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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谁是李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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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初年,山西乡间,一个名叫薛良的无赖频繁向官府控告他的债主张寅,一口咬定张寅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弥勒教的首领、那位朝廷苦苦追捕的在逃通缉犯李福达。这起控告,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花,引发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

这起后来被史书记载为“李福达之狱”的大案,自案发之初到最终尘埃落定,历时长达三年之久。期间,巡按御史、刑部尚书、乃至未来的内阁首辅,乃至皇帝本人都纷纷下场,各方势力在这起案件中角力,案情更是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反转。

更为离奇的是,在案件结案多年之后,竟然又有人旧事重提,再度翻案,使得这起案件的余波至今仍未平息。

在世人眼中,这起案件似乎是一场正义与奸佞的激烈斗争。深入案件的内部,揭开层层迷雾,却发现这里面的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转折,都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动机。在这起悬疑重重的案件中,真相究竟如何?谁又是最终的赢家?一切都还有待我们去探寻和揭示。

故事的起点看似平淡无奇,却悄然牵扯出一场错综复杂的经济纷争。

薛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住在山西徐沟县同戈镇附近的白树村。他的人生,似乎被赌桌和游荡所占据,毫无建树。早年,他因与人私通,怕事情败露,竟逼得那名女子走上了绝路,自缢身亡。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判杖责一百,流放三年,到同戈驿服役。

然而,薛良骨子里似乎天生带着一股不安分的因子。他怎么可能甘心在那种地方默默无闻地度过三年时光?很快,他便逃役回到了白树村。

回到家乡的薛良,并未收敛他的劣性,反而因为一场看似普通的经济纠纷,再次将自己卷入了一场风波之中。这场纠纷,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将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

被告名叫张寅,一位来自山西五台县的商人,堪称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他游走于两京、河南、苏杭、徐州等地,凭借着精明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在商界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在省城太原购置了八间门面房,财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古代,大商人多半也是大地主,张寅也不例外。正德年间,他在同戈镇购置了房屋土地,同时在五台、太谷等县也拥有广阔的田地。有了钱,他自然想要更高的地位,而明朝恰好允许买官,也就是所谓的“捐纳”。于是,正德十六年(1521),张寅通过捐纳获得了太原左卫指挥使的职位,他的长子张大仁也纳银在北京充吏,家族地位水涨船高。

正所谓树大招风。张寅和薛良,一个是精明的商人,一个是游手好闲的无赖,两人都属于那种不安分、喜欢四处闯荡的人。他们的命运,在某个时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当时,张寅在太谷、徐沟二县放贷,而薛良恰好成为了他的客户之一。薛良陆续向张寅借了15两银子,但一直拖欠未还。张寅多次向他逼讨债务,可能使用了些手段,于是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

嘉靖三年八月,一个闷热的午后,薛良步履匆匆地来到山西巡抚毕昭的府邸,他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焦急。他带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足以撼动整个山西乃至朝廷的消息——他要举报张寅,那个在外人眼中精明能干的商人,其实是一个在逃多年的通缉犯——李五。

李五这个名字,在山西乃至整个大明王朝都可谓如雷贯耳。他原名李午,早年在陕西洛川县行医,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个弥勒教的信徒,暗地里煽动信徒造反。正德七年,洛川县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叛乱,而李五,正是那场叛乱的核心人物。然而,叛乱平定后,李五却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薛良声称,这个惊人的秘密是同里魏槐亲口告诉他的。魏槐,一个平时不显山露水的普通人,却拥有这样的秘密,这让薛良感到既震惊又兴奋。他觉得自己手中握着一个可以翻云覆雨的筹码,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巡抚毕昭举报。

事关谋反,毕昭不敢有丝毫怠慢。他立刻下令拘捕张寅及其相关人员进行审问。然而,张寅和他的长子当时正在北京,于是官府只得先将张寅的次子、三子及其亲眷抓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越发扑朔迷离。嘉靖四年二月,薛良再次上报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罪证”——他声称张寅的手指上生有龙虎形,左肋上还有朱砂字样。这些看似荒诞的指控,却给案件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

