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铺的门关上时,陈敬没有立即离开。
那张收据上的签名,他看得很清楚。
宋云洲。
三个字落在发黄的纸面上,最后一笔向右拖出细长的尾巴,与旁边的红色指印隔着半寸。墨迹已经渗进纸纹,显然不是最近添上去的。
可宋云洲今年不过二十余岁。民国十六年时,他还是个孩子,怎么可能亲自去恒顺公估行赎回一把地下门锁?
除非签名是别人代写的。
又或者,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指向他本人。
“掌柜,这张收据能让我带走吗?”
老人摇头。
“不能。你若真想查,就记住上面的字。东西一旦出了这道门,明天我这铺子还开不开得成,就难说了。”
陈敬没有勉强。
他将收据上的日期、金额和印章样式逐一记下,又问:“当年来赎东西的人,您见过吗?”
“我没见过。收据是别人送来的,连同这本册子一起。”
“谁送的?”
老人看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缩了缩。
“一个女人。”
“什么模样?”
“年纪不大,穿深色旗袍,左手戴着手套。她把东西放下,只说了一句,若有人来查恒顺公估行,就把这页给他看。”
“她有没有留下姓名?”
老人摇头。
“只留下了一枚纽扣。”
他拉开柜台最下方的抽屉,取出一只小纸盒。盒中躺着一枚乌木纽扣,边缘镶着一圈暗银色的细线,背面刻了一个极小的字。
宋。
陈敬盯着那枚纽扣。
宋家。
这条线索已经不再只是宋夫人曾经出现在认领记录上那么简单。有人在多年后专门留下证据,指向宋家,又把宋云洲的名字写进了一张旧收据。
对方究竟想让他相信什么?
“这枚纽扣,我能看看吗?”
老人将纸盒推近了一些。
陈敬没有伸手去拿,只俯身观察。纽扣边缘有一道细小的裂纹,银线在裂纹处断开,断口露出里面发黑的木质。
他忽然想起宋云洲袖口的扣子。
两人相识以来,宋云洲一直穿着深色衣服,袖口的纽扣也多是乌木镶银。陈敬曾见过其中一枚有裂纹,但当时没有在意。
只是相似,并不能证明什么。
“掌柜,这东西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民国二十年。”
陈敬抬起头。
“距今已经七年了?”
“账册上记着日子,我没必要骗你。”
老人将纸盒收回抽屉。
“你若想知道更多,就去找恒顺公估行原来的伙计。他姓许,后来在北市做过几年修表生意。不过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活不活着。”
陈敬道了谢,走出旧书铺。
街上人声渐起,卖报童抱着一摞报纸从他身边跑过,嘴里喊着当天的新闻。陈敬却没有停下脚步。
他要先找到宋云洲。
午后,两人在一家小饭馆碰面。
宋云洲来得很快,外套肩头还沾着细密的雨点。他坐下后,先将一张写有地址的纸递给陈敬。
“永丰砖厂还在,已经换了东家。老板姓马,明天我可以带你过去。”
陈敬接过纸,却没有看。
“我今天查到另一件事。”
他把旧书铺的地址写在桌面上,又将收据上的内容逐一说了出来。
宋云洲起初没有反应。
直到听见自己的名字,他才慢慢抬起头。
“你说,民国十六年,有人用我的名字赎回了地下门锁?”
“准确地说,是一张抵押凭据上写着你的名字。”
“这不可能。”
宋云洲回答得很快。
陈敬没有反驳,只问:“你能确定,那一年宋家没有人替你办过任何事吗?”
宋云洲的嘴唇动了动。
“我那时还小。”
“所以我才没有直接认定是你。”
饭馆的伙计端来两碗面,热气升上桌面。宋云洲却没有动筷子。
他盯着桌上的水渍,像是在努力回想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母亲的确有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
“她从不让家里的人替她收拾旧物。尤其是她书房里的东西,连我父亲都不能随意碰。”
陈敬静静听着。
“民国二十年,我大约十岁。有一天,我在书房里见过一只纸盒,里面放着一枚断了银线的乌木纽扣。母亲发现后,立刻把盒子收走了。”
陈敬的手指停在筷子上。
纽扣的细节对上了。
“你当时问过她吗?”
“问过。”
“她怎么说?”
宋云洲沉默片刻。
“她说,那是一个死人留下的东西。”
饭馆外,一辆汽车从街口驶过,喇叭声短促地响了一下。
陈敬问:“她说的是谁?”
宋云洲摇头。
“我那时追问过,她第一次没有回答。第二次,她让我以后不要再进那间书房。”
他终于拿起筷子,却只夹起一根面条,又放回碗里。
“陈敬,我母亲究竟参与了多少事,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家里有人一直在瞒着我。”
陈敬看着他。
“你现在想怎么做?”
“回去查。”
宋云洲抬起眼,语气恢复了往常的平稳。
“我会查清民国二十年那只纸盒的去向,也会找人核对收据上的签名。你不必因为我的名字,就把我当成局外人或者嫌疑人。”
陈敬没有立即回答。
他并不怀疑宋云洲此刻的态度,但一桩旧案里,人的记忆、证词和亲缘都可能成为误导。越是亲近的人,越不能只凭一句话便下判断。
“好。”他说,“不过从现在起,我们各自查各自的线索。找到的东西,原样保留,不要提前改动。”
宋云洲点头。
两人分开前,陈敬又问了一句:“你父亲还在世时,有没有提过恒顺公估行?”
宋云洲的脚步顿住了。
“没有提过这个名字。”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眉头渐渐皱起。
“但我父亲去世前一年,曾经让管家把书房里一只旧保险箱搬走。那只箱子原本放在墙后,搬走之后,墙上留下了四个螺丝孔。”
“箱子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管家呢?”
“早就辞职了。听说后来去了苏州。”
陈敬将这个地址记下。
他们原本约好第二天去永丰砖厂,如今却多了一条更值得查证的线索。
如果那只保险箱里装着旧账册,那么宋家未必只是被人借用了名字。
傍晚,陈敬回到住处。
他把当天记下的内容摊在桌上,按照时间重新排列。
民国十六年,十七号库封存。
民国二十年,乌木纽扣与纸盒出现。
此后,旧书铺留下收据,收据上出现宋云洲的名字。
这些事情之间仍有空白,却至少说明,有人并未随着十七号库封存而停止行动。
他正准备收起纸张,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三下。
停顿。
又是三下。
陈敬走到门边,没有立刻开门。
“谁?”
“送东西的。”
门外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陈敬拉开门时,对方已经退到了楼梯口。那人戴着旧礼帽,手里没有包裹,只在地上放了一只窄长的木盒。
“谁让你送来的?”
男人没有回答,转身便走。
陈敬追到楼梯口,只看见一道背影消失在街角。他没有贸然追赶,回身将木盒拿进屋里。
盒子没有锁。
里面放着一张折叠的照片,以及一把已经锈蚀的铜钥匙。
照片上是一间狭窄的地下室。
墙面有新砌过的痕迹,地上摆着一只木箱。木箱旁站着三个男人,其中一个侧身看向镜头,脸被一道刮痕毁去了大半。
另外两个人的面孔都很清楚。
一个是陈守义。
另一个,是宋云洲的父亲。
陈敬将照片翻到背面。
上面写着一行日期: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二日。
正是恒顺公估行注销的那一天。
照片最下方还有一行小字,墨迹比日期新得多。
“别去永丰砖厂。真正的门,在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