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的科举很快考完了，不过等阅卷和公布成绩，还要足足小半个月的时间。
尤其今年的考试，有道附加题是文部的官员都拿不准评判标准的，需要等丞相的新学说系统公布之后，他们才拿得准官方意识形态的准绳，那阅卷就更慢了。
等于是考生和考官要一起学新东西。
而历来每一年的“高考作文题”，都是最容易引起士林热议的话题。
加上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还跟官方新学说同步出现，那同频共振的讨论热烈度，就更是甚嚣尘上。
结束了考试的众考生中，有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凭本心答卷，答完后也不后悔，如司马芝。
有些人挖空心思想揣摩上意，最后发现公布官方意识形态后揣摩错了，还字里行间留下了很多牵强附会的破绽，不由捶胸顿足。
当然也不乏少数直接放弃治疗，字里行间那些怨念之心溢于言表。其中个别年轻气盛的，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卷子里能被人看出“怀念袁绍统治模式”的破绽，这就等于他们的仕途已经终结了。
将来再想为将带兵，基本上就只能去当汉奸了。
毕竟刘备即将统一天下，虽然还要开“知兵”科的考试，取武举生，但将来的考试规模录取比例肯定不如战乱年代那么多。
和平发展为主流的年代里，将才依然需要，但确保将才的忠诚度和人格可靠性更重要。
李素也不会因为历史上南北朝和宋朝那种“提防武臣、武备荒废”的朝代对外战斗力过于孱弱，就全盘否定宋朝的士大夫治天下路线。
只能说是不用像宋那么提防武臣，没必要打压武臣。但在将才候选面足够大的前提下，要求德才兼顾本身没什么错。
九月底的最后几天，乃至十月初的那几天，越来越多的朝臣从长安分批迁来雒阳，即使他们的职责和科举工作没关系，也都尽量抽时间学习李丞相刚刚公布的新学说。
雒阳各家经营印书业务的豪商，也都加班加点雕版印刷，一时雒阳纸贵，短时间内就把署名李素、实则蔡琰编写的《儒法论衡》卖出去足足几十万卷。
光雒阳城就卖出去超过十万卷，剩下七八成都是贩运到外地卖的。
今科的经义考题加丞相着作加官方意识形态三重加持之下，不赶紧学习简直都自惭形秽容易觉得自己不配当官。
刘巴、法正这些功利主义的九部级高官，当然也在学习新思想的行列，他们也是刚到雒阳不久，就专注拜读起来。
随后法正就有些惭愧，那种感觉，就像是历史上刘备刚入成都成功时，法正一开始肆意妄为、随后被诸葛亮一对比，就惭愧起来了。
这一次，他也是为自己阴暗的世界观而惭愧，只不过折服他的不是行动，只是哲学理论。
而且更夸张的是，不但法正觉得折服，连诸葛亮都有点折服，毕竟历史上诸葛亮原本也该是“依法治国”的代表，可见诸葛亮对于人性也是没什么信心的。
这次跟着李师多学了一些，才补上了诸葛亮唯一的短板，让他认识世界更多了一个角度。
当然了，这并不影响诸葛亮的做事风格，毕竟他原本的执政效率就很高也很公允了，李师的新学说，只是让诸葛亮觉得精神上更受鼓舞做事更有底气了。
一个学说，把法正和诸葛亮同时折服得心服口服，可见其确实是到了颠扑不破的程度，真理越辩越明，根本不怕反复论证。
……
等待科举阅卷和普及新学说的日子里，李素也没闲着。
他趁着这段闲暇，把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今年他手头的最后一项重要民政工作中去，也就是战争国债的发售。
同时，有空的时候稍微分出一点注意力，关心河北战场的进展。
刘备的工作重点也跟李素差不多，只是刘备还要多关心一件事儿，那便是迁都安置的进度，这涉及到朝廷体面。
把这几个事情搞定，章武四年基本上也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就等来年春耕后，发动进一步统一战争。
战争国债的发售工作，是九月初就开始的，每年都是跟秋税的征收工作同步，这也很符合政府的工作习惯。
按理说去年已经卖过一次战争国债了，而且去年的认购额就达到一百二十亿钱。
政府还注入了大量的贵金属货币和钞引来稳定物价、允许之前的政府采购白条充抵债券认购款。防止政府聚敛过多的市面上的金钱，导致钱贵物贱。
有了那么成熟的工作经验，今年的战争国债发售制度已经比较成熟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少。
但那么大规模的钱粮工作，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尤其是人心是会变的，市场信心也是瞬息万变，所以今年的主要调控重点，就在于如何确保市场信心，确保认购热情。