五月初,张寅主动从北京回到太原投案,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薛良的指控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诬告。然而,薛良并没有就此罢休。七月,他再次搜罗到新的“罪证”,并上交了一份新的讼状。在这份讼状中,他声称张寅原名李福达,是崞县左厢都的造反分子,早在弘治二年就参与过造反,被发配充军。后来逃回五台县,投靠在张子名下入籍。而这次,薛良声称这个消息是来自张寅的义女婿戚广。

薛良的两次举报,每一次都似乎带着些许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他口中的张寅,时而成了张英;那个曾掀起风云的李福达,在他笔下竟变作了李伏答;而那隐居的张子名,也成了张子贵。种种细节的出入,让人不禁怀疑,薛良的消息究竟是从何而来,是否只是道听途说。

尽管薛良的言辞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一个犯罪链条却已悄然浮现。那个来自崞县的李福达,在弘治二年曾掀起一场谋反之风,被朝廷发配充军。然而,他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逃回后躲藏在陕西一带,化名李五,暗中传教惑众,最终引发了洛川县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他又一次逃脱了朝廷的追捕,改名为张寅,并巧妙地冒入了五台县张子名的户籍,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按照明朝的律法,此案交由山西按察司负责。然而,案情之复杂,牵扯的人物、地点之多,加上调查能力的欠缺,使得山西按察司的进展异常缓慢。

五台县的户籍簿上,确实记载着张寅的名字。徐沟县的记录也证实了薛良与张寅之间的仇恨。然而,当验看张寅的身体时,却并未发现那所谓的龙虎形和朱砂字样。陕西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困惑,当年与李五有关的造反者都已病故,无人能够证明张寅与李五之间的关联。

几个关键的证人,也纷纷推翻了之前的言论。魏槐声称,他只是和乡亲们闲聊时提到了李五煽动之事,从未与薛良说过张寅就是李五。而戚广更是坚称,张寅身为太原左卫指挥,从未有过聚众叛乱之举。

嘉靖五年二月,山西按察司的初审判决终于落下帷幕,犹如一道惊雷在山西的大地上炸响:薛良,这个曾经信誓旦旦举报张寅的人,竟被判定为诬告陷害。这一结果迅速上报给了巡抚,经过复审,结论与初审一致,毫无悬念。

薛良的命运就此被定格,他将以诬告谋反的罪名,被放逐到口外那片荒凉之地,长城以北的寒风将成为他日后的伴侣。他的生活,将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起案件并未因此画上句号。相反,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原告薛良与被告张寅之间的对垒,已经拉开了大幕。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将在这场悬疑大戏中逐渐揭晓。

与此同时,一干证人也纷纷登场。他们或许曾亲眼目睹过某些关键细节,或许曾听到过某些重要线索。然而,他们并非这场大戏的主角,只是作为背景人物,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几分复杂与扑朔迷离。

嘉靖五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在案头发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信封上并无任何特殊标记,但信中的内容却足以令任何一位官员感到棘手。

信中言辞恳切,透着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信上写道:“张寅乃吾旧识,今遭人诬告,不过因他人嫉其财富,望大人能体恤其情,予以宽宥。”马录为官已有十八载,历经官场的风风雨雨,对于贿赂、求情与威胁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这封信的出处却让他不得不格外小心。

原来,这封信的作者乃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武定侯郭勋。郭勋,乃明朝开国功臣郭英之后,承袭了先祖武定侯的尊贵爵位。在嘉靖帝即位之初,朝廷发生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事件。那时,以杨廷和为首的文臣群体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而郭勋则果断地站在了皇帝这一边,因此深得皇帝宠信。

