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站在窗帘后面,一动不动。
他的右手已经摸到了腰间的配枪。那是一把勃朗宁m1910,保密局中校以上军官的标准配发手枪,七发弹匣,此刻保险已经打开了。
窗外,那辆墨绿色的军用吉普熄了火以后,车灯也灭了。几个黑风衣从车上跳下来,动作极其利索,在街面上散成一个扇形。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枪,而是电讯处特有的便携式无线电测向仪。
余则成的太阳穴在跳。
他在脑子里飞快地推算:从他在沙发上听到那首《松江夜曲》开始,到这辆监听车出现,中间过了多久?不到二十分钟。也就是说,电讯处的技术员在凌晨两点档的商业波段里,发现了可疑的信号特征,随即出动了最近的车组。
但这不合理。
商业广播是公开合法的长波波段,任何人都有权收听。电讯处就算再偏执,也不可能因为一首点播歌曲就出动监听车。除非……
除非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那首歌。
他们是在搜别的东西。路过这里的时候,仪器上的指针恰好跳了一下。
“晚秋。”余则成压低了声音。
穆晚秋端着咖啡杯从厨房走出来,一看他的姿势就知道出了大事。她没有问,直接把咖啡杯放在桌角,无声地走到了卧室门口。
“收音机的真空管拔掉,用湿毛巾包了塞到枕头底下。”余则成的声音冷得像一块铁,“然后把卧室的窗户打开半扇,你坐到窗台前面去。如果听到踹门的声音,你直接翻窗走消防梯。”
穆晚秋的脸色白了一下,但她没有犹豫,转身进了卧室。
余则成把枪握在手里,退到了大门侧面的墙壁后面。
子弹已经上膛。
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如果特务上来踹门,他有六发子弹的机会。打倒前面两个以后,晚秋从消防梯下去,跑到永康街的刘裁缝铺子里,刘裁缝会帮她安排去基隆港的路线。至于他自己……
楼下传来了脚步声。
很多人的脚步声,皮靴踩在水泥楼梯上的“咚咚”声。沉重,密集,带着一种军事行动特有的急促。
余则成调整了握枪的角度,食指搭在扳机护圈上。
脚步声越来越近。
二楼。
三楼。
停了。
三楼。
不是四楼。
余则成的呼吸停了一拍。
紧接着,一声震天的踹门声炸响了整栋楼。
“不许动!保密局!谁也不准动!”
那是三楼。他的楼下。
三楼住着一个姓沈的中年男人,自称是某私立中学的数学老师。余则成跟他在楼道里打过几次照面,客客气气地点头问好。沈老师戴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身材瘦削,说话温吞吞的,看起来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教书匠。
但此刻,三楼传来的声音已经不是“普通”二字能形容的了。
枪响了。
不是手枪,是冲锋枪。短促的三连点射,打碎了楼道的玻璃窗。紧接着是一声凄厉的惨叫,然后是沉闷的肉体倒地声和家具被掀翻的巨大噪音。
“抓住了!抓住了!别让他咬舌头!”
“按住!把嘴撬开!取钳子来!”
余则成靠在墙壁上,浑身僵硬。
沈老师。
那个温吞吞的数学老师。
原来也是自己人。
这个认知像一把烧红的铁锥,狠狠地扎进了他的胸口。他在这栋楼里住了快两个月了,竟然不知道自己的楼下就住着一个省工委的同志。这说明蔡孝乾叛变后的清洗何等彻底,幸存者被迫缩成一个个孤立的点,互相之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楼下的动静持续了大约五分钟。
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余则成慢慢松开了握枪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枪柄上的纹路印在了掌肉里,又红又深。
他回到窗帘后面,从缝隙里往下看。
两个特务从大楼里拖出来一个人。
是老沈。
他被打得面目全非,一条腿似乎断了,整个身体瘫软得像一条被捞上岸的死鱼。血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顺着鼻梁滴到了地面上。
但他还活着。
特务们把他往那辆军用吉普车上拖。老沈被架起来的时候,很吃力地抬了一下头。
他的目光没有看向特务,而是极其短暂地扫了一眼街角的那个垃圾桶。
只有一眼。但那个方向和角度,都不像是一个被打得意识模糊的人会有的动作。
那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员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条件反射。
紧接着,老沈的身体剧烈地挣扎了一下,像是在做最后的抵抗。一个特务立刻抬起枪托,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老沈的头猛地往前一栽,整个人瘫软了下去,被扔进了吉普车的后座。
车门关上了。吉普车和监听车先后发动,消失在了凌晨空荡荡的大街上。
楼下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余则成没有马上放松。他依然站在窗帘后面,耐心地等了整整十分钟。直到确认没有第二波人马出现,他才缓缓地把枪的保险扣上。
他的腿有点软。不是怕,是那种极度紧绷以后突然松弛的生理反应。他扶着墙壁走到沙发前面,坐了下来。
脑子里开始回放那些和老沈的交集。
第一次碰面是在两个月前搬进来的那天。老沈帮他扶了一下差点从楼梯上滑下来的行李箱,笑着说了一句:“四楼风大,晾衣服的时候记得用夹子。”就这么一句,干干净净的邻里客套。
后来还有一次,余则成深夜回家的时候,在楼梯转角差点跟老沈撞上。那天老沈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看到余则成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很快恢复正常,解释说去学校取忘记的作业本。
现在想来,那个帆布包的份量和形状,绝对不是几本作业本。那里面装的,十有八九就是他的发报机。
他一直就在自己的脚底下工作。
而余则成浑然不知。
这个事实让他既庆幸又恐惧。庆幸的是,他和老沈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可追溯的交集,不会被牵连。恐惧的是,连自己楼下都潜伏着同志,这说明台北城里可能还有更多散落的棋子,他们各自为战,互不相识,却过着同样的刀尖上舔血的日子。
穆晚秋从卧室走出来,手里攥着那管刚拆下的真空管。
“走了?”
