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浪漫类型和现实个性的结合。
因为如果说浪漫类型主要是由神魔小说的特点所决定的话，那么其现实个性的刻画则更多是继承了历史小说的形象塑造艺术。
可见，这种结合同样与《封神演义》题材构成的特点有关系。
像是高尔基说:“神话乃是一种虚构。所谓虚构，就是说从既定的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基本的意义而且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
“但是，如果从既定的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想象——所愿望的和可能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就是神话的基础。”
由此可见，神话里的形象是可以、而且事实上许多就是作为概念的化身和思想的象征。
当然，这与一般作品的概念化不同，它不是作者的主观臆想，而是对现实的概括、现实的抽象、现实的幻化。
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背叛正义和弃暗投明的现象，因此，在神仙中就有申公豹的卑劣活动，也有长耳定光仙的正义行为，作者通过这两个具体形象概括了现实中某类人的思想品质。
另外，这些浪漫主义类型的外形描写，往往也是现实生活的幻化。
如申公豹，作者赋予他以一个面朝脊背的形象，这种超现实的外在标志，正是他助纣为虐、倒行逆施的象征。
总之，作为浪漫主义的类型形象，这些还是有典型意义的。
现实个性，是与浪漫主义的类型形象相对而言。
它描写的不是为概念而想象设置的形象，而是具有一定个性的现实中的人。
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作者既能写出一些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比如土行孙机智幽默中有贪痴的一面，闻大师愚忠中又有正直之气等等，他们的性格特征不是一个抽象名词能够概括得了的。
同时，作者还能写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像第三十回对黄飞虎反叛前后的描写。
当他听到夫人坠楼、妹妹被害的消息时，是“无语沉吟”;当他看到身边四将持刃反商时，是迟疑“自思:‘难道为一妇人，竟负国恩之理，将此反声扬出，难洗清白??’”。
当他想把四将叫回一起走时，转念又把他们大骂一场;而当周纪设计激将时，他便一气之下决定反出朝歌;以后，随着情绪的稳定，就清醒地认识到纣王的无道，终于变被动反商为主动归周。
这里，写出了黄飞虎理智与感情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的发展、转化，从而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
遗憾的是，书中这种较有个性的描写并不很多，特别是一些宗教神话人物，形状怪异，法术离奇，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性格特征。
以及程式描写和特征描绘的混合，像是《封神演义》的程式描写，包括抄缀韵语和神仙斗法两个部分。
对于这些，我们不能只看一面，也不能简单否定。
因为在抄掇韵语的同时，还混杂着一些较有意境的散文描绘;在神仙斗法的后面，还暗含着一些科学想象。
如果把“珠玉”从“鱼目”中挑选出来，它们还是会闪光的。
首先，关于抄掇韵语和意境描绘的混合。
自然对人类有着直接的关系，人对自然也有深厚的感情。
可是，在中国古代小说领域里，这种关系却很少被重视。
虽然也有一些描写，但大都游离于人物性格、感情之外，而且都是套用现成的“有诗为证”，几乎不用散文来描写。
但在《封神演义》中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凡是像古代其他小说中那样用韵语描写自然环境的，不是抄缀前人，就是文笔拙劣，千篇一律，毫无生气。
另一方面不同于古代其他小说的是使用了散文描写手法，并通过移情表现，写出人与景的关系，却是很有新意的。
关于韵语描写，书中多抄掇了《西游记》的文字而稍加改易。
比如第十二回哪吒到天宫看天宫景色的韵语，与《西游记》第四回孙悟空乍到天宫所见之景的韵语描写大致相同。
第三十九国冰冻歧山通过姜子牙眼睛看的雪景韵语，与《西游记》第四十八回通天河遇雪对雪景的描绘韵语，也有不少文字相同;第四十三回闻太师眼中所见的东海金鳌岛赞，与《西游记》第一回形容花果山的韵语几乎字字相同。
这样的描写当然没有景物的个性，没有人物的感情，只能说是环境描写的一种程式。
关于散文描写，则是小说环境描写的一大进步。
它突破了堆砌词藻的韵语程式，用清新流畅的散文笔调、富有感情的艺术眼光，写出了不可重复的自然环境，同时又交融着人物的感情。
比如第二十三回写弃却朝歌、隐于磻溪、守时俟命的姜子牙，面对渭水，“只见滔滔流水，无尽无休，彻夜东行，熬尽人间万古。正是:唯有青山流水依然在，古往今来尽是空”。
这里写流水，也是写“逝者如斯”的人生常情，更是他那“何日逢真主，披云再见天”的怅惆期待之情的形象写照。
又如写闻太师的出征，所见的景色都染上了怡人的感情色彩;而当败回之时，“但见山景凄凉”，不禁“回首青山两泪垂”。
因情生景，又触景生情，人情与物态往返交流，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同时，作者经常用富有特征的景物描写，为人物活动创造了和谐的环境气氛:当渭水文王聘子牙之时，是“三春景色繁华，万物发舒”之日。
而妲己设计害比干，则是“彤云密布，凛冽朔风”的冷酷之景。
总之，《封神演义》的写景状物虽然有抄袭的现象，也有拙劣的文笔，但比起其他神魔小说，也有不少富有意境的描写。
其次，关于神仙斗法和科学想象的融合。
想象，是文学创作的翅膀，尤其是神魔小说的创作，倘若没有“神与物游”、超越时空的想象，那么，他的创造就会失去这类小说应有的魅力。
许仲琳和其他神魔小说的作者一样，都具有异常丰富的想象力。
但他的想象力点不在创造一个系统完整的神话世界，也不在描绘一些奇形怪状的神魔形象，而是在作品里创造了几百种千变万化、无奇不有令人叹服的“法宝”。
例如那个随身法宝累累的赵公明，偏偏遇到了武夷山散人肖升、曹宝。