马录深知,郭勋的求情并非儿戏,这背后很可能牵扯到复杂的朝廷权力和利益纠葛。他不得不谨慎对待这起案件,以免卷入这场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政治旋涡。

这封信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一起错综复杂的悬疑案件即将展开。马录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已经踏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旋涡之中,而真相,或许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郭勋的介入,如同暴风雨前的闪电,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及。原本,张寅在京城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四处结交权贵,竟与那位权势滔天的武定侯郭勋攀上了关系。张寅的长子张大仁,在京中任职,想必与郭勋也常有往来。

五月的一天,张大仁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知了案件已经定性的消息。他心中惶恐不安,害怕家族即将陷入牢狱之灾。于是,他急匆匆地找到了郭勋,希望这位权势人物能够出手相助,为张家打点一番。就这样,郭勋的请托信,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马录看完这封信后,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疑云。他迅速翻开卷宗,仔细查看张寅一案的详情。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眉头越皱越紧,陷入了沉思之中。郭勋,这个在朝廷中权势滔天的武人,一直仗着皇帝的宠爱,与文官们处处作对,行事多有不法。如今,他竟然写信请托,为张寅求情,这难道不正是奸佞之人的行事风格吗?

马录心中疑惑重重,他开始怀疑这起案件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如果案件真的清白无瑕,郭勋又何须为张寅求情呢?这其中必有蹊跷之处。

于是,马录下定决心,要查明这起案件的真相。他不仅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更要揭露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阴谋和权力斗争。他毅然决然地提笔写下了弹劾郭勋的奏章,准备将这份奏章公之于众。

奏章一经公布,立刻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追求正义的人们纷纷站了出来,支持马录的行动,希望借此机会揭露郭勋等人的罪行,还朝廷一个清明的风气。一场追求正义的浪潮,就这样在马录的引领下,悄然兴起。

兵科给事中刘琦挺身而出,毫不留情地批判郭勋道:“那些求讨书信者,必定是知情者;而那些受嘱的党羽,显然是意图贿赂。此案的真相,恐怕远非表面那么简单。”他言辞犀利地剖析道:“那妖贼名为李午,其中的‘午’字,乃是四正之时,正阳之位,寓意着极大的邪恶。而张寅之名,乃是岁首建寅,人生于寅,这其中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户科给事中郑一鹏也站了出来,他声称:“经过深入调查,我发现张寅的罪行深重,这更让我意识到郭勋的罪行远不止于专横跋扈。郭勋明知张寅是谋反杀人的首恶之徒,本应揭发其罪行,为国除害,但他却与之往来结交,显然是狼狈为奸。”

御史潘壮也上疏直言不讳:“张寅,天下人皆知其为李午;而李午,更是天下公认的谋反之人。为了维护朝廷的法度,恳请将张寅严惩不贷,同时解除郭勋的兵权,以儆效尤。”

……

在案件尚未水落石出之前,这些言官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张寅就是李午,就是李福达。他们似乎已经被某种力量所牵引,迫不及待地想要给张寅定罪。

在明代,言官们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的人数之众,堪称历朝之最,多数都身负进士的光环。这些言官,虽品级不高,却心怀坦荡,无惧无畏,敢于直言不讳,不惧得罪权贵。而他们的权力,却重如泰山,即便是二三品的大员,见了他们也不得不恭敬有加。

朱元璋如此精妙的设计,意在将这些既有胆识又饱读诗书的言官们,化为“天子之耳目”,让他们成为查不法、查贪官、查奸佞的利剑,确保大明江山永固。

士大夫们并非简单的工具,他们内心有着独立的意识,有着“从道不从君”的坚守。言官们,尽管身处皇权的阴影下,却时常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化身为“公理”的守护者,向那些皇帝宠信的奸佞宣战。

在这场风暴的中心,言官们或许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既是皇权的耳目,又是公理的守护者。

