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是什么，就不用介绍了。
鉴定竹简类别的最直接方法，不是看内容，而是竹简长度。
卢灿所说的“经书简”，依据长度判定的。
竹简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汉尺）约67.m，因此人们又称书信为“尺牍”。
知道这是经书简，卢灿其实更关心的是竹简上的内容。这封包好的竹简上，字迹一片模糊，他可认不出多少字。
李老回头看看，没理他，拉着阿欣来到案几，“来，爷爷我给阿欣说说这些东西。”
小丫头扬扬眉，对卢灿吐吐舌头。李林灿老爷子对阿灿的怨气，长期积存，认识的人都知道，他想要卢灿去博物馆主事，可惜，阿灿对这没兴趣……
可惜，小丫头只得意一会，她现，完全听不懂李老在说什么。
“你看看，这几个字，这是篆书‘盾’，这是‘之’，这中间的墨染部分不清晰，没关系，我们跳过，继续往后看。”
老爷子手中拿着卢灿刚才看过的竹简，一个字一个字的分析给孙瑞欣听。小丫头一头雾水，只能看热闹。
“这个字是‘右’，后面一个字是“祁”，也就是祁连山的祁……”
“那么，从这句话中，我们基本就能推断，这篇文章出自哪里了。”李老爷子看向卢灿，似乎想要考考他的古文基础。
我去！卢灿连连挠头，从“盾”“之”“右”“祁”四个字，就想让自己猜出这些竹简，记录的是哪一篇古籍？
疯了！我能有那水平？
卢灿主动投降，双手高举作揖，“老爷子，您饶了我吧，古文我真不熟！”
李老爷子兴趣索然的放下这枚细长的竹简，轻轻叹了口气。
一声叹息，如同重锤般击在卢灿心上……可是，卢灿知道自己长处在哪儿，让自己去学考古，去做古文研究，这实在……非兴趣所在。
“这句话是‘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仡然从乎赵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语出《公羊传》。”老爷子最终还是给出答案，只是没了刚才的兴致。
刚才李老爷子提到的赵盾，那是出自《公羊传.宣公》一文。
眼前的一百多根竹简，是《公羊春秋》？
《春秋》是编年体史书，其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
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落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但也有人认为《春秋》这本书，所记载的东西有问题。
胡适便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
无论外界怎么评判，《春秋》作为儒家“六经”之一，影响中华文化几千年，已经深入骨髓。那么这一百多根残存汉代竹简，所记录的《公羊春秋》，其文化价值，足以使得它成为虎园博物馆的“文化之根”！
太可惜了，只有一百一十八根竹简，按照每根竹简记录三十五字来核算，也不过四千字。也就是说，这份《公羊春秋》残缺大半，殊为可惜！
什么是《公羊春秋》？
先要明白一个概念：《春秋》无定本！
《春秋》这本传说是孔子编订的编年体史书，其实早已遗失。现存版本，大多数以《左传》即《左氏春秋传》来逆推。但左丘明编撰的《左传》，仅仅只是《春秋三传》中的一部，它的很多内容，与另外两部在浩瀚文史中若隐若现的《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相差甚远。因此，在后世的儒学研究中，就有了《春秋》无定本一说。
第二个问题来了，既然《春秋》的本经都已经遗失，那后人如何研究呢？
这就体现出刚才提到的《春秋三传》的作用。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素有“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之称。
这样一来，如无注释，旁人根本读不懂春秋——所谓关羽夜读《春秋》，那纯粹瞎扯，春秋经非儒学大家不可深研，就凭关武圣那点学历，也就是装装样子而已。
因此，就如何解释《春秋》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含义，都会产生严重分歧。
注释春秋的书，很快出现，一出就是五种：有左氏（左丘明），公羊（公羊高）、谷梁（谷梁俶）三家，称为春秋三传。
另外还有两种解释春秋的书籍，《邹氏春秋传》十一卷，《夹氏春秋传》十一卷，不过，这两本注释，早早亡佚。（其实历史记录中还有踪迹的，但影响不大）
《左氏春秋》因为其编撰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年纪比孔子稍稍小一点。当年孔子在鲁国编写《春秋》时，自然需要鲁国史官帮忙，于是，左丘明以协助者的身份出现。
因此，后世一直将《左氏春秋》作为春秋经注释的正溯。
相比《左传》，其实《公羊春秋》的来头也不小！
《公羊传》的春秋解读，来自于公羊高的家传学说。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都。至汉景帝时，胡母子都和他的老师公羊寿，用汉代的隶书“着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
能证明《公羊传》权威性的最关键人物是“子夏”！
子夏是谁？
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人之一！
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学着称，被孔子许为其“文学”科的高才生。
子夏为学时，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
如其问《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答以“绘事后素”，他立即得出“礼后乎”（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的结论。
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孔子于鲁国编撰春秋经时，恰好子夏随侍在侧，也就是说，他在当时，很有可能担纲的是孔子秘书加助理工作（猜的，莫当真）。
如此一来，左丘明是孔子先圣的协助者，子夏是孔子老师的秘书加助理。可是，两人传下来有关春秋经的解读，并不完全一致……
儒家后继者，晕了，该听谁的呢？
后世多采用《左氏春秋》为正溯，因为有不少人认为，公羊家的春秋经注释，采用口口相传的模式，势必会加入相当多的传授者自我会，有失真意！
真是这样吗？
事实上，汉朝的时候《公羊春秋》的影响力，要远过《左氏春秋》。
包括促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代儒家宗师董仲舒，都是学习《公羊传》的。
还有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儒学大师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等人。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可以说，有汉一朝，《公羊春秋》将《左氏春秋》压得抬不起头来。
《公羊春秋》的没落，始于隋唐，那时《左氏春秋》开始占据主流位置。
这一百来根竹简，落在卢灿眼中，那就是宝贝啊！
究竟是不是西汉的竹简，尤为关键——如果与公羊寿成书《公羊传》同时代，或者稍晚那么一丢丢，就能说这批竹简，是真正的“《公羊传》正本”！
“李老，这批竹简，也是从宫内流出去的？这种高古品，应该有清廷记录吧？”
尽管李林灿不待见自己，卢灿还得腆着脸往前凑，谁让他在这方面是专家？再说了，老家伙从来没有恶意。
“唉！你呀，有时间多看看各朝史稿和《起居注》，对于你的鉴定，也有帮助。”
老头子回头看他一眼，继续说道，“乾隆编《四库》，怎么会没有汉简？”
“没有汉简，哪来的的《皇清经解》，哪来的《公羊义疏》？更何况，两人所汇编《公羊传》注释，可是与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很多内容是相悖的。”
“你以为，凭那两人，真的敢开宗立意，擅解《春秋》？”他的语气中，带有浓浓的不屑。
《皇清经解》是清朝体仁阁大学士阮元，编撰的一套经义集。号称“此书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公羊义疏》则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陈立，编撰的《公羊春秋》的解读着作，共计七十六卷。
这两位清廷学者，怎么又招惹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