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又接到县委通知，放农忙假，秋收秋种。这次是全县统一安排。班卡的老师们先背着行李到了永康区，先听区委杨书记的报告。杨书记个头不高，脸面黎黑，讲起话来，声音铿锵有力。他说：“今年是个丰收年，要发动群众，做到颗粒归仓。老师们不仅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组织广大社员群众学习‘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这些地方，交通不便，社员家里都没有贴毛主席语录。你们下去要做到每家每户至少贴两张毛主席语录。有什么办法呢？就要请你们写。我们已经开过干部会了，每个生产队都买有笔墨和红纸，等着你们去书写。”杨书记讲完话，就请区视导员李润主任公布下队的名单。赵文龙和廖文刚，分到鸭塘三队四队。这个地方属于小勐统区，但离永康只有二十多里。
第二天，廖文刚、赵文龙在永康饭店吃过早饭，各人又买了三个馒头，背起背包，带上行李，迈步前往。太阳正要出山，永康坝方圆十几里，稻谷金黄，还没有开始收割。因为一切统一指挥，要县里部署、区里动员了才能开镰。开垦成耕地的山坡上，是望不到边的苞谷林，这时有朵朵白云在苞谷林上浮游。永康坝上的芒果林、香蕉林一片翠绿；更远的山头已被阳光照成一片金色。他们的脚下，尽是青草，挂满了露珠，脚步声惊得青蛙“卟咚卟咚”往田里跳，惊得白鹤“呼啦啦”往天上飞。
两人边走边摆龙门阵。中午才到了鸭塘。一个并不大的池塘，就是三四队的分界线。两人挥手而别，各自去找队长安排住处。四队就在池塘的下面，一个小坝子，芭蕉林掩映下，二三十间房子。大都是竹瓦，土墙。廖文刚进了寨子，一条大路把寨子分成两半，既没有狗，也没有人。廖文刚进了几个院子，用永德话高喊：“屋里该有人？”只有回声。廖文刚又回到大路上，不知所措。
这时从大路的那一头，过来一个中年人，吃力地拖着什么。廖文刚迎上去才看清，这人满脸伤痕累累，全身湿淋淋的。问：“同志，是四队的吧？”那人见一个背背包、着军装的年轻人，也止住了脚：“你是分来的老师吧？”“是的，廖文刚。”“啊，廖老师，好年轻啊。”廖文刚低头看他拖的东西，有两米来长，有小猪那么粗。身上全是小钱大小的黑白分明的鳞甲，尾巴像乌鱼的尾巴，并不细长。颈子处拴着一根粗藤子。“是一条蟒！”那中年人擦着汗：“这畜牲想要我的命，我去屙屎，就把我缠着，从坡头直滚到河底。我只有拼命卡住它的脖子，抱起它往石头上撞，四周又没有人。翻来复去，搏斗了一个把小时。这下好了，有招待老师的了。”“好险呀，同志，叫什么名字？”“黎柱子，四队的队长，廖老师就住我家。”“那就谢谢了。”廖文刚也伸出一只手，帮着他拖蟒。“有多重？”“百十来斤吧。”
黎队长的家就在大路东边。进门是芭蕉林，然后是土坝子，正房子阶沿宽阔，两边的厢房，是关猪牛羊的。走上街沿，开门就是堂屋。堂屋的东边是锅灶，西边一张空床，是专门供下乡的干部住的。黎队长，接下廖文刚的背包，放在了上面。“条件不好，廖老师就住这儿。”廖文刚说：“很不错的，麻烦队长了。”廖文刚又把上级精神给他说了几句。
黎队长说：“我们的土地太宽，公余粮户均一万斤。天不亮就吃饭，月亮升起才回家。”他顿了顿说：“你是当兵的？”“是的。”“不简单，能文能武。这样，到队部办公室，写毛主席语录，上头要检查。每家不少于两张。”廖文刚有些为难地跟着队长向办公室走。他说：“我的毛笔字可写得不像样子。”黎队长却说：“不过是表示一个意思，反正大家都不识字。”