马录的果决与坚定,赢得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赞誉。吏部侍郎孟春由衷地称赞道:“昨日劾郭勋之举,真是大快人心。那郭勋虽然喋喋不休,但越是如此,越显得他的无耻。”大理寺丞汪渊也感慨道:“昨日见到你的章奏,攻伐巨奸,真是令人振奋。若非有你这般大风范的人,岂能至此。”工部侍郎闵楷更是赞叹不已:“今日读到你的发奸之疏,风骨卓然,中外皆服其公正,奸雄已落其胆矣。”

在这样的氛围中,马录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深知,自己不能有任何犹豫和退缩,必须排除一切奸佞势力的干扰,走到那个早已认定的“真相”面前,揭开它的面纱。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那么这些追求正义的人们的努力,不就成了一个笑话吗?

于是,马录开始了他的调查。这一查,还真让他查出了惊喜——那真相,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

在一连串错综复杂的线索中,官府终于捕获到了一众新的人证。定襄县的韩良相,这位在北京结识了李俊、李二和李三等人的关键证人,突然浮出水面。据他回忆,那三人曾在某个隐秘的场合向他透露:“我们是李福温之子,如今在上官府中的张寅,其实真名叫李福达,他正是我们的五叔。你若不信,只需掀起他的帽子,看他是否是个秃子。”韩良相心中一动,随即暗中观察,果然发现张寅头顶光秃,与三人所言完全吻合。

同时,从陕西方面解送过来的十五个目击者也为案件增添了重量级证据。官府特意安排了一场辨认会,让张寅与一众皂隶站在一起。这些目击者一眼便认出了张寅,纷纷上前扯住他,坚定地说:“没错,这就是李五!”

就在案件看似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一些疑点却悄然浮现。张寅的年龄成为了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根据记录李福达户籍的黄册,张寅应该只有五十一岁,但眼前的他却已是六十六岁的老者。此外,崞县县民杜文住的证词也带来了混乱,他坚称李福达曾娶了自己的姐姐杜氏,可张寅的妻子却分明姓林,而黄册里李福达的妻子则姓张。

这些疑点,对于已经深信不疑的马录来说,似乎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他迅速公布了再审意见,断定张寅、李五、李福达实为同一人,并依照律法处以极刑——凌迟。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那它仅仅是一个清官明断的简单故事。但马录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他深知,正义不应仅止步于一两个人的清白,更应彻底荡涤世间的浑浊。因此,他决心将这场“正义”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直至将朝堂上的一切奸佞烧尽。

嘉靖皇帝的心情犹如乌云密布的天空,压抑而沉重。自他登上皇位以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群体就像一群喋喋不休的乌鸦,时刻在他耳边提醒他要守规矩。然而,身为天子,他又怎能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人的掣肘?

嘉靖帝对于权力的掌控有着天生的敏锐和天赋,他像一头狡猾的猎豹,时刻准备扑向那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人。左顺门的鲜血事件,便是他给这群士大夫上的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君是主,臣是仆,该闭嘴时就闭嘴。

“大礼议”一事后,嘉靖帝对文官们的信任几乎消磨殆尽。为了平衡朝堂势力,他开始大力提拔那些身份尊贵的人,郭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郭勋的崛起却引起了言官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弹劾郭勋,罪名五花八门,从侵占军田到给亲戚走后门,再到剥削士兵,无一不指向他的贪婪和腐败。

在嘉靖帝的眼中,郭勋却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他相信郭勋的忠诚和能力,对于言官们的弹劾,他总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当马录鼓起勇气弹劾郭勋时,嘉靖帝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案子交给巡抚去办吧。”言下之意,他并不打算深究郭勋的罪责。

张寅案再审结果出来后,嘉靖帝虽然认可了马录的判案,但对郭勋的处罚却只是口头指责了一下。这种明显的偏袒和庇护,让朝中的言官们感到愤慨和无奈。他们知道,想要真正揭露郭勋的罪行,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而这场关于权力、正义和真相的较量,也注定会愈发激烈和复杂。