实际开卖之后过了半个多月，李素和刘巴也渐渐回味过来，发现了一些各州上报上来的问题。
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连去年认购工作主持得最好的益州布政使孙乾，都上报了市场信心动摇、认购份额不足的问题。
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今年的战争国债发售额别说保不住一百二十亿的规模，可能连一百亿都有点悬——
毕竟朝廷年年这么大规模收钱，民间财富也确实在缩水，流动性出现了紧缩。去年一年卖出去的钞引，够商人正常经营用四年了。
商人的生产回本还没跟上，光为了这点利息，也确实不可能无限量囤更多钞引、只为一个优先排队供货权。
毕竟他们暂时觉得自己的“供应链”已经安全了，可以看看风向，再决定是否加大钞引持仓。
去年孙乾用了不少“制造短缺恐慌”的细节手法，渲染盐引和其他紧俏物资的供应链。
让大家相信“早买早有供货权，晚买要排队等早买的兑现了才能提货”，但这种手段其实是有点哄骗属性的。
一个月半个月之内，富商们会怕缺货、供应链断裂而脑子一热捧场。但足足一年冷静下来之后，他们也会回过味儿来，琢磨明白很多道理。
今年孙乾再加大力度推销时，遇到的最大怀疑和信心不足，就是有商人想要试探性地赎回去年买的债券了，想看看“这种债券是否有可能提前承兑偿付，朝廷承诺的年份优先提货权，能不能有偿放弃”。
这个口子孙乾当然不能随便开，而且也确实于法无据，属于之前工商税相关法条没有明确规定的地方。
于是孙乾就加急给刘巴写了私信，还给朝廷上了表章，信和表章都是十月初抵达雒阳的，希望十月底之前能拿到回复，给成都的富商群体一个明确答复。
刘巴得到的地方汇报问题，当然不止孙乾这一家了。他全部汇总并在部内讨论后，因为兹事体大，就专门再来请示丞相。
……
这天是十月初九，第二天就是秋闱公布榜单的日子了。
李素的丞相府上却是忙碌无比，刚花了大半个上午的办公时间，送走了来汇报工作的文部尚书管宁。
正要吃午饭，就又迎来了财部尚书刘巴，李丞相也只能是把午饭时间都腾出来，请刘巴一边吃工作餐一边聊政策。
偏偏皇帝也想提前了解一下科举的录取工作，所以刘备知道管宁从李素这儿离开后，就微服信步到丞相府，一边蹭个饭一边提前看个榜。
结果就撞到了李素和刘巴在聊重要的财政工作，正聊了一半呢。
刘备也很随和：“伯雅、子初不必拘束。卿等继续，朕旁听就行。”
刘备直接要了个一份饭，坐在主位上旁听。
刘巴也习惯这种办公氛围了，直接跟李素继续请示：“……情况便是如此了，益州、荆州都有不少富商去年认购了钞引的，今年也排队提货了，他们对于用不完的部分，想看看朝廷有没有提前兑息的政策。
虽然朝廷可以不兑，但属下以为，朝廷如果法外施恩，有助于民间进一步建立信心。而且现在民间最怕的是认购太积极、朝廷愈发滥发钞引，后面年份的钞引就越来越不值钱了。”
李素显然之前也已经思索了很久了，也看了一些刘巴汇总上来的草案意见，他并不用直接决策，只是在刘巴提供的多个选项方案里选一个他觉得最稳妥的就行。
李素舍弃了一个最激进的方案，公允地说：“提前承兑钞引债券是不可能的。当初发行的时候就说好了原则上只能用来进货国营物资时抵税，要折现至少也要五年后或者十年后。
依法定下的期限哪能随便改？如果改了，引发挤兑，朝廷信用那才会愈发不可收拾。所以本金是绝对不能提前兑现的。
但是，毕竟这些东西本质上还是进货凭证，利息只是附着在进货凭证上的。如果连利息都完全不允许兑现、放弃提前进货权的话，那也不利于民间相信‘越早年份买的钞引越值钱’这个信念。
这样吧，今年发售的时候，我们允许民间商人拿章武三年的钞引，来‘换购’章武四年的新钞引，并且还他百分之十的利息，面额不变。
这样的话，他如果觉得‘未来进货不需要用章武三年的，哪怕章武四年也够优先了，不怕进不到井盐、钢铁’，那就可以拿了百分之十的利息先走人，回点本，朝廷来去自由嘛。
如果他不选择拿现金利息，那也可以多给他一成数量的章武四年新钞引，也就是去年的十引换今年的十一引。”
刘巴听了李素从他给的多个备选方案里，折衷拼凑出来的新路线后，也是眼前微微一亮，暗忖丞相这个法子确实老辣。
之前拿着多年期钞引的富商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当钞引被存了多年后、真的拿来进货时，其实会亏损很多利息，相当于是拿了多年的利息来换一个“物资短缺状态下的优先提货权”。
比如一张章武三年的盐引，一直留到章武八年才用，才拿去进货井盐，这里面已经过去五年了，按说盐引都产生五成的利息了。
但是，只要你是真的用于进货，章武三年的盐引其实并不会给买家利息优惠，它只是“比章武四年的盐引更优先提货”，要三年引的进货者都买完了才轮到四年引的持有者。
这等于是利用了市场的无形之手，让商人之间狗咬狗、竞价溢价来争夺进货权，最后实际的付出，比理论上的盐引价还高，政府白白多赚了利息。
