，辽国使臣多文学选，每次与苏轼谈笑唱和，苏轼无不立应，因此惊服辽国人。
当时辽国使者有五字属对，未得对句，遂商议诸副介，请苏轼照对。
这究竟是什么难题？辽国使者说的对子的上联乃是“三光日月星”五字。
苏轼即应声答道：“‘四诗风雅颂’，这是天然对偶，你不必说是我对，但说你自己想着便了。”
副介如言答辽国使臣，辽国使臣方在叹愕，苏轼又出来面见辽国使臣，说道：“‘四德元亨利，’难道不对吗？”
辽国使臣欲起座与之辩论，苏轼便说道：“你道我忘记一字吗？你不必多疑。两朝兄弟国，君是外臣，仁庙讳亦应知晓。”
宋仁宗皇帝名赵祯，这是苏髯之诙谐语，不可做正语看。
辽国使臣闻言，亦为心里感到折服。
辽国使臣旋复令医官对云：“六脉寸关尺。”
辽国使臣愈发感觉敬服，随语苏轼道：“学士前对，究欠一字，须另构一语。”
适而突然雷雨交作，风亦大起，苏轼即答道：“‘一阵风雷雨’，即景属对，可好吗？”
辽国使臣说道：“敢不拜服。”
遂欢宴而散。
至宋哲宗皇帝册后大婚，辽国使臣来朝廷祝贺的时候，看不见苏轼，反而感觉怏怏不乐，太皇太后高氏于是召苏轼内用，寻又迁为礼部兼端明、侍读二学士之职位。
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又弹劾苏轼，说他曾草吕惠卿的谪词，隐斥先帝，苏轼之弟苏辙相为表里，紊乱朝政。想来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又是洛党中人？
吕大防替苏轼辩驳，且言近时台官，好用蜚语中伤士类，非朝廷之福。
苏辙亦为兄长讼冤。
太皇太后乃语吕大防道：“先帝亦追悔往事，甚至泣下。”
吕大防说道：“先帝一时过举，并非本意。”
太皇太后高氏道：“嗣主应亦深知。”乃罢御史董敦逸、黄庆基二人为湖北、福建路转运判官。这两个家伙诬告别人，导致自己被罢官迁职，简直是自作自受，岂不好笑？
未几，苏轼亦罢知定州。
苏颂保荐贾易，谓贾易系直臣，不宜外迁，与吕大防廷争。
侍御史杨畏和来之邵即向朝廷上奏章弹劾苏颂，说他包庇贾易。
苏颂上书辞职，因罢为观文殿大学士。
范百禄与苏颂向来友善，亦为杨畏所弹劾，被朝廷出知河南府。
梁焘亦因议政未合，遂称疾乞休，朝廷乃再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杨畏、来之邵复向朝廷上奏章，论范纯仁不可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疏入不报。
吕大防欲引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纯仁谓：“畏非正人，怎可重用？”
吕大防微笑道：“莫非恨他劾奏相公吗？”
范纯仁闻言，尚感觉莫名其妙，苏辙在旁，即读杨畏弹文。
范纯仁说道：“这事我尚未闻，但公不负畏，恐畏且负公！”
吕大防不信，竟而迁杨 畏 礼部侍郎。
杨畏弹劾范纯仁，且请朝廷任用章惇、吕大防等人，其隐情已经可以窥见，何以吕大防尚未悟耶？
元佑八年八月，太皇太后高氏寝疾，不能听政，吕大防、范纯仁入宫问视，太皇太后与语道：“我病将不起了。”
吕大防、范纯仁齐声道：“慈寿无疆，料不致有意外情事。”
太皇太后道：“我今年已六十二岁，死亦不失为正命，所虑官家宫中称皇帝为官家。皇帝年少，容易受人迷惑，还望卿等用心保护！”
吕大防、范纯仁又同声说道：“臣等敢不遵命！”
太皇太后看向范纯仁，说道：“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至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效法先人，毋忝所生！”
范纯仁亦涕泣受命。
高后岂亦忧虑宋哲宗之难恃耶？
太皇太后复说道：“我受神宗顾托，听政九年，卿等试言九年间，曾加恩高氏否？我为公忘私，遗有一男一女，我病且死，尚不得相见哩。”
当时嘉王赵頵已薨，高后之子只留一赵颢，徙封徐王，故尚未相见。
太皇太后高氏言讫泪下，喘息了好一歇，复嘱咐吕大防、范纯仁二人道：“他日官家不信卿言，卿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说至此，太皇太后顾左右人说道：“今日正值秋社，可给二相社饭。”
吕大防、范纯仁二人，不敢却赐，待左右人将社饭备齐，暂辞出外，至别室草草食讫，复入寝门内拜谢。
太皇太后呜咽道：“明年社饭时，恐二卿要记念老身哩。”
太皇太后既预知宋哲宗心性，当力戒宋哲宗，奈何对吕大防、范纯仁二人徒作颓唐语，亦令人难解！
吕大防、范纯仁劝慰数语，随即告退。
越数日，太皇太后竟崩。
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定，辽国君主曾经告诫群臣道：“南朝尽行仁宗旧政，老成正士多半起用，国势又将昌盛哩，汝等幸勿生事！”
因此元佑九年，毫无边衅。
西夏主来归永乐所俘，乞还侵地，太皇太后有志安民，诏还米脂、葭芦、浮屠、安疆四寨，西夏人遂谨修职贡，不复生贰心。
有司请循天圣故事，两宫同御殿，太皇太后不许。
又请受册宝于文德殿，太皇太后说道：“母后当阳，非国家之美事，况文德殿系天子正衙，岂母后所当御？但就崇政殿行礼便了！”
太皇太后侄元绘、元纪终元佑世，只迁一秩，还是宋哲宗皇帝再三申请，方得特许。
中外称为女中尧舜。礼臣恭上尊谥，乃是“宣仁圣烈”四字。
宋哲宗皇帝乃得亲政，甫经着手，即召内侍刘瑗等十人入内给事。
