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超是不是马援的后代，其实在赵普那个时代是有争议的。
后汉书上关于马援后代的记载，只有到了他之后的第三代，也就是他的孙辈，其孙儿马康官至黄门侍郎，因与窦宪案涉，被杀。
另一个孙儿马朗徙封合乡侯，还有一个马遵，是马援之子马廖的儿子，嗣父爵，后徙封程乡侯。
也就是说马援的后代至少有两个孙儿是得到侯爵的。
侯爵在汉代是什么概念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李广名传千古、光耀后世，但是一生都没有封侯，这固然有李广时运不济的因素。
可也由此可见侯爵这种可以荫庇后代的封赏是非常难得的。
再以都乡侯为例，都乡侯是所有侯爵中最次的，有时都能同时封赏四五个都乡侯，但是他的爵位都有两千户的食邑。
也就是说马朗和马遵这两位都是得到先祖侯爵的马氏后人，其子孙后代再不济，也不应该像马腾那般窘迫。
据史书记载马腾年青时贫穷，无产业，经常从彰山砍伐木材，背到城里去卖，来养活自己。
这和马氏后人的身份不太相符，有些人以此来断定，马腾不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
其实，汉代的族脉因分支较多，很多时候是为士族出身，也是很贫穷的，但是即便贫穷仍不能说他出身不好。
在那个时代贫穷和出身不好完全是两个概念。
刘备就是最好的明证，史书记载少年刘备与母亲以织席贩履为业，生活非常艰苦，这不是和马腾一样的遭遇吗？
可刘备是为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哪怕他一贫如洗，在这个时代仍然是被士族承认和拥戴的汉室宗亲的身份。
而马腾即便以砍柴为生，也不能说他不是马援的后人，很可能马腾是为马康的后人，因祖辈获罪被杀，其子嗣自然也较其他的支脉生活困苦了。
马腾的父亲马肃曾任天水兰干尉，可见他的家族出身还是靠谱的。
他们父子在汉末乱世自称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后，招兵买马聚拢人气，在那个极其重视出身的时代，如果是杜撰的，那是会承担极大的风险的。
马超不可能那么傻。
曹操听赵普首先提到马氏不由轻皱眉头，“马氏如今在陇右只有马腾担任小吏，先生为何如此看重，莫非因其家族名望？”
赵普道：“然也，伏波将军马援曾带军大破羌族，在凉州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若能利用马氏的名望，则有助于你在凉州张大声望。而且马腾和其子马超皆为英雄之才，孟德当妥善用之。”
曹操暗记在心。
赵普细数了凉州其他世家大族，发现其中并无太过出类拔萃者，再加上他始终对羌人不放心，于是又道：“凉州诸羌仍旧让我放心不下，我觉得孟德还是应当借鉴一下凉州三明对待羌人的手段。”
凉州三明中，以段颎的手段最为酷烈有效。然而段颎虽然善战，但眼界狭隘，他的做法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
段颎以为之前讨伐叛乱的羌族只诛杀首恶，对于投降的羌族都不多追究，等过一段时间羌族又聚集起来作乱，朝廷又要派军去讨伐，如此反复，军费开支巨大，羌患也没有止息。于是既然如此不如将羌族斩尽杀绝，也就是要在战争中对于投降的羌族部众，也要给予打击，能杀掉的就都杀掉。
这个建议得到后汉朝廷的支持，于是段颎耗费四十四亿钱转战西北，经过一百八十战，通过本人出色的军事才能和血腥镇压让羌族各部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客观上说段颎的一系列行动确实帮后汉朝廷在一定时间内遏制了羌族叛乱，然而段颎或者说后汉大部分人却还没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后汉的民族压迫。
因为羌族屡次发动叛乱，所以要进行严酷镇压，但是为什么羌族会如此反复呢？当时的许多人把这归咎于羌族狼子野心。
然而实际上这种观点很偏执，真正原因是因为汉朝的地方官吏或者将领对于羌族的迫害。
其实这种压迫从后汉之初就已经存在了。
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
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及邯卒而职省。
班彪看出了问题所在，所以建议刘秀设立护羌校尉关注羌族百姓的疾苦，刘秀同意他的建议。但好景不长牛邯死后，这个职位被省除了一段时间，等到后汉再恢复这个官职时，其任职者大多对羌族刻薄少恩，且重军事讨伐。
而到了后汉晚期这个现象就越来越严重，对此凉州三明的另外两位都看出这点，张奂以身作则取到了良好的效果，而皇甫规则有相关的论述。
他以为：“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
不过皇甫规的建议没有被皇帝采用，而后来张奂和段颎的理念发生冲突，最后因为性命受到威胁张奂退缩了，于是便有开头的一系列对羌族作战。
另外除了凉州三明，其余的后汉将领大多违法乱纪，贪污行贿，后汉政府军费开支巨大也有内部贪腐的因素在其中。
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在黄巾之乱后，汉朝受到重创，而西北的羌族则再次爆发叛乱。
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之后西北的羌族和一些边地武人如韩遂联手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彻底摆脱了汉朝的控制。
由此可见在后汉朝廷耗费了364亿后，羌患依旧没有彻底被平定，反而自己国库亏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曾经皇甫规上书语重心长地说到：“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
可以说是高瞻远瞩，但后汉的政治腐败已经病入膏肓，让朝廷政治清明，官吏奉公守法无疑痴人说梦。
所以只能借助段颎这样的猛将用军事手段去镇压羌族，然而令人讽刺的是段颎最终也被卷入了后汉黑暗政治的漩涡中不得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