到了办公室，这也是鸭唐四队的保管室，就在塘边上，一列五间草房，墙高门厚坝子宽，最边上的一间还挂着“鸭塘四队文化室”的牌子，和三队的办公室同在一根大青树下。赵文龙已经在那里摆起了战场。队长和廖文刚也抬出长桌子、凳子，拿出新买的红纸、笔、墨和上级发下来的要求写的语录。黎队长说：“廖老师，只管写，等会儿我叫社员来取。我要打整那东西，今晚大家好吃。”等队长走后，廖文刚先去看赵文龙写。赵老师说：“老廖，你来，你来，我这不成字。”廖文刚一看，字写得细瘦，且不整齐，似乎比自己写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说：“我的字可能比你的更丑。”赵文龙说：“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怕什么。”于是廖文刚也去把纸裁成四开，展纸醮墨，大写起来。
廖文刚越写越顺手，写得风快，字反而刚健有力。一会儿就写来摆了一坝子。谁知忽然卷起一阵风，把他们两人晾晒在阳光下的毛主席语录吹得满天飞，两人慌了手脚，急忙起身拦阻抢捡，飘在头顶的，两人跳起来抓。已经有不少“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了。赵文龙说：“糟糕，要成反革命了。”廖文刚说：“成什么反革命，‘天有不测风云’，天上在飞，树上在挂，水里在漂，说明天地山川都喜欢我们写的毛主席语录嘛。”
赵文龙说：“水塘里的，看起来红红黑黑的，怕要捡起来才行。我马上去找根长竹竿来。”赵文龙一会儿找来几根细竹竿，两人顺着塘边捞取，捞起来的，也已一塌糊涂了。赵文龙说：“我挖个坑埋起来。”廖文刚说：“这么好的太阳，晒起，能用就用，不能用就烧掉。”还有几张在水塘中间，捞不到。赵文龙说：“我不会游泳，你会不？去捞起来。”廖文刚说：“正好，走了一身的汗，我下去洗个澡。”于是钻到苞谷林里，脱得只剩下短裤，“咚”的一声，跳到塘里，溅起几尺浪花，赵文龙就拿着长竹竿，搜索树上的。廖文刚先劈波斩浪，捞起了所有的语录，然后在水里尽情地涌浪翻波。洗了个痛快，然后再起来，到玉米林里脱掉短裤，拧干，再穿到身上。
他们再写时，就有了经验，晾晒时，就用泥块、树枝压住。到天黑时，社员都来领取，男男女女，一大群，闹闹嚷嚷，把保管室围了个水泄不通。廖文刚高喊：“每家只取两张，拿回去贴好。”大家嘻嘻哈哈，顺提倒拿着毛主席语录走了，赵廖二位才发现，连塘里捞起来的，也被大家抓走了。
两人不敢怠慢，又各写了五六张，立刻回到住地，到各家各户去一一查看，帮助社员把贴倒了，颠倒过来，把贴歪了的，拨正过来。发现从塘里捞起来字迹模糊的，就给另外换上。
晚饭时，鸭塘四队的社员，家家户户吃蟒肉。黎队长家里只有四口人，他母亲，黎大娘，身板硬朗，手脚麻利；她爱人古小所，身材瘦弱；他女儿黎红莲，12岁。晚餐就在堂屋里吃。正面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左右两边是廖文刚写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下面的墙上钉着一根竹签，挂着马灯。古小所和女儿坐挨灶的一方，好添菜加汤；黎大娘坐她们对面，廖文刚坐主席像下，他对面是队长。桌子上蟒肉是红烧的，还有腊肉。队长和廖文刚面前还各摆着一个酒碗，盛了一大碗苞谷酒。
队长说：“今天托廖老师的福，没丢老命，还有肉吃。来，干！”队长脖子一仰，一碗酒便下了肚子。廖文刚说：“我的酒量浅，就喝这一碗，祝贺队长，战胜大蟒，有了美餐。”黎队长又斟满了一碗。还伸着酒瓶要给廖文刚斟。廖文刚说：“盛情我领了，晚上我到保管室教大家唱歌。就不喝了。”队长说：“好，廖老师就吃菜。我们这里的何老师，歌也唱得好。”廖文刚问：“这里有学校？”黎大娘说：“有，就在山背后。”黎红莲说：“何老师的名字叫何超才，歌唱得好，惊山映水的。”