而人总是厌恶竞争的，总有人不希望在互相争斗中付出高额溢价，这时候如果给他们一个退出残酷竞争的机制，那么他们在进场时的心理负担就会小很多。
李素和刘巴现在设计的这套有限退出机制就不错，虽然还是不能直接提前承兑债券本金，要到年限才行。但至少可以把利息兑出来，然后逐年放弃提货优先权。
这样商人就不担心冲动买多了之后将来亏。
比如五年后的哪一天，要是某个商人发现自己手头还有章武三年的盐引没用完，而同行拿出来的至少是章武五年的盐引了。
他用三年的盐引进货，碾压浪费太大，那还不如提前换成章武四年的，一样有优先权，还多拿回百分之十利息。
而且，这种允许提息的钞引，事实上还承认了“复利”，只不过要多一番操作，你每一年都得重新买。
刘巴也不愧是当世经济奇才，他听了李素说的“允许前一年的钞引按照一点一倍折换下一年的”时，立刻就意识到，这会导致早期投入的钱利滚利膨胀，让朝廷的付息压力大增。
刘巴不能和稀泥，他立刻把这个风险向李素指出了。
李素其实也想到了，毕竟这个需要的数学知识并不复杂，所以还是有解的，他探讨地说：
“前面不是说还要解决‘商人们担心朝廷无限制超发’的问题么，依我看，这防止复利无限利滚利，就可以和解决担心朝廷无限超发，一起解决掉。
去年朝廷没有公布钞引战争债券的发售总额，基本上是民间能卖出去多少咱就发多少。这种态度是不可持续的。
今年，朝廷要说清楚，好好劝解，让商人们知道，去年没定发售上限，是因为第一年实施，是试行，朝廷对于民间的认购热情也没有底，所以不忍让有心报国的义商有钱没处花。
今年朝廷已经有了经验，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定个上限额，去年不是卖出去一百二十亿钞引么，今年上限就定为一百五十亿钱，明年也只有一百五十亿钱。
如果天下太平、重新实现彻底统一，考虑到新并入朝廷统治的原沦陷区人口，发债上限最高不得超过一年二百亿钱。
而且，这种发债必须在天下统一后三年内，重新下降到一百五十亿钱，天下统一后五年，下降到一百亿钱，此后逐年缩表朝廷财政负债。
朝廷的实际发售额可以低于这个数字，但不能高于，这只是上限。实际上会根据需求发——这个具体数字，还请陛下圣裁。
如此，即使有民间商人想靠复利利滚利，也不可能全部换购成新年号的钞引，因为今年的一百五十亿卖完就没了。
朝廷为今年发行的钞引，愿意承担的利息上限就是每年十五亿。不管民间认购热情多高，反正站在朝廷角度就是十五亿利息付完，要多也没有。”
李素这番策略，如果是放在后世，那还是没什么公信力的，毕竟大家都见多识广了。
美联储你定个印钱上限定个缩表路线图，不也是跟草纸一样随随便便开个会说突破就突破了。
但眼下这种“政府主动公布一个发债上限”的操作，因为是全球第一次出现，还是很有公信力的，加上天下读书人对李丞相这种圣人设计的制度有一种盲目的敬畏。
只要李素自己真的严格执行，严于律己，还是可以确保不出现恶性通胀甚至信用崩坏的。
说到这事儿，其实还是回到了信用货币的本质——货币信用是否崩溃，跟金属含量是否足额，还真不一定有关系。关键在于“金属不足额的时候，政府印钱得自律”。
明朝的宝钞之所以崩坏了，关键是朱元璋没有经济常识乱印。
历史上季汉的直百钱，铜含量确实少，但是有一点很可贵，那就是一开始说了直百，那就一直坚持直百。
诸葛亮有拿蜀锦和直百钱绑定，确实按照一枚直百钱可以购买原先百枚五铢钱才能买到的蜀锦，同时做好直百钱的铸造防伪，严格打击假币，防止魏吴的假币混淆扰乱市场。
这样一来，直百钱还是一直有人用的，它只是一个解决“货币供应量不足，通货紧缩缺乏流动性”的问题。
历史的关键，就在于历史上季汉用了直百钱后，发行规模一直是严格依法治国的诸葛亮本人控制的。
诸葛亮的道德节操和自律没得说，他拥有了一项随便印钱的权力后，却坚持十几年一直慎用，没有多印，说印多少就是多少，才把季汉的经济稳定盘活了。
纵观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谁能经得住无限创造货币的诱惑而依然保持初心谨慎呢。
历史上魏吴虽然是后来模仿的，但他们的统治者明显没有诸葛亮的自律，一开始说印直百，后来就往五百一千、两千五千这种超大面额去了，所以百姓吓怕了，宁可在吴国用直百。
李素跟刘巴现在搞的债券也是这个道理，关键是可以兑换，可以卖货，同时你承诺了印多少就是多少。
做好防伪工作，政府自律不超发，面额大本身就不是问题。
刘备听取了李素和刘巴的讨论之后，也理解了其中原理，终于意识到这里面的关键，在于“政府自律”，说到做到。
刘备拍板道：“百姓肯信任朝廷，着实不易。朕也不能破坏百姓的信任。既如此，丞相商定的数字，朕一定严格监督，确保实施，为君者也不可违誓，天下才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