他们只有一件“法宝”，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落宝金钱;赵公明每祭起一件“法宝”，就被落宝金钱带落，入于二人之手。
最后赵公明祭起双鞭，落宝金钱就失效了，肖升被打得脑浆迸裂而亡。
又如号称玄都至宝的太极图，据说妙用无穷，可是一沾上姚天君所炼的红砂，也只能失陷在落魂阵里。
又如张奎、土行孙的地行术，身子一扭就能钻进地里，并且跑得飞快，真可谓神妙。
但瞿留孙有“指地成钢法”，一道符箓烧化，他们在地下就寸步难行，只得束手就擒。
像如此众多的斗法描写，确实会给人以奇异神妙、轻松愉快的艺术感受，而且对近代科学也有着启示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必须有个限度，太多的斗法描写，必然会出现千篇一律的程式化，最后导致失去新奇的艺术魅力。
这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斗法描写，其中有得也有失。
以及历史幻想化的神魔小说，就是把历史故事的幻想化。
像是《平妖传》，全名《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元末明初罗贯中着。
冯梦龙于明末万历四十八年据此增补成四十回的《新平妖传》。小说旨在演化宋代贝州王则起义及被镇压之事。
四十回本前十五回主要写蛋子和尚盗得九大秘籍“如意册”，在圣姑姑的主持下，和左黜儿一道，炼成七二十二般道术。
十六回起和二十回本的第一回衔接起来，写胡媚儿托生到胡员外家，改名永儿，在其前世生母圣姑姑的秘密传授下，炼就一套杀伐变幻的本领，并在圣姑姑的周密安排下，超度了卜吉、任迁等，收之为党羽。
又把永儿嫁给王则为其内助，同时嘱托众妖人一齐做王则的辅佐。
然后趁贝州军士哗变之机，以妖术挪运官库中钱米，买军倡乱，杀死州官，据城为王。
朝廷遂派文彦博率师剿杀，因得诸葛遂智、马遂、李遂“三遂”之助，最后是“贝州城碎剐众妖人，文招讨平妖转东京”。
《女仙外史》一百回，约成书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作者吕熊，字文兆，号逸田叟。
作品假托唐赛儿系嫦娥转世，燕王朱棣系天狼星被罚，他们为了天上的夙怨便在人间成了仇敌。
燕王起兵谋反，攻入南京，建文皇帝逃走，而唐赛儿就起兵勤王，普济众生，经过前后二十多年的争斗，最后兵临北平城下，追斩朱棣于榆木川，功成升天。
关于王则起义和唐赛儿起义之事，正史都有记载。
前者见于《宋史》卷二九二的《明镐传》、《通鉴长篇纪事本末》等书;后者见于《明史?成祖纪》、《明史纪事本末》等书。
《平妖传》、《女仙外史》虽然是以这两次起义为题材，但却是在作者主观创作意图指导下的变形的描写。
《平妖传》是歪曲起义的事实，把“官逼民反”的起义写成是道首圣姑姑的点化和授意，因而把起义领袖视作“妖人”，把他们殊死的斗争称为妖术，使王则起义的本事退居次要地位，而神魔妖魅的活动反而成为故事的主体。
《女仙外史》是改变起义的性质，作者在开篇就陈述题旨:“女仙，唐赛儿也，就是月殿娘娥降世，当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赛儿起兵勤王，尊奉建文皇帝位号二十余年。而今叙他的事。有乖于正史，故曰《女仙外史》。”
可见，作者为了表现“褒忠殛叛”的主题，有意地把唐赛儿起义和明王朝削藩与反削藩的斗争扯在一起，杜撰了许多情节，把农民起义写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从而改变了唐赛儿起义的基本性质。
作为历史故事的演化，二书的作者都能在作品中透露出较为进步的历史观。
《平妖传》虽然把起义英雄视为“妖”，但能在第三十七回借李长庚之口明确指出:“妖不自作，皆由人兴。”
龚澹岩在评《女仙外史》第十七回时也总结道:“天定可以胜人，谓一时之败。人定可以胜天，乃百世之纲常。”
从“妖由人兴”到“人定胜天”，可以看出两部作品对历史探索的共同基调。
在表现忠奸方面，主要是借历史影射现实。
像《女仙外史》就是借写明初的史实来隐喻他对明清之际社会现实的看法，从而寄寓作者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
《平妖传》一方面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贪婪，客观上透露了“官逼民反”的真实消息;同时还描写了病态的封建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
那作者是如何把这两个历史故事幻想化的，第一，杂以神仙道士之术。
第二，贯以想象幻想之情。第三，衬以奇幻瑰丽之景。
同时，二书的作者还摭取了具有朴素意识的民间传说和有关仙真、山岳河渎的神话传说，把它们编进“起义阵线”，用它们反映社会风貌。
除上述《三遂平妖传》和《女仙外史》二书外，还有一部值得一提的将历史故事幻想化的神魔小说，这就是《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一百回，作者罗懋登，字登之，号二南里人，主要活动在明万历年间。
书叙明初郑和、王景弘等人下西洋通使三十余国之事，并穿插了许多神魔故事和奇事异闻，在历史故事幻想化的神魔小说中是颇有特色的一部。
发生于明初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明史》有记载，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史料和传说。
史料方面有一批随郑和出使的人们的着作，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
传说的则主要是大量的民间传闻，在郑和还活着或者死后不久的时候，他下西洋事迹已被神化，从而在渴望探求奇异的人们心中唤起了浪漫的幻想。
罗懋登就是在这些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西洋记》，其中真人和神人杂陈，史实和幻想并列，力求表现作者不满丑恶现实、痛心国威不振、希望重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盛貌，以实现重振国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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