言官们对于皇帝的偏袒深感愤慨,一场名为“正义”的追击风暴正悄然爆发。这些身负监察之责的官员们,纷纷挺身而出,上疏弹劾郭勋,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其中,更有两份奏疏是二十多位官员联名上书,他们言辞犀利,直指郭勋与反贼勾结的罪行,声称此人罪无可赦,皇帝不应再包庇纵容。

然而,就在言官们声势如虹之际,皇帝的心腹张璁和桂萼却道出了另一番话。他们暗示言官们内外勾结,借端陷害郭勋,其目的更是为了逐步打压那些曾参与“大礼议”的官员。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嘉靖皇帝的心头。

嘉靖皇帝回想起那段令他头疼不已的“大礼议”时光,文官们集体哭谏的场景历历在目。他心中的愤怒如同火山般喷薄而出,这些人,究竟为何要置郭勋于死地?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所谓的“正义”吗?不,嘉靖皇帝看出了言官们的真实目的——他们是在向皇权发起挑战,试图用一种名为“公理”的力量来驯服他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对于李福达一案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心中或许已有了翻案的念头,毕竟,对于他而言,维护皇权的尊严和权威,远比追求一个所谓的真相要重要得多。

皇帝闻讯后,立刻下令锦衣卫火速赶往山西,全面接管这桩棘手的案件。他深知此案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于是特意指派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联合锦衣卫,共同进行会审。这场会审历经六次,每一次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前五次会审,均由刑部尚书颜颐寿亲自坐镇。他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案卷和形形色色的证人,心中却是五味杂陈。参与审判的官员人数不断增加,从九卿到五府,从科道到各部,似乎都在向世人展示着朝廷对此案的重视和公正。然而,在这看似公正的审判背后,主审官员们却不得不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他们如同在皇权与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挣扎。

第一次会审,场面虽然庄重,但结果却有些敷衍。双方证词被简单地重复了一遍,并未发现新的证据,原判得以维持。嘉靖皇帝得知后,大为不满,敦促会审官员们“勿得徇情回护”,务必查清真相。

第二次会审,局势骤然紧张。一个重要证人突然翻供,原本坚称张寅就是李福达的李福达妻弟杜文住,此时却改口称自己与李福达并无亲缘关系。他声称自己的姐夫也叫李福达,但身材矮小,脸上有麻子。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颜颐寿措手不及,他不敢也不想轻易给出结论,只能将供词一一列举,含糊其辞地处理。嘉靖皇帝看到这样的结果,怒火中烧,再次斥责主审官员徇私舞弊,甚至扬言要亲自审讯犯人。经过一番劝说,皇帝才勉强压下了怒火,但他明确要求,下一次会审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第三次会审,颜颐寿再次审视了双方的证词,他发现原告的证词中确实存在诸多疑点。然而,指证张寅为李福达的证据链却依然看似完整。在皇帝一次又一次的催促和斥责下,颜颐寿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赞同原判。然而,嘉靖皇帝并未就此罢休,他再次告诫颜颐寿:“不许仍前回护。”

皇帝一次又一次地驳回官员们的审判结果,他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要翻案。这场看似公正的会审,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皇帝与朝臣们之间的一场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谁将成为最后的胜者?真相又将如何浮出水面?一切都充满了悬念和未知。

颜颐寿此刻已身处绝境:倘若他坚持原判,势必将激怒皇帝,引来无尽的麻烦;然而,若他贸然改判,又该如何推翻之前铁证如山的证词?更重要的是,一旦改判,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官员们也将难逃厄运。面对这样的困境,颜颐寿只能寻求一个折中的方案。他一方面坚持认为张寅即是李五和李福达,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无法证实张寅参与谋反的罪行。