蟒肉，廖文刚可从没有吃过，但看见他们全家都吃得眉开眼笑的，也去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和乌鱼肉不相上下。他们搞得又麻又辣，完全没有什么异味，也就放心地吃起来。
吃过晚饭，已经星光满天。黎红莲提着马灯，当向导，高喊：“到文化室唱歌罗！”随着喊声，从寨子里涌出一大群男女青少年，直奔文化室。这文化室也和厂街的一样，长长的一间屋，前有黑板，下有凳子，不过这里的凳子都是松木的，比较标准，也安得整齐。廖文刚挂好马灯，见里面已经座无虚席，就说：“社员同志们好，我叫廖文刚，班卡完小的老师，今晚教大家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好不好？’”下面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会唱了！”黎红莲说：“何老师也经常来文化室教我们唱歌。”廖文刚说：“我起个音，大家唱给我听听。”廖文刚站起来，起音：“向前，向前，向前——唱！”廖文刚在前面指挥，文化室里顿时响起了威武雄壮的歌声。唱得不但很整齐，而且比较准确。
唱完之后，下面一个大辫子姑娘说：“欢迎廖老师唱一支歌！”文化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廖文刚，想了想，于是唱起了“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廖文刚的歌唱得雄壮有力，高亢雄浑，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里还夹杂着“就教这支歌，就教这支歌”的呼声。于是廖文刚就说：“好，就教这支歌。”廖文刚边写歌词边教，大家唱得聚精会神，教了一个把小时，基本上会了。廖文刚说：“大忙季节，同志们很辛苦，就唱到这里。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每晚都来，还是隔一晚上来唱一次？”大家高声答道：“每晚都来！”幸好，廖文刚会唱的歌特别多，而且随身带有一个歌本。从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这小屋子里，夜夜传出嘹亮的歌声。白天，廖文刚前半月参加收苞谷，后半月参加打谷子。
吃过早饭，天还没有亮明白，四周朦朦胧胧的，山，若有若无；路，似隐似现。廖文刚和社员们挑着箩筐、挎着竹篮，赶着一大群驮着空筐的牛马，出工收玉米了。路有些往下倾斜，人和牲口，都不由自主地小跑步，那“轰隆隆”的脚步声，真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廖文刚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年轻的社员们也跟着放开喉咙唱起来。山谷在震响，雾气也似乎在抖动。
玉米地就在离寨子三五里路的山坡上。走进坡地，只见浩茫茫一片，草有半人高，玉米秆高过人头。草叶上、玉米叶上，挂满了晶亮的露珠。社员排成纵列，每人只管两行，齐头并进。一进到地里，只见千万珍珠飘落，只几分钟，衣袖、鞋帮、裤脚早已湿透。廖文刚学着社员的样子，从玉米秆上剥下玉米，用左手扔进斜挎左肩的竹篮。玉米棒又长又粗，不到抽半支烟的工夫，肩上便沉重起来，廖文刚回头一看，篮子已经满了，就背到地边，倒进马驮的空筐里，牛马驮子满了的，就由老年人吆喝着往家里赶。