翰林学士范祖禹入谏道：“陛下亲政，未闻访一贤臣，乃先召内侍，天下将谓陛下私昵近臣，不可不防。”
宋哲宗皇帝默然，好似不见不闻一般。
侍讲丰稷亦以为言，反将他出知颍州。出手便弄错。
范祖禹忍无可忍，复接连上疏，疏文略述如下：
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
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
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悬。
唯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误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
这疏文大意，是防宋哲宗皇帝召用熙宁、元丰时期的诸臣。还有一疏文，仍系谏阻近幸，略云：
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
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
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于元帝。
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
唐亡之祸，基于开元。
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
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再陷，用臣兴土木之兵，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
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幸陛下垂察焉！
两份疏表呈入，宋哲宗皇帝赵煦仍然没有省悟。
范纯仁、韩忠彦等亦当面奏请宋哲宗皇帝效法宋仁宗赵祯，均不见纳。
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即首叛吕大防，向朝廷上言：“神宗更立旧制，垂示万世，乞赐讲求，借成继述美名。”
宋哲宗皇帝便召杨畏入内宫对语，并问：“先朝旧臣，孰可召用？”
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且言：“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创行新法，实是明良交济，足致富强。今安石已殁，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请即召为宰辅。”
宋哲宗皇帝赵煦却很是信从，当下传出中旨，恢复章惇、吕惠卿原来的官职。
接着宋哲宗皇帝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
至宣仁太后高氏葬毕，吕大防回都，闻侍御史来之邵已经有弹劾的奏章，即上书辞职，宋哲宗皇帝立即准奏其请求。
拔去首辅，好算辣手。
于是彼言继志，此言述事，哄得这位宋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一心一意地绍述宋神宗。
元佑九年三月，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拟题，题云：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原来元佑变政，曾经禁用王氏《经义》《字说》，科试仍用诗赋。
所以李清臣发策，看作甚重。
第一条便驳斥词赋，第二条阴主青苗法，第三条指免役，第四条论治河，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
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
伏见策题历诋行事，有诏复熙宁、元丰之意。
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易者。
元佑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
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继，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
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
章帝深鉴其失，代之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天书，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之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绝口不言。
英宗濮议，朝廷汹汹者数年，先帝寝之，遂以安静。
夫以汉昭帝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