为了挽回些许局面,颜颐寿毅然呈上了一篇悲壮的奏疏,详尽地叙述了从马录审案至第四次会审的整个过程。他坚信,若此案为诬告,那整个文官系统都将陷入腐败的泥潭,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皇帝已然听不进任何解释,愤怒地斥责审案官员们“朋谋捏诬,泛言奏饰”,命令他们“戴罪办事,待再问明白,一总发落”。

第五次会审时,官员们若仍看不清形势,那真可谓愚蠢至极。一些证人在这关键时刻“适时”地改变了口供,马录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失职。审案人员最终推翻了之前的结论,认定薛良为诬告。

事情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真相却已变得面目全非。

倘若张寅真的是那传说中的李福达,那么因为岁月的洗礼,出现相互矛盾的证词无疑是极其寻常之事;但若张寅与李福达并非同一人,哪怕是一丁点的疑点被轻易忽视,都有可能酿成一桩无法挽回的冤案。从案件本身深入剖析,张寅、李五、李福达这三个身份,看似紧密相连,指向同一人,然而,这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实则如同被迷雾笼罩,难以通顺连贯。

而那些证人的证词,是否能作为案件的核心证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更何况,这些证词是否被如实、忠实地记录下来,更是无从得知。这些不确定因素,无疑给案件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迷雾。

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们来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在他们眼中,或许更重要的是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非真相本身。

第六次会审,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朝廷。这次会审的焦点,竟然不再是张寅与李福达一案,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案子。

皇帝一声令下,主审官员全面更换,礼部右侍郎桂萼署掌刑部,兵部左侍郎张璁署掌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署掌大理寺印信。这三人自“大礼议”以来便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是嘉靖皇帝最为信任的心腹重臣。他们此次被委以重任,任务只有一个:将那些不听话的朝臣一网打尽,定其罪名。

一夜之间,仿佛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原本坐在审判席上,威风凛凛的官员们,此刻却尽皆沦为阶下囚,身陷囹圄。而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主要证人,此刻也纷纷翻案,改变了之前的证词。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马录家中竟然搜出了不少书信,那些原本赞美他敢于“锄奸”的文字,如今却被当作了官员勾结的铁证。

曾经追求正义的言官们,此刻却被打成了挟私报复的小人,名誉扫地。朝廷上下一片哗然,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措手不及。

随后,皇帝一声令下,桂萼等人被赋予了审理此案的重任,并特别指示他们“用刑推究”。手握尚方宝剑的他们,自然不会有任何手软。颜颐寿素日里对张璁、桂萼等人心存不屑,这次他们便借机报仇,对颜颐寿施加了残酷的夹手指酷刑。在酷刑的折磨下,桂萼等人还面带笑容,戏谑地问道:“颜尚书,今日你可服否?”颜颐寿无法忍受这无尽的痛苦,只能连连磕头,哀求道:“爷,饶了我吧!”

当时,京师中流传着一首《十可笑》的歌谣,其中一则便是:“某可笑,侍郎拶得尚书叫。”这歌谣既是对颜颐寿的嘲讽,也是对桂萼等人滥用酷刑的揭露。

在这场审判中,诱供、逼供、屈打成招的行为屡见不鲜。也正因为如此,所有被审官员都无奈地认罪,所有重要证人也纷纷翻供。皇帝想要的真相,很快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薛良被定罪为诬告张寅,将在秋后被处斩;马录、颜颐寿等审案官员则因故意“入人死罪”,被判徒刑四年;而那些曾经义正言辞的言官们,也因犯下诬告之罪,同样被判徒刑四年。

嘉靖皇帝在审阅完审判结果后,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份名单上,竟有不少人曾在“大礼议”中公然挑战他的权威,甚至有人还参与了左顺门的哭谏,真是胆大包天。如此一来,朝堂上那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能减少不少,他总算能清静一阵子了。

嘉靖皇帝却对马录的处罚感到十分不满。在他看来,马录在这场文官集团挑衅皇权的战争中,俨然成了吹响冲锋号的人物,必须严惩不贷。他回想起当初那个顽固不化的杨廷和,心中更是怒火中烧。

