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最终还是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最为简便，也更加符合宋朝大一统的思想，不然各个地区的电路都不能统一，电压都需要进行改变，那也实在是太麻烦了，同时宋朝还有很多地方，交通落后，贫困不发达，若完全私营，这些人唯利是图，必然不会把电站修建到太过于偏远的地方，就像现代，很多欧洲城市明明很发达，但只要离开城市进入郊区，手机的信号就会变得很差。
这其中的原因便是他们的公司不愿意在郊区多安装基站，他们把大量的基站安装在城市之中，以保证大多数的人口可以使用，至于那少部分的人口，自然就不予处置，毕竟他们是私营企业，是需要赚钱的，而在中国，你随处都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基站，甚至是在珠穆朗玛峰上，都可以保证手机满格的信号，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大宋朝地广物博，远远超出现代的面积，许多人口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若是采取完全私营，他们的利益就很难得到顾及，因此徐清还是会选择公私合营的方式，也是最为适合宋朝的，不过这一切如今都还仅仅是一种设想而已，只要一天不解决电线价格的问题，想要使用到廉价的电，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不过这其中的技术难度，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徐清对此，倒也只能是保持着平静的心情，缓缓等待着新的时代到来，而除了关心电力之外，农业也是近来徐清特别关心的事情，民以食为天，任何国家，粮食问题都是这个国家最为根本的问题，若是百姓吃不饱，他们就会造反，从而社会动荡，王朝倾覆，再怎么强大的王朝，如果当他的人民都吃不饱饭了，那么这个王朝也就在衰亡的边陲，所以历代中国王朝，对于吃的问题，可以说都是十分的重视，对于地方官，粮食的增长也是重要的考核目标。
不过随着如今化肥工业的进步，以及从美洲带来的玉米，番薯等新作舞的出现，现在的宋朝人，已然没有了饿肚子的可能，除了极少部分极端贫困的人之外，大部分人基本都能吃饱饭，如今宋朝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倒不是吃不吃得饱，而是粮食产量过剩的问题。
因为化肥工业的先进，粮食产量完全是翻倍的增长，而土豆和玉米的引进，则又翻倍了原本的粮食产量，而宋朝的人口增长，完全追不上这样恐怖的粮食增长，导致粮食的价格下降，许多农民花费了一整年的时间，最后赚到的钱，却远远不如自己花出去的钱，亏本的情况比比皆是。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宋朝自然是学习美国，把多余的粮食贩卖到其他国家去，一来可以加深殖民地对于宋朝的依赖，二来则是可以解决本土粮食价格过于低廉的状况，这无疑是一个好办法，看看前世的美国就知道了，利用这一招，让非洲，南美等许多国家的人口暴涨，在此之后，便利用粮食问题，屡屡要挟这些国家，只要稍有不如意，便掐断他们的粮食供给，而因为美国常年低廉的粮食供应，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暴增了十几倍，自己本来的土地，根本无法养育如此多的人口，失去了美国的援助，立刻便会陷入到粮食危机之中，甚至会出现大量的人饿死的情况。
最后只能屈从于美国的意志之下，成为美国人的走狗，帮助他们办事，从而获得廉价的粮食，这一招美国在现代社会可谓是无往不利，毕竟他们占据着这个世界几乎是最为肥沃的土地，同时他们本国的人口并不多，不像中国，虽然也拥有东北的黑土地，但养活十四亿人口已然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了，自然没有能力去支援其他的国家，而美国凭借这大片的土地和精良的技术，几乎近百年来都是粮食出口的第一大国，在这种状况下，粮食政策也是美国仅次于石油政策，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宋朝自然也会那么做。
毕竟只要是人，就要吃饭，无论科技发展到如何先进，只要没有饭吃，人就是会死，社会就是会发生动荡，再繁荣的文明，也会顷刻间荡然无存，这就是事实，而另外一方面，徐清则是开始在国内倡导退耕还林。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历朝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都是排在第一的，即便是相比起其他朝代来说，更加重视商业的宋朝，对于农事也是相当看重的，因此农业的发展，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轴，看看我们的先祖所留下的足迹，许多都已经随着历史时间的长河而缓缓流逝，但依然有足迹被保留了下来，京杭大运河，郑国渠，都江堰，这些工程几乎全部都是水利工程，而他们的目的，也都是开拓千里的良土，是用来种地的。
但也正因为中国人对于良田的渴望，导致中国在古代，大量的树木被砍伐，大量的湖泊被占据，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如今中国的沙漠化日益严重，直到近代这一问题才被逐渐解决，但其中所付出的努力，不可谓不多，而起码如今中国大地上的沙漠化情况，相比起后世来说，还是要好不少的。
从这时便开始治理，总好过以后来治理，这一点徐清的态度是明确的，环境问题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便一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直到可控核聚变诞生之前，都将萦绕在人类的身边，毕竟无论是烧煤的，还是烧炭的，又或者是烧天然气，污染必然存在，便是核电站，也是有污染的，那些核废料便是污染，而完全没有污染，且可以大量放电的核聚变，才是人类的最终清洁能源。
但即便是现代，对于可控核聚变尚且处于研究状态，无论是外国的研究所还是中国的人造太阳，都只不过处于试验状态罢了，坚持两分钟时间，便已经是世界纪录，更何况是长久燃烧，基本上是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保护环境的问题，会围绕人类非常长的时间，而从现在开始，宋朝就起码要建立起一套环保的体制。
而工业是不能进行消减的，因为工业产值在如今的宋朝占据着最大的一块，远远超出了农业，一些落后产能或许能够丢出去，但一些核心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始终还是要留在宋朝的，他们的污染很严重，但却绝对不能搬出去。