“走了。”余则成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话。他接过真空管看了看,确认管壁完好后塞进了裤袋里。等事情过了再装回去。然后他拿起了那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
“不是冲我们来的。”他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三楼的那个沈老师……是个报务员。他在用电台发报。”
穆晚秋愣了一下,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
“之前有察觉吗?”她问。
“没有。”余则成摇了摇头,“他比我还小心。如果不是今天电讯处例行扫频恰好扫到他的信号,可能永远都不会暴露。”
穆晚秋沉默了片刻:“那他发的报……是给谁的?”
“不知道。也不该知道。”余则成的语气很干脆。在地下工作中,不该打听的事绝对不能打听。这是铁律。
穆晚秋不再问了。她走到窗边,借着破晓的微光看了一眼楼下的街面,确认没有异常以后,默默地去厨房重新烧水。
余则成坐在黑暗中,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老沈被拖出楼时的那个画面。
那一眼。
老沈在被拖上车之前,看了一眼街角的垃圾桶。
那不是随便看的。
那是一个即将失去自由的地下工作者,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自由呼吸的瞬间里,把他最重要的东西,用眼神“交代”给了这个世界。
垃圾桶里……有东西。
余则成把咖啡杯放下。
他没有立刻动。
因为他知道,电讯处的人不傻。他们抓完人以后,一定会在附近布置暗哨,观察有没有其他同伙前来接应。这叫“守株待兔”。
但这里面有一个时间差。电讯处的暗哨通常只布置七十二小时。超过三天没有人上钩,他们就会判定犯人是单线行动,撤掉人手转移到下一个目标。
三天。
他最多有三天的窗口。但垃圾桶里的东西不一定能撑三天。环卫工人每天早上六点半会来收垃圾。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他只有不到四个小时。
如果今天早上六点半之前不取,东西就会被环卫车拉走,消失在台北市郊的垃圾堆里。
但如果现在就去取,暗哨会盯上他。
死局。
余则成在黑暗中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在凌晨的冷空气里散得很慢,像一团团灰白色的小鬼在天花板上游荡。
他想了很久。
然后他掐灭了烟,站起来。
天蒙蒙亮的时候,他换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拿起公文包,像每一个准时上班的中级公务员一样,推开了大门。
他走下楼梯,经过三楼门口的时候,看到了门框上的弹孔和走廊里尚未干涸的血迹。有一颗子弹从门框穿透后嵌入了对面的墙壁里,弹孔周围炸开了一圈蛛网状的裂纹。还能闻到淡淡的硝烟味和铁锈般的血腥气。
余则成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
出了大楼,他习惯性地往街角走。那个垃圾桶就在拐角处,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桶,里面塞满了废纸和烂菜叶。
余则成的脚步没有停。
因为他的余光已经看到了。
街角斜对面的一个早点摊上,坐着一个穿着便装的年轻人。二十出头,平头,吃着一碗阳春面。但他的眼睛不在碗上,而是越过面碗的蒸汽,死死地盯着那个垃圾桶。
再往远处看,菜市场入口的电线杆旁边还靠着一个。叼着烟,手插在口袋里,看似在等人,但站的位置恰好能覆盖垃圾桶的另一个方向。
两个暗哨。交叉视线。
守株待兔。
余则成目不斜视地走过了垃圾桶,走到了下一个路口,抬手拦了一辆黄包车。
“保密局,中华路。”
黄包车跑起来以后,余则成坐在车厢里,闭上了眼睛。
那个垃圾桶,他今天不能碰。
但他必须在环卫工人来之前……不,他已经来不及了。六点半的垃圾车会准时清空那个桶。
除非……
余则成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保密局对面的青田街口,住着一个叫孙卫国的退伍老兵。此人不是地下党,只是一个收废品的老头,但余则成曾经帮他在宪兵队捞过人情。
如果能让孙卫国今天一早去那条街收废品……赶在环卫车之前把那个垃圾桶翻一遍……
余则成睁开了眼睛。
黄包车在保密局大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抬头看了一眼大门上“保密局台湾区本部”的牌子,整了整领带,大步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