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坐于御书房中，批完奏章，见温良玉走了来，问道：“我昨日于书中见到一个‘炀’字，可真有这个帝号？”
温良玉答道：“回禀陛下，有。炀帝、广，本名杨英，弘农华阴人，文帝与文献皇后嫡次子。登基为帝后，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滥用国力、民力，爆虐天下，最终身死人手，隋二世而亡。炀帝此人虽一无是处，但论其功业，也不失为一个雄才大略、勇于进取的君主。”
皇帝道：“一个嫡次子，怎就成了太子，坐上了皇位？”
温良玉道：“嫡长子杨勇，本是太子，只因他做太子时，有两件事情惹怒了母妃，有一件事情惹恼了父王，最终被剥夺了太子之位。”
皇帝道：“什么两件事，什么一件事，竟能决定储君的废立，说来听听。”
温良玉道：“文帝崇尚节俭，杨勇过度奢靡；文献皇后崇尚一夫一妻，杨勇却冷落原配，与一个小妾恩爱有加。”
皇帝笑道：“那另外一件事呢？”
温良玉道：“一年冬至，百官去东宫朝贺杨勇，杨勇十分高兴，大张鼓乐，声彻宫宇。文帝得知此事，很生气，找来了太常少卿辛亶，问他说，朝贺东宫，是什么礼节？辛亶表示，东宫应该只能用‘贺’，而不能用‘朝见’，太子违礼制。文帝立马下令朝臣，不得再以‘朝见’之礼去见杨勇。”
皇帝道：“礼虽是用来区分等级，就算太子逾礼，对皇帝大不敬，可储君事关国本，岂可轻言废立。”
温良玉道：“文帝从自己的外甥手上夺过江山，做了皇帝，虽崇尚节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锐意改革，政绩卓着，有着开皇之治，是为明君。但也与其他的君王没有两样，嗜权如命。杨勇之所以被废，主要还是是他与朝中大臣高熲成了亲家，触动了文帝的最高权力，让文帝猜忌，疑他图谋不轨。”
皇帝道：“高熲，何许人也？”
温良玉道：“高颎，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为人谦逊，不居功自傲，明达世务。为相执政近二十年，竭诚尽职，功绩卓着。后因反对废太子杨勇，得罪独孤皇后，遭文帝猜忌，被免官为民，不久又被免去齐国公爵位。”
皇帝道：“就此一事，是不是过于片面，有些牵强？”
温良玉道：“杨广成了太子，虽然表面装出节俭、寡色，却也犯了杨勇同样的错误，结交了许多大臣，其中就有越国公杨素。文帝为了自己的权柄不受挑战，很快就架空了杨素，甚至重新起用原太子杨勇党的成员。”
皇帝道：“这样看来，真像那么回事。可杨广怎么就度过了难关？”
温良玉道：“杨广极其精明，很快就有所察觉。哥哥的前车之鉴告诉他，如果被废，不仅到手的权力要拱手送人，连命都不一定能保住。为了保住太子位，更是为了保命，开始反击。”
皇帝疑问道：“太子对战皇帝，他怎么就胜出了？”
温良玉道：“传闻，文帝病重，杨广给杨素去了一封书信，讨论文帝后事。不知怎么的，那份书信竟然阴差阳错地寄到文帝处，极为可笑。更可笑的是，信里边，并不是讨论文帝的后事，而是讨论如何能让文帝尽快后事。传言，文帝看过书信，勃然大怒，又听闻杨广调戏了自己的妃子宣华夫人，便要废掉杨广的太子位，改立杨勇。杨广大惊之下，急速召见御史大夫张恒，了结了文帝。看似是杨广杀父夺位，实际上，不过是父子间争夺权力，文帝落败。”
皇帝华隆叹道：“皇家真是凉薄，为了权柄，亲情、伦理尽丧。”
温良玉道：“陛下，不是皇家凉薄，是有些事，以讹传讹，传讹者为了自己某种需要，大胆猜想，添油加醋，甚至张冠李戴，本已难以考证的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皇帝笑道：“你也别为他说好话，既是亡国之君，罪过自是涂抹不了的。”
温良玉笑道：“陛下，自五胡乱华以来，到隋结束，建立国号与取消国号，犹如走马观灯，何来建国、亡国一说。国家亡于外族之手，是为亡国；国家亡于百姓之手，也可称为亡国；国家要是亡于自己的臣子之手，只能说人性贪婪，谈不上亡国。”
皇帝道：“难道隋不是亡于百姓之手？”
温良玉道：“他人要说是，那也是；要说不是，也可不是。”
皇帝道：“怎么说？”
温良玉道：“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历经三百年的分裂，东西分裂，南北分裂，中华大地被各方势力分裂割据，大小政权数十。后演变为南北朝，被划分为三大政治区域，北周的关中，北齐的山东，以及南陈的江南。而这三个区域，大隋完全是以暴力的手段统一，强行将其拼凑在一起，与大秦一统六国，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换了一口气，接着道：
“隋虽然凭借武力统一华夏，可山东以及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并未真正臣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等待着机会，推翻隋的统治，实现自己的复国大业。
长期的分裂，割裂了华夏各地经济、文化的联系，消磨了华夏民众心中那‘江山一统’的概念。
文帝只是以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维持了国家表面上的统一，从未通过经济的联通、文化的交融让各大板块相互融合。若不能根除这些分裂的隐患，新一轮的大乱，必将像火山一般爆发，重蹈秦末的覆辙。
自南北朝以来，豪门大族垄断了朝廷的官职，实现世卿世禄，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而由贵族门阀形成的这种利益集团，是导致国家分裂的推手，阻碍着天下一统。”
皇帝道：“你前面说，炀帝是一个雄才大略、勇于进取的君主，他可看到了这些隐患？”
温良道：“以他后边做的几件大事来说，应该是看到了。”
皇帝道：“什么大事？”
温良玉道：
“一、兴建东都洛阳。洛阳位居天下的中心，东可控扼山东与冀北，南可压制江南，只要定都洛阳，便可将关中、山东与江南三大板块黏合在一起，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日益紧密，为中国真正地走向统一，奠定基础。
