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是由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所建立的。刘知远是沙陀族人，家境贫寒，相貌堂堂且性格豪爽，早年曾在唐明宗手下担任偏将。他曾经在战争中挽救过石敬瑭的性命，因此被石敬瑭视为亲信。当石敬瑭担任河东节度使时，刘知远被任命为节度押衙。石敬瑭密谋造反的时候，刘知远也参与其中。由于刘知远深受石敬瑭信任，后晋建立之后，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侯，并兼任保义军节度使。不久之后，他迅速晋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晋军的最高统帅。天福六年（941年），刘知远担任河东节度使和北京留守。等到契丹军队难以在中原站稳脚跟并撤离时，刘知远抓住机会在太原称帝，但为了避免引起他人注意，他仍然使用天福年号而没有改元，将这一年（947年）称为天福十二年。
当晋帝石重贵一行人被押送北上的时候，刘知远假装悲愤不已，率领亲兵以营救皇帝为名，声称要进攻契丹。然而，他们实际上只走到寿阳就又转回太原。随后，刘知远亲自率领大军，趁着中原地区空虚的机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一到洛阳，刘知远就迫不及待地杀死了李从义及其母亲，以断绝后患。由于刘知远自认为与刘邦有血缘关系，所以定国号为汉，历史上称为后汉，他也被尊称为后汉高祖。都城仍然定在汴梁。
刘知远称帝后，他的旧日幕僚纷纷成为朝廷重臣，占据了各个要害部门。杨邠、郭威担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担任宰相，王章担任三司使，史弘肇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在这些人中，除了郭威之外，其他人都是蛮横无知、残暴残酷的人。例如，宰相苏逢吉早在河东担任幕僚时，刘知远曾命令他审理囚犯以祈求福泽，但实际上是想让他释放囚犯。然而，苏逢吉却将所有的囚徒全部处死。
后来当上宰相之后仍然不改过去的习惯，曾经起草诏书想要将那些信奉道教的人的本家以及亲近之人全部处死。有人反驳说：“信奉道教的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违法，更何况他们的家人呢？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苏逢吉迫不得已，这才勉强删掉了“全族”两个字。
至于史弘肇则更加残暴无情。他掌握着禁军兵权，负责京城的警卫工作，但只要有人稍微违反法律纪律，不管罪行轻重，一律处以死刑。甚至太白星白天出现，只因有人养狗，就被处以腰斩；有百姓因醉酒与一个士兵发生冲突，也被以妖言惑众为由斩首。至于断舌、挖眼、抽筋、折断四肢等酷刑，几乎每天都在施行。
中央的官员如此行事，下面的地方官员更加残暴。青州节度使刘铢在执法时极其残忍，行刑时使用两根木杖同时打在犯人的身上，称为“合欢杖”。他还根据犯人的年龄来决定杖打的次数，而不管罪行的轻重。
当时的社会混乱不堪，治安状况极差。贵州刺史叶仁如经常误抓无辜平民当作盗贼杀害，或者挑断他们的脚筋扔到山谷里，导致许多人在痛苦中转圈后死亡。西京留守王守恩则为了搜刮财富不择手段，乱收税款，甚至连上厕所、上街乞讨也要纳税。更过分的是，如果有人去世，其灵柩若未交钱就不得出城埋葬。此外，他还纵容部下抢劫财物和盗窃他人财产。因此，在后汉时期，百姓生活困苦，不得不卖掉孩子来维持生计，但仍然难以度日。后汉高祖刘志远称帝仅仅一年后就因病去世，由其子刘承佑继位，史称后汉隐帝。由于隐帝年幼，朝中大权被勋旧大臣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掌握。这些武夫掌权后轻视文臣，导致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这些武将们个个专横跋扈，在议论朝政时大声喧哗，毫不顾忌皇帝的存在。
这一群人整天舞枪弄刀，但实际上对治国理政一无所知。他们经常因为意见不合而争吵不休，甚至还会拔刀相向，险些闹出人命。这种嚣张跋扈的行为让汉隐帝感到无法容忍，他终于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于是，汉隐帝与自己的心腹商量好计划，决定在杨斌、史洪照、王章三人入朝时，埋伏士兵在殿门附近，一举将他们全部杀掉，并诛灭他们的家族。接着，他们又密谋除掉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起兵反抗，带领着大批军队向汴梁进发。最终，郭威成功地打败了后汉军，汉隐帝也只能仓皇出逃。在逃跑的路上，汉隐帝被杀害，后汉就这样迅速走向了灭亡。从建立到覆灭，仅仅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后汉成为了五代十国时期最短命的政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