太阳渐渐高起，满山露珠闪亮。廖文刚利用到地边倒玉米的机会，登上小丘一看，满眼是玉米的海洋，望不到边际。昨天队长说这个队户平交公余粮一万斤，看来不是虚夸。太阳越升越高，人也越来越热，廖文刚只觉手肘、手臂、颈子、脸面、背心里、头上，似乎都放上了辣椒面，像中了八角叉，辣痛奇痒，好不难受。可他看那些小伙子、大姑娘，老大爷、老大娘，还有小学生，一个个谈笑风生，像风卷残云般，“哗哗哗”卷了过去，廖文刚也鼓起干劲，穷追不舍。
地边的玉米已经堆积如山，运输的马帮忙不过来，队长喊道：“小伙子们，参加运输队！”廖文刚也站了出来。黎队长说：“廖老师，还是参加收吧。运输，要有力气的。”廖文刚说：“试试看吧。”黎队长说：“廖老师，要挑也只能用这一副小箩筐。”廖文刚接过小箩筐，装了满满的一挑，用肩膀试了试，说道：“还行”，就挑起担子，融入了运输的行列。
长长的一列，有三十四人，其中还有十二个女社员。一路上，只听脚步“轰轰”响，扁担有节奏地发出“嘎叽嘎叽”声，远远望去像雁阵翔于蓝天，似锦鳞游于绿水。开头的路，都是下坡，背后一个妇女见廖文刚的脚步随着箩筐前倾后摆，就说：“廖老师，要稳住“桩子”，脚用劲站稳。手抓住筐绳！”廖文刚说了声“谢谢”，并照着办了，就不再那样手忙脚乱了。后来就是上坡，坡并不很陡，也不算长。但上坡肩头上就觉得更沉了，向前跨一步都必须用腰腹之力。队伍里没有了笑谈声，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廖文刚渐感呼吸有些困难，嗓子干得冒烟。
这时，正好到了崖边，崖虽不高，藤蔓密布的崖畔却挂着一缕白花花的山泉。有位女同志的声音：“大家都谢会儿，喝口水。”这声音虽不大，却像将军令一样一呼百应。大家都各占地势，放下担子，坐在扁担上，先挥袖擦汗，歇了歇，再洗手捧水喝。廖文刚记起了妈妈的话：“热爆爆的，不能马上喝冷水。”就等到最后，才去洗手、洗脸，喝水。人到飞瀑下，顿感清凉。手触到水，浑身舒爽，冷水入肚，美妙不可言喻。歇了一会儿，雁列又向保管室飞去。
收苞谷，就这样先收，后运，用了26天的时间，还有几天就要返校了，廖文刚又去参加打谷子。打谷子也是男女老少齐动员。水田都在沟壑的两边，都是梯田。吃完早饭，黎队长给了廖文刚一把齿镰，一根牛皮绳。廖文刚把牛皮绳拴在腰间，提着镰刀，和队长一路高喊着“出工罗”往稻田走去。社员们也附和着喊着“出工啰！”，出了家门。赶马帮牛帮的，挑箩筐的，手拿木弯钩的，拿撮箕的，都陆续跟上来了。
廖文刚看牛马身上，除了驮子外，还驮着锄头和裹成筒的晒垫，竟然还放着床单，被单。他估计，是不是有人想在山上睡午觉？整个队伍里却没有扛抬四川人打谷子必用的拌桶，廖文刚估计，因为拌桶笨重，可能是放在山上了。这一列打谷子的人群，排了差不多半里路长，年轻人疯玩着，唱着、闹着往前赶，老年人笑谈着，漫不经心地走着，牛帮马帮则“轰隆轰隆”地向前涌。那气势，使寂静的山野、凌云的群山，显出了勃勃生机。
河谷两旁，远看就像镶着两条金黄色的锦带。到了田边，满眼是黄金，稻叶上、田边密不透风的的青草上挂满了晶亮的露珠。所有的人都下田挥镰割水稻。田里，大部分是干的，也有个别的田里有水。割好的水稻并不捆扎成把，而是谷粒向外，整齐地散放在田埂上，等太阳曝晒。差不多又有人抓着了鲫鱼、黄鳝，就顺手摘根桑条柳枝穿好挂在树上晒起。到了中午，太阳烈得像火烤。千峰万岭油亮得刺眼，割下的稻谷，黄得醉人。队长喊了声“休息”，大家就直奔大青树下，拿出自己带的竹盒，一分为二，随便摘根蒿草秆作筷子吃起午饭来。廖文刚抓住这个机会，高喊：“社员同志们，边吃饭边听，我给大家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待大家讲话声小些了，廖文刚就高声朗读起来。读完之后，廖文刚接过黎红莲递给的饭盒和摘来的荆条筷子，大口吃起饭来。