如果削减工业产值，那么必然会使得宋朝的核心技术外流，同时如今工业领域占据着宋朝最多的就业人口，这么多的人口，如果企业搬迁到海外，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工人下岗，从而出现社会问题，如今的时代尚且还没有从第二产业为主过度到第三产业为主，徐清自然不可能将国内的所有工业全部搬迁到国外去，若是真的这儿做，大量人口失业的压力，将会把徐清给压垮的。
所以大量的工业只能在短时间内继续保存，而相比起工业来说，农业显然就是一个可以进行削减的产业了，首先是他的产量本来就过剩，削减农业的产量，并不会对国家产生太大的危害，而第二个则是农业产量所依附的人口并不多，且大多数还是大地主，并不完全依靠地里的东西来吃饭，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削减土地的数量，并不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失业。
再加上朝廷也并不是说直接收回他们的土地，土地照样还是他们的，只是原本用来种地的，如今要变成森林，而这森林还是属于他们的，无论是在里面养鸡也好，还是种树也好，他是可以产生大量收入的，这相比起工业人口直接失业来说要好得多了。
看看现代，很多地方退耕还林之后，并没有产生大量的难民和无地农民，相反，利用土地，他们倒是创造了更大的收益，毕竟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逐渐提高，自然对于生活的品质也是在不停的改变，普通的大米，土豆逐渐开始被中产阶级所厌恶，他们需要更加高级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对于新农作物的渴望。
而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水质，自然能够种出更好的东西，同样重量的大米，看看现代，为什么米的价格却完全不一样呢？这都是优选优育的结果，日本的和牛，韩国的韩牛，相比起中国牛的价格都要高上许多，每一斤牛肉之中所蕴含的利润也远远超过了中国牛肉的价格，这就是优选优育的好处，所以在农业上进行改革，不仅仅可以改善环境，同时也可以改善宋朝的产业结构。
宋朝毕竟不是美国，拥有那么广阔的平原适合耕种，中国是一个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都是丘陵的国度，在这个国家，粗放式的农业并不适合，日本的精耕细作才更加适合，宋朝注定不会像美国一样，掌握世界的粮食大权，然后宰割世界，这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因为宋朝的土地，根本不可能种植如此多的农作物，只有平原，才适合现代农业的做法，而丘陵，对于那些大机器来说，绝对是一个十分难以逾越的高坡。
所以宋朝的地理环境根本不适合搞美国这样的大农业，而事实也是宋朝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前世的中国之所以必须要搞大农业，那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多，十四亿的人口，如果自己不能生产足够多的粮食，便需要依靠外国的粮食进口，到时候中国就会像非洲和美洲的国家一样，被美国为首的粮食集团所控制，仰他人鼻息而活。
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也是中国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所以为了保证中国可以不受制于他人，粮食的增产就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问题，而如今则不同，宋朝有着十分广阔的殖民地，自己没有粮食又有什么关系，直接进口就行了，这些地方都是殖民地，无论是东南亚还是美洲，都是巨大的粮食生产地，宋朝又何必自己生产呢？
而已宋朝如此小的平原，自然是进行精耕细作，根据每一个地方的地理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耕种才是最好的办法，就像日本一样，每一个县，甚至是每一个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品牌，大米就有上百种，牛肉更是五花八门，神户牛，信浓牛，可以说是最大程度的促进了日本的农业发展，相比起中国来说，日本的平原地区更加稀少，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都是丘陵，依靠如此稀少的土地，日本的农业产值却一直居高不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精耕细作，使得每一块地方上的粮食，都符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因此产生不同的口感，这是美国和中国都无法做到的。
而如今宋朝却有这个条件去做，因为没有粮食的压力，完全可以用这种做法，一来是减轻土地的负担，二来也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乡村的生活水平，看看那些发达国家的农村，就知道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不仅仅是因为庞大的城市，更是因为富裕的农村。
美国这样的农村自然不用说，大农场主的生产方式，保证了他们即便是粗犷式的生产，凭借庞大的生产力，也依然能够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富裕，但德国，英国之类的国家就不行了，如果像美国一样，那么大一块土地承包出去，然后让他们生产，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日本的做法，无疑是最为值得参考的，这是少平原的地区，最为适合的耕种方法，如此一来，无论是从环境上，还是从经济上，改变如今粗犷式的种植风格，都是必然要做的事情，徐清对此也是下了很大的一番功夫。
毕竟宋朝的土地，尤其是农村的土地大部分是在地主的手里，自由民的数量并不多，大概只占所有土地所有者的不到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全国将近八成的土地都是在地主的手里，而他们之中又有许多人在城市中开设企业，在官场上则是士大夫，拥有很大的权利和话语权，想要让他们改变自己名下的土地耕种方式，靠强硬的做法是不行的，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这么做对他们有利，他们才会去改，而要做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