皇帝想要以“奸党”的罪名将马录判以死罪,桂萼等人经过商议后认为,处斩马录虽然能解一时之恨,但未免过于残忍。而且,原来的判决又显得太轻描淡写,难以服众。于是,他们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马录贬至烟瘴之地,永远充军,遇大赦也不宽宥。他们向皇帝解释道,这样一来,马录虽然活着,但实则比死还难受,因为他将背负着罪名,永世不得翻身。

嘉靖皇帝却仍不甘心,他非要杀了马录,以解心头之恨。大学士杨一清见状,连忙劝谏道:“录无当死之罪,律无可拟之条。若法外用刑,人无所措手足矣。”皇帝听了这话,虽然心中仍有不甘,但也只好勉强接受。他下旨道:“马录情犯深重,你每既这等说,发广西南丹卫永远充军,遇赦不宥,但逃杀了。”

事后,嘉靖皇帝十分高兴,他特意嘉奖了张璁、桂萼等人,夸赞他们“尽忠以事君”。在他看来,皇权即是公理,只有忠诚才能行善道,否则就是徇私枉法。为了让世人明白这个道理,嘉靖皇帝下令将张寅案相关档案编成《钦明大狱录》一书,并刊行于天下。

无论此案是不是冤案,嘉靖皇帝的这一举动都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从此,朝廷上的风向开始发生变化,忠诚与公理似乎逐渐被皇权的阴影所掩盖,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份充满悬疑与争议的张寅案。

四十余载光阴匆匆逝去,那桩曾轰动一时的案件,似乎早已随着岁月的尘埃,被深深掩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命运的轮盘再次转动,那个早已被世人遗忘的案子,竟在不经意间被人重新拾起。

隆庆二年,秋意渐浓的九月,右佥都御史庞尚鹏怀揣着一道奏疏,踏上了朝堂。他的脸上写满了凝重,仿佛背负着沉重的使命。他此次上疏,并非为了朝堂上的琐事,而是为了重提那桩早已尘封的李福达一案。

据庞尚鹏所言,他在山西巡查时,竟意外地见到了一名罪犯,名叫李同。这名罪犯不同寻常,他传习白莲教,以邪说蛊惑人心,甚至引发了四川一地的叛乱。更为惊人的是,李同自诉乃是李五的孙子,他家中供奉的祖师名为李大仁、李大义,这与张寅一家的家庭情况竟然如出一辙。

这一发现,无疑在朝堂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张寅,那个曾被认定为李福达的人,难道真的是反贼?这个被岁月掩埋的真相,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庞尚鹏的奏疏,如同一把钥匙,缓缓开启了那扇通往过去的大门,让那个早已被遗忘的案子,再次浮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庞尚鹏早年翻阅那本《钦明大狱录》时,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困惑。同一个案件,前后的判决竟然有着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何缘故?他决心要解开这个谜团,于是遍访朝中的士大夫,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出乎他意料的是,几乎没有人相信那本官方记录的《钦明大狱录》。人们私下里流传的,却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那些言官们本是忠于职守,却遭到了奸人的打压和陷害。在皇权的阴影下,无人敢公开站出来为他们辩护。

但庞尚鹏深知,皇帝虽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公理却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他坚信,“真相”总有一天会重现天日,为那些冤屈的官员洗清罪名。

如今,那迟到的“正义”终于到来了。庞尚鹏在奏疏中毫不吝啬地赞扬那些曾经获罪的官员:“天地之间有浩然正气,宇宙之间有正直之人。正因为有了这些正义之士,天网地维才得以维系,万古不坠。”

他之所以敢如此高调地为这些官员辩护,也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嘉靖皇帝驾崩后,首辅徐阶大力革除旧弊,那些在大礼议中被打压的群臣们终于得到了翻身的机会。直到隆庆五年,高拱成为内阁首辅,这场平反运动才被暂时叫停。

