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雨下了一夜。
天亮时,街面仍积着水。陈敬将周文礼留下的木盒收进藤箱,那枚缺角旧印用油纸包着,边缘磨损严重,只能辨出一个残缺的“同”字。
宋云洲翻看着昨夜抄下的注销记录。
“周文礼怀疑手印不是本人留下的,可这只是猜测。没有原件,证明不了什么。”
“那就找原件。”陈敬扣好藤箱,“先查当年的经手人。”
两人吃过早饭,便去了旧县署。
负责保管旧卷的书吏姓钱,听明来意,起初不肯配合。宋云洲递上商会名帖,又由陈敬解释,他们只想查清一桩旧年货物往来中涉及的身份疑点,钱书吏才勉强答应翻查。
半个时辰后,他抱出一本旧册。
民国十二年冬季户籍异动。
林福生的名字赫然在列。籍贯、年岁、住址都记得清楚,唯独注销缘由一栏空着,旁边盖着两枚印章,其中一枚已经模糊不清。
“原始文书呢?”陈敬问。
“另卷存放。若想知道是谁递交的,还得查收文簿。”
钱书吏又取来一本薄册,翻到十二月中旬。
那行记录写着:林福生户籍注销文书一件,附件三纸,转户籍房核办。
递交人一栏没有姓名,只写着四个字。
同顺代送。
陈敬的目光停住了。
上海的同顺铁器行,曾订制过两只铁皮箱。一只送往德丰货栈,另一只由左手受伤的矮个男人亲自取走。如今,同顺二字竟出现在林福生的注销文书上。
“同顺代送是什么意思?”宋云洲问。
“可能是商号,也可能是代办人的字号。”钱书吏道,“旧时有人不愿留下姓名,便托商号递交文书。只要附件齐全,收文处未必追问。”
陈敬请他抄录前后几条记录。
就在这时,另一行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同一天,还有一名叫沈万昌的人申请补办户籍凭证,经手处同样写着“同顺代送”。
两份文书相隔不到半个时辰。
“沈万昌是什么人?”
钱书吏摇头:“没有印象。后续记录也不在这里。”
离开县署时,宋云洲将抄录收好。
“同顺铁器行未必就是这里的同顺。先查沈万昌,或许能找到两份文书之间的联系。”
陈敬点头。
回到客栈后,他取出写给林福生的旧信,将几条记录重新誊了一遍。
信中那句“有些名字一旦写下,就再也擦不干净”,此刻读来,竟有了另一层意味。
若有人想让一个活人从档案里消失,未必需要伪造他的死亡记录。只要另一个身份恰好出现在同一份文书里,便足以混淆视线。
正午刚过,伙计送来一封从上海转来的信。
信封没有署名,里面只有一张薄纸。
“沈万昌早已死于民国十二年冬。此人不可能亲自递交任何文书。”
宋云洲看完,眉头微蹙。
“有人提醒我们,还是故意把我们引向沈万昌?”
陈敬将信纸翻过来,发现背面留着几道极浅的压痕。他取来铅笔,斜着纸面轻轻涂过,模糊的字迹渐渐显露。
林福生。
下面还有一个日期: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正是注销文书递交的那一天。
陈敬尚未开口,门外便传来敲门声。
客栈掌柜道:“陈先生,有人从上海来找您,说是带了您父亲的东西。”
门外站着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拎着一只旧皮箱。他没有报姓名,只递来一张折叠的纸。
陈敬一眼认出,那是父亲陈守义的笔迹。
纸上只有一句话:
“不要再查林福生。见过周文礼之后,立刻回上海。”
落款日期是三天前。
“这封信是我父亲亲手交给你的?”
男人摇头,压低声音:“有人拿着他的印章,逼我送来的。”
说完,他放下皮箱,匆匆离去。
陈敬追到街口,只看见一辆黄包车拐进巷子。
回到屋里,他打开皮箱。
里面只有一册被火燎去半边的旧账簿。
第一页写着: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林福生注销。经手人:陈守义。”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
陈敬盯着父亲的名字,久久没有翻页。
若这笔记录是真的,父亲为何从未提过?若是有人栽赃,又为何偏偏选中陈守义?
他翻开第二页。
纸上没有货物清单,只有一行被红笔圈起的小字:
“原件已交陈守义保管,取回者须凭本人手印。”
下方的印痕残缺不全。
陈敬取出周文礼留下的旧印,放在账簿旁。两道印痕的缺角与纹路,竟有几分相似。
他原以为,周文礼留下的印章只是查清注销文书的一条线索。如今看来,父亲很可能也曾接触过那份被藏起来的原始文书。
宋云洲沉声问:“你父亲究竟替谁保管了什么?”
陈敬没有回答。
他翻到封底,发现夹层里藏着一张薄纸。
纸上列着七个名字:林福生、沈万昌、魏姓经手人、周文礼……
最后一行,是陈敬自己的名字。
旁边还有一个日期。
民国十三年三月初六。
陈敬的手停在纸上。
那一年,他尚未出生。
可有人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把他的名字写进了这桩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