饭后，其余的人仍旧割谷子，队长就领着三五个人，在摆着谷子的中心地方，找一块干爽的田，用锄头平整一番，放上至少六床晒垫，这就是打谷场了。等到下午四点左右，社员们就把割下的稻子搬运到晒场上来。然后，两个人一组，把运来的稻子铺在打场里，放两个排列，让谷稍与谷稍紧紧相挨，这两个人就手持木弯勾，一个从左到右，一个从右到左，打击谷稍。这种木弯钩，把有一米多，着地处有一尺多长。打谷子时，只举起两尺多高，有节奏地打击谷稍。打了一遍，又翻过来，再打一遍，弯腰抓起谷草，再抖一抖，就把谷草堆在田边上。廖文刚仔细察看了打过的谷草，谷粒已经完全脱落。
廖文刚加入了运稻把的队伍。到了堆放谷把的地方，就把牛皮绳平放在田埂上，然后抱起稻禾，轻轻放在牛皮绳上，捆扎紧，又轻轻举到肩上，运到打场上去。这个过程中，谷粒依然在掉落。廖文刚心疼地说：“大家动作轻些，争取颗粒还仓！”黎红莲笑着说：“廖老师，那是做不到的，你看，放了稻禾的地方，洒的谷子，两百颗都有。”
廖文刚说：“你可以组织小朋友捡一捡好吗？”小黎说：“捡它干什么？白鹇、山鸡、孔雀，人家也得吃呀！”廖文刚想想，大有道理，于是不再强调颗粒归仓。
廖文刚见一根大树下，有一小堆稻禾，就两臂合拢，抱起往牛皮绳上放，只觉肩臂处，冷冰冰的一条滑过，他扭头一看，一条比拇指粗的长长的白花蛇，已从稻禾里钻出，尾巴还在他脖子上扫了一下，蹿入草林中去了。廖文刚惊得丢下稻禾就跑，边跑边喊：“打蛇打蛇！”黎红莲说：“不用怕，给你这个，只要在口里嚼一会儿，什么蛇咬了都不怕。”廖文刚接过，白色的，像木柴。廖文刚问：“真有这么神奇？”黎红莲说：“那是当然。这些地方到处都是蛇，你看我们，谁被咬死过？”廖文刚虽然放在口中嚼了，还是不放心，于是折断一根两米多长的树枝作木棍，到了稻禾堆旁，先在四周重重敲击几下，重重的顿几下脚，来了个打草惊蛇，吓蛇出堆。这个办法还真管用，那天下午，他就吓出来了四条蛇。
割下的稻禾全运到打场里来了，打下的谷子已经堆成小山似的。这时，一些社员就用草扒捞去里面的稻草，然后进行最后一道工序：风谷子。廖文刚家乡风谷子，是用风车，当地叫风簸。这里可没有这种工具。永德人风谷子，是另有高招：两人拉开一个被单，左右两只手各抓住被单的一角，靠两只手上下撑开，形成竖立的平面，然后两个人的四只手向着一个方向簸扬，就形成了风。另外一个社员，站在被单前面两米左右的地方，肩与被单成直角，双手举起一大撮箕稻谷，缓缓往下倒，被单像蝴蝶飞舞似的，卷起不小的风，把混在谷子里的碎草叶、瘪谷壳吹向三五米远的地方，谷粒则垂直落于脚旁。社员们把一撮箕一撮箕的谷子传送过来，那位社员风完一撮箕就扔下空撮箕，端起另一撮箕均匀地往下倒。
廖文刚很觉惊奇，开始既怀疑其速度，也怀疑其质量。他先抓了几把风过的谷子看，真是粒粒饱满。太阳西斜时他们开始风，等到月儿还没有出山时已经全部风完，然后装口袋，过秤，会计一袋一袋登记，再放上马背、牛背往家里驮运。那一天，整个打谷场打出的净谷子9866斤。廖文刚粗略计算了一下，竟然比家乡打谷子的速度快得多。黎队长说：“谷子再晒一天，就可入库了。”廖文刚问：“今天打的谷子，晒干后，大概还有多少斤？”黎队长说：“不会少于8000斤吧。”
廖文刚和赵文龙在鸭塘一直劳动到11月20号，才一同回到班卡学校。
龚尔思笑的新书风雨人生记上册到此结束。要知廖文刚后来的奋斗历程，请看龚尔思笑的新书风雨人生记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