在庞尚鹏呈上的那份奏疏中,竟然出现了诸多令人咋舌的事实性错误。他声称张寅是被马录抓捕归案的,然而,据《钦明大狱录》所载,张寅实际上是投案自首的。这一明显的出入,不禁让人怀疑庞尚鹏是否真的仔细研读过那份官方档案。更令人费解的是,他仅凭李同一人的口供,就断言张寅即为李五,这种断案方式未免太过草率。李同究竟是在何时被捕的?审讯又是在何时进行的?他的真实口供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些关键信息,奏疏中竟无一提及,使得整个案件显得扑朔迷离。

再者,张寅家境殷实,早已成功洗白了过去的污点,为何还会继续从事反叛活动?这其中的逻辑显然站不住脚,让人不禁对庞尚鹏的动机和判断产生怀疑。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细枝末节往往并不那么重要。人们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故事。于是,在明人的史书笔记中,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为那些受冤的官员鸣不平。甚至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编造一些所谓的“真相”。比如万历士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张寅的两个儿子通过纳粟的方式进入国学,而他的孙子大礼则因年轻貌美,受到了武定侯郭勋的宠爱。这种荒诞无稽的说法,显然是后人为了迎合某种观点而编造的,却被当作了正确的“记忆”。

当然,也有少数人对这个案件持不同看法。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张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实录》。在这份官方史书中,张居正对张璁的评价颇为客观,他认为张璁在处理这起大案时,虽然独违众议,但却能够坚持公正,最终使张寅得以脱罪。同时,他也指出了张璁的刚明峻洁、一心奉公的品质,以及他在整顿风纪、改革积弊方面的卓越贡献。

张居正对张璁的赞扬却引来了许多士人的不满。沈德符更是直接破口大骂,认为张居正为了掩盖真相而故意削灭相关记载,这种行为简直恣横到了极点。他预言张居正的后代将会因此遭受惨祸,完全是自取灭亡。

沈德符,一位矢志不渝地追求“公理”的士大夫,他深信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心中所维护的,是那种遵循规矩、不失体统的皇权。换句话说,他期望的是一位守规矩的皇帝,这样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天下,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他的心中,这种规矩宛如一条无形的“道”,它既是皇帝行事的准则,也是士大夫们共同维护的底线。沈德符深知,只有皇帝与士大夫和谐共处,共治天下,才能确保国家的繁荣昌盛。

沈德符曾对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张璁和张居正做出过评价,他称他们为“皆绝世异才,然永嘉(张璁)险,江陵(张居正)暴,皆困于自用”。他敏锐地洞察到,这两位政治家虽然才华横溢,志向远大,但他们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刚愎自用的境地。他们或是媚事皇帝,或是专权自用,在事实上都形成了一种“独”的政治风气。

这种风气让沈德符深感忧虑,因为它违背了共治天下的原则。他担心,如果这种风气继续蔓延下去,将会对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他决心要站出来,用自己的笔和声音,揭示这种风气的危害,呼吁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同维护“道”的底线,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国家。

马录,或许并非真心想要掩盖真相的面纱,他的选择只是基于自己坚信的那条正义之路。沈德符,亦非真心企图篡改历史的记忆,他只是深信自己脚下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方向。当越来越多的同道中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内心的信念愈发坚定,仿佛这条路就是通往光明的坦途。

在皇权的巨大阴影下,士大夫们的抗争显得苍白无力。尽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忠诚与沉默,他们陷入党争的漩涡,甚至不惜摇尾乞怜以求自保。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皇权逐渐强化,士大夫们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直到明朝这个曾经辉煌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士大夫群体才终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呼喊——“反对君主专制!”这声呼喊,是他们长期压抑下的愤怒与绝望的爆发,也是他们对未来政治道路的期盼与憧憬。然而,在这声呼喊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真相?这一切,都等待着后人去揭开、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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