二、开凿大运河。东晋南渡，有了南朝，江南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北方生产的财富，不足以供应朝廷的需求，加强南北间的水路运输，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炀帝开拓进取，花了六年的时间，大运河应运而生，自此南北通运，东西贯通，利国利民。
三、开科取士。自西汉以来，朝廷的选官制度主要为察举制，朝廷让地方官员在地方上选拔人才，推举到朝廷做官。然而这种制度，很容易形成以乡党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了世卿世禄的门阀，这些贵族官僚尸位素餐，严重阻断了寒族人才向上攀登的渠道。
炀帝于大业三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等十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自此之后，朝廷的选官制度，开始由世袭制转向较为公平的考试制。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便是最底层的农夫，也可通过读书、考试，实现人生抱负，成为人上人。
这一政策的实施，即可为天下归一凝集人心，也可顺便割除那颗策动国家分裂的毒瘤，门阀贵族世袭制。”
皇帝华隆道：“炀帝既有如此功业，为何成了亡国之君？”
温良玉道：“陛下，秦皇从一统六国到去世，短短不过十来年，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筑万里长城，开凿灵渠，国力民力过度透支，秦才二世而亡。炀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犯了同样的错误。花十四个月筑造东都洛城，花六年的时间就开通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这需要多少民力物力啊！这还不够，炀帝还想比肩汉武，开拓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可三征高句丽，确是血本无归。本是几代人还不一定做好的事，炀帝却想着一代人做完，那有不劳民伤财的。”
皇帝叹息道：“是啊！这么浩大的工程，循序渐进，几代人都不一定能做好，他却加在了一代人的身上，真是罪在当代，利在千秋，可敬可叹！”
温良玉道：“隋之所以二世而亡，可说是因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害苦了天下万民所致。但真正的掘墓人，却是他自己的盟友，关陇贵族集团，那个成长了数百年的庞然大物。”
皇帝道：“隋亡于关陇贵族集团？”
温良玉道：
“太史公云，韩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隋也是一样，成也关陇贵族集团，亡也关陇贵族集团。
杨坚本就是在关陇集团的支持下，快速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隋朝，成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言人。
文帝深知其理，为了摆脱‘代言人’的身份，自己的事自己做主，采用内削外守，一面直接了账地血洗周人旧臣，一面减少战争开支，削弱关陇集团。
炀帝继位之后，通过科举，扶持山东士人，以制衡关陇集团。炀帝一边实行进士科，扩大人才来源，巩固统治根基；另一方面，下诏去除关陇集团贵族世袭爵位的特权；此外，还实施了括户政策，经营东都洛阳，这些都是隋朝皇室致力于制衡关陇集团的措施。
炀帝初期，羽翼未丰，却雄心勃勃，寄希望于武将勋臣，协助自己完成外扩疆域的壮举。要征伐四地，就必须得到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故而，他采用内稳外战，让东、西两都相互牵制，趋于稳定，在功业大成之后，再行诛逆、清算之事。不幸的是，隋炀帝本人肆意玩乐、横征暴敛，激怒民心，该战略被中断。
炀帝的这些举措，严重触犯了关陇世族的核心利益。
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关陇贵族集团，开始凭借手中的权力，把持朝堂和地方，对于中央实施的各种政策，不是阳奉阴违，就是联手驳回，明里暗里跟炀帝对着干，直到炀帝继续施行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为止。
大业九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趁炀帝二次征伐高句丽时，起兵造反；大业十二年，蒲山公李密起兵造反；大业十三年，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造反；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更是大逆不道，发动江都政变，杀死炀帝。其实这些所谓的枭雄，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隋的重臣，有的还是亲戚。
外有农民暴动，内有关陇贵族集团作妖，炀帝穷用民力、不得人心，加上天灾，内外受困，隋快速走向灭亡，被取而代之。”
皇帝华隆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炀帝也不失为一位不可多得的英明君主。可惜的是，苦了当代百姓，愧对万千生灵。有可取之处，却不可效仿。”
是啊！大业，这个昭示着炀帝的满腔抱负，力图创造宏图大业的年号，虽只走过十四个年头，就被他人弃用。
但，在这短暂却又辉煌的年月里，创造了四项壮举，营建了东都，开凿了大运河，开启了科举取士制度，打通了西域，弥足珍贵。
后人继往开来，进一步完善，终于将中华文明推向另一座高峰。
正所谓，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