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邮局在十字街,三间门脸。柜台是木头的,上头的漆磨掉了。
周成走到柜台前。
“同志,问件事。”
柜台后头是个三十来岁的女营业员,正在数邮票。
“什么事。”
“九月二十六号那天,有人在这儿寄过一封挂号信。收信人写的是县粮管所。”
营业员抬起头。
“九月二十六。”她把手里那沓邮票放下,“这都半个月了。”
“我知道。”
“挂号信一天几十封。谁记得住。”
“那封信没写寄信人。”
营业员看了他一眼。
“没写寄信人的信,我们照收。”她说,“可我记得有一封。”
“哪一封。”
“那天下雨前的头一天。有个人来寄信,信封上只写了收信人。我让他补寄信人,他说不用。”营业员说,“我说不写寄信人,退回来找不着人。他说不会退。”
周成把手按在柜台上。
“那个人什么样。”
“高个子。”营业员说,“穿件灰褂子。说话嗓门大。”
“多高。”
“比我高一头。”她比了比,“我这么高,他到我这儿。”
她把手比在下巴底下。
周成在心里把这个高度记住了。赵满仓比他高半头。
“他常来寄信。”
“常来。”营业员说,“他每回都买一样的信封。牛皮纸的,一角钱一个。”
“他买多少。”
“一沓。”营业员说,“一沓十一个。”
周成站着没动。
“同志。”他说,“这事要是有人来问,你能不能照今天这样再说一遍。”
营业员把手里的邮票码齐。
“我不作证。”她说,“我就是个卖邮票的。”
“不用作证。”周成说,“就说你看见的。”
营业员没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她把邮票放进抽屉,抽屉推上的时候响了一声。
周成出了邮局。
街上有个卖烤红薯的,铁桶上摆着几个,皮焦了。
周成站了一会儿,买了两个。热的,烫手。
他掰开一个,里头的瓤是黄的。
吃了半个,他把剩下那个包起来,揣进怀里。
走到医院门口,他把怀里的红薯摸出来,还是温的。
上了楼,周母正坐着。他把红薯递过去。
“哪儿来的。”
“街上买的。”
“街上。”周母接过去,先没吃,把红薯翻过来看皮,“这么大的一个,得几毛。”
“两毛。”
“两毛。”她掂了掂,“两毛钱够买二两盐。”
“你吃。”
周母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
“甜。”
“嗯。”
“你也吃。”
“我吃了一个。”
“你说你吃了。”她把手里的红薯往他那边递了递,“再咬一口。我不看你咬,我不放心。”
周成低头咬了一口。
“行了。”周母把红薯放在床头柜上,用纸盖着,“剩下的晚上热一热。”
她把纸的角压平,压了两下。
“周成。”
“嗯。”
“你今天出去办的事,办成了没有。”
“办成一半。”
“一半。”周母没有追着问那另一半。她把手搭在铺盖上,“我在这儿躺了几天,一天看八回窗外头那棵树。树叶掉得差不多了。”
“外头冷了。”
“外头冷,我就想着你还在外头跑。”她转过头来,“办成一半,那一半是什么。”
周成没答。
“不能说?”
“不好说。”
“不好说就先不说。”周母把铺盖角往上拽了拽,“能办的那一半,你办。办不成的别硬顶,硬顶的人我看过。”
“看谁。”
“看你爹。”
出了邮局,周成在街边站了一会儿。
周成把今天问到的话在嘴里过了一遍。
高个子,灰褂子,嗓门大。信封是牛皮纸的,一次买了十一个。
赵满仓比他高半头,穿灰褂子。说话嗓门也大。
可这些都不是字。
字在信封上。
周成往医院走。走到半路,拐进一家杂货铺,买了一刀纸和一支新铅笔。
“多少钱。”
“一毛五。”
他付了钱,把纸和铅笔塞进布包。
到了医院,周母在睡。他把凳子搬到窗边,把纸铺在膝盖上,把铅笔削好。
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九月二十六。
然后往下写:九月二十七,不认识。
九月二十八,不认识。
九月二十九,交了粮。
十月一号,领了钱。
十月二号,住院。
十月十一,拿条子。
十月十二,问邮局。
写到这儿他停住。纸还剩大半张。
他看着那半张纸。
还差二十天。二十天里,他要把这两万斤的坑填上。
他把铅笔放下,把纸折好,夹进布包。
周母在梦里动了一下,翻了个身。
他站起来,把她蹬到脚边的毯子拉上来,盖到胸口。
柜台上的算盘珠子散着,一个一个挨着。营业员的手背上有块青,像撞的。 “一天来几个寄信的。”周成问。 “不多。赶集的日子多点。” “九月二十六那天呢。” 营业员想了想,把手伸进抽屉里,摸出一本簿子。
“一半。”周成说,“剩下那一半,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