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菲一向对国内的秀场没什么兴趣。
回国这几年不知道有多少资深的秀邀请她，她一般都推了。
算算她这几年去的秀就是巴黎和日本的两个秀场了。
想了想觉得自己也真是够奇怪的。
自己忍不住笑了笑就走了。
助理在后面看着满脸懵。
而此时安玥已经到墓园，她在门口买了一把康乃馨进去。
一直走一直走总算走到了母亲和父亲的墓前。
她带来了父亲最爱喝的酒和母亲最爱吃的桂花糕。
看着看着就入神了，忍不住伸出手摸了摸墓碑眼泪止不住的滴了下来。
回想起以前的时候她顿时就崩溃了。
当然，在那些所有的腊月初八的早上，我一如往常地坐在妈妈的床头穿鞋上班，她笑吟吟嘱咐说：“下雪了，路滑不好走，小心脚下别让摔了。”
那天，不可思议的是，一出门我就摔了个四脚朝天。
一个小时后，不幸的消息传来，妈妈突发急病已被送进医院，当我赶到时，她已经不能说话，我们久久对视，那留恋不舍和无助无奈的神情，使我每次想起来都禁不住涕泪横流。
妈妈去了，这个“玩笑”使我至今都不能承受。
不得不承认：生命的消失是必然，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谁都无法逃避，你能选择的只是你面对的态度。珍爱生命善待拥有，从现在做起真的还不算晚。
父亲离开我已经十个年头了，父爱在我的生命里，如夜空一颗明亮的星辰，亲近而遥远，短暂而永恒。
我是在没有父爱的环境里长大的，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几乎没怎么回家过。
这种环境对于多愁善感的女孩子来说，影响非常深刻，所以，我从小就形成了忧郁、孤独、胆小怕事的性格。
母亲带着年迈奶奶、年幼的我们姐妹四个，在武汉艰苦度日。
因为家里没有男人，记忆里总是妈妈忙忙碌碌、默默做事的背影。
她从没有像邻家的女人那样，大大咧咧地坐在临街的大柳树下东长西短地大声说笑、扯闲话，更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在夏天的时候把裤腿挽得高高的，手里握把济公扇“啪啪”地驱赶蚊蝇。
那时候，父亲整年整年的不在家，只有在春节时才回家住上个十天半月，而这十天半月对我们姐妹来说如同“刑期”，我们不敢也不想跟父亲沟通，而父亲也总是很严肃的样子，很少跟我们说话，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连现在最普通的消炎药青霉素，在那时都到了一支难求的、超乎想象的奇缺地步。
而我却必须大剂量的天天使用，这对从来不爱给别人添麻烦的父亲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
他天天为青霉素奔波，求了这个求那个，实在无人可求时，就守在十字街头等，碰到谁是谁，好在父亲运气不错，总能在山穷水尽之时柳暗花明。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用正直、善良、大公无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等字眼来形容他，一点儿都不夸张，一点儿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