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则大事去矣。
宋哲宗皇帝赵煦接阅奏章，竟而勃然大怒道：“辙敢比先帝为汉武吗？”
宋神宗皇帝尚不及汉武帝不是事实吗？怎么不让说了？
言下即欲逐苏辙。
苏辙下殿待罪，朝廷众臣莫有敢救。
范纯仁从容进言道：“武帝雄才大略，史家并无贬词，辙引比先帝不得为谤。陛下甫经亲政，待遇大臣，也不当似奴仆一般，任情呵斥。”
正说着，有一人越次入奏道：“先帝法度，都被司马光、苏辙等坏尽。”
范纯仁视之，乃是新任尚书左丞邓润甫，遂抗声道：“这语是说错了。法本无弊，有弊必改。”
宋哲宗皇帝赵煦说道：“秦皇、汉武，古所并讥。”
范纯仁便接奏道：“苏辙所论是指时事言，非指人品言。”
宋哲宗皇帝颜色少霁，乃不复发语，当即退朝。
苏辙前时曾依附吕大防，与范纯仁议见多有不合，至是如今得他为自己开脱，方感谢范纯仁道：“公乃佛地位中人，辙仗公包涵久了。”
范纯仁说道：“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
可谓是名副其实，是乃谓之纯仁。
苏辙又申 谢而退。
越日，朝廷竟下诏降苏辙的官职，出知汝州。
及进士对策，考官评阅甲乙，上第多主张元佑。
嗣经杨畏复勘，悉移置下第，把赞成熙宁、元丰年间的策议拔置上列。
第一名乃是毕渐，竟比王安石、吕大防为孔子、颜回，仿佛是王安石、吕大防二人的孝子顺孙。
自是绍述两字，喧传中外，曾布竟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未几，朝廷即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章惇既相，憸人当道，还管什么时局？
什么名誉？贬苏轼知英州，寻复安置惠州。
罢翰林学士范祖禹，出知陕州。
范纯仁当然感到不安，连上奏章求离去，因此也出知颍昌府。
朝廷召蔡京为户部尚书，安石婿蔡卞为国史修撰，林希为中书舍人，黄履为御史中丞。
先是元丰末年，黄履曾经为官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识。
章惇与蔡确有所嫌，即遣邢恕语黄履。
黄履尽情排击，不遗余力，时人目为四凶，因而被刘安世弹劾上奏，降级外调。
章惇再得志，立即引用，那时报复私怨，日夕罗织，元佑诸君子，都要被他陷入阱中了。
去恶务尽，元佑诸贤不知此义，遂致受殃。
当下由曾布上疏，请复先帝政事，下诏改元，表示意向。
宋哲宗皇帝准奏，即于元佑九年四月，改称绍圣元年，半年都不及待，何性急乃尔？
朝廷遂复免役法、免行钱、保甲法，罢十科举士法，令进士专习经义，除王氏《字说》禁令。
黄履、张商英、上官均、来之邵等乘势修怨，接迭诋毁司马光、吕公着妄改成制，叛道悖理。
章悖、蔡卞且请朝廷掘司马光、吕公着墓冢。未免太过恶毒？
适知大名府许将内用为尚书左丞，宋哲宗皇帝问及掘墓事。
许将对答道：“掘墓非盛德事，请陛下三思！”
宋哲宗皇帝乃止，唯追夺司马光、吕公着赠谥，仆所立碑。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并分司南京。
章惇复钩致文彦博等罪状，得三十人，列籍以上，请尽窜岭表。
李清臣独进言道：“变更先帝法度，虽不能无罪，但诸人多累朝元老，若从惇言，恐大骇物听，应请从宽为是！”
宋哲宗皇帝点首。
应知李清臣是主张绍述，仇视元佑诸臣，为何反请宋哲宗皇帝从宽呢？
原来清臣本思为相，至章惇起用，相位被他夺去，于心不甘，所以与章惇经常意见立异，有此奏请。
宋哲宗皇帝乃颁诏道：“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余悉不问，特此布告天下。”
这个时候，章惇复推荐朝廷任用吕惠卿，诏命知大名府，章惇未以为然。
监察御史常安民上言：“北都重镇，惠卿且未足胜任，试思惠卿由王安石荐引，后竟背了安石，待友如此，事君可知。今已颁诏命，他必过阙请对，入见陛下，臣料他将泣述先帝，感动陛下，希望留京了。”
宋哲宗皇帝也似信非信。及吕惠卿到京，果然请对，果然述先朝事，作涕泣状，宋哲宗皇帝正色不答。
吕惠卿只好辞退，出都赴任。
章惇闻此事，隐恨常安民，可巧常安民复弹劾议论蔡京、张商英，接连数次上奏，末疏竟斥章惇专国植党，乞收回主柄，抑制权奸。
章惇挟嫌愈甚，潜遣亲信进语道：“君本以文学闻名，奈何好谈人短，甘心结怨？能稍自安静，当以高位相报。”
常安民正色呵斥道：
“尔乃为当道做说客吗？烦尔传语，安民只知忠君，不知媚相。”
傲骨铮棱。
试想章惇不立排常安民，尚是留些余地，有意笼络，偏常安民态度一味强硬，教章惇如何相容？
章惇遂嗾使御史董敦逸弹斥常安民，说他与苏轼兄弟素作党援，安民竟被谪滁州，令监酒税。
门下侍郎安焘上书救解，毫不见效，反而为章惇所谗言离间，出知郑州。
蔡卞重修《神宗实录》，力翻前案，前史官范祖禹及赵彦若、黄庭坚等并坐诋诬降官，安置永、澧、黔州，并因吕大防尝监修《神宗实录》，亦应连坐，徙至安州居住。
范纯仁请释还吕大防，大忤章惇，竟而朝廷贬范纯仁知随州。
范惇且记念蔡确，可惜他已经死了，嘱咐蔡确之子蔡渭叩阍诉冤，即追复蔡确官职，并赠太师，予谥忠怀。
范惇一面与蔡京定计，勾通阉寺，密结刘婕妤为内援，把灭天害理的事情逐渐排布出来。有诗叹道：
宵小无非误国媒，胡为视作济时才？
堪嗟九载宣仁力，都被奸邪一旦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