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庆福第一次见到那种黄纸签，是在一只装破瓷的木箱上。
纸不大，半个巴掌宽，浆糊刷得太厚，边角已经让潮气顶了起来。上面有两行日文，一枚红色方章，最下面却是六个用蓝铅笔写的数字。六码不是挨着写，前两位靠得紧，中间像故意停了一下，后三位又松开些。搬箱子的伙计不识日文，只认得红章旁边两个汉字。
奉天。
那年无虑山脚下做古物买卖的人不少，真懂东西的没有几个。范庆福也不觉得自己懂。他会看的，是人。
谁家刚办完丧事，谁家欠粮钱，哪个村里来了挖坟的，哪个警察署的人肯收烟，哪个日本人只要整器，哪个朝鲜商人喜欢铜镜，哪些破碑看着不值钱，到了奉天却有人肯按字数给价。他靠这些活着，比靠眼力稳。
三天前，一个姓乔的石匠给他捎话，说老碑梁那边有人刨旧沟时出了东西。
范庆福没当天去。
出东西就去，容易让人抬价。他先在县城转了两天，买盐、买布，又替一个铺子掌柜送了封信，第三天才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往山边走。车胎慢撒气，到半路他下来推，鞋上全是黄泥。
东西比传话的人说得寒碜。
两块断碑，三只锈得看不出花纹的铜扣，一截银簪，一把烂得只剩木胎的刀鞘，还有几片从泥里扒出来的薄金属。乔石匠把它们铺在炕席上，嘴里却说这是“辽王爷的东西”。
范庆福捏起一片银的看了看。
薄，边缘不齐，上面有字，字又残。擦干净也不像能摆在柜里的东西。
“这个按银子算。”
乔石匠不乐意：“上头有字。”
“有字也缺一半。”
“那两块碑呢？”
“碑我不要。”
“日本人不是收碑？”
“日本人也不是见石头就磕头。”
乔石匠骂了一句，把烟袋锅在炕沿上磕得啪啪响。
范庆福知道价快谈成了。
真正让他多看一眼的不是银片，而是一块黑灰色石头。石头一面磨得很平，角上有个浅浅的凹痕，不像碑，也不像磨盘。乔石匠说是跟那些东西一道出的，底下还有条旧砖缝，但他们没敢继续掏。
“为什么不掏？”
乔石匠朝门外看了一眼。
“那地方不吉利。”
范庆福笑：“你挖死人东西，还挑吉利？”
“不是那个。”乔石匠压低声音，“前头有人进去，回来烧了三天，说里头冷得不对。后来又有人听见铃。”
范庆福把银片放回席上。
他不信山精鬼怪，可他信一个道理：穷人连钱都不要的时候，事情多半真麻烦。
“黑石也算上。”他说，“洞我不去。”
最后一堆东西装了两只木箱。断碑太重，只敲下一块带字的拓样，不搬。乔石匠嫌范庆福给得少，范庆福嫌他拿民国铜扣冒充辽物，两个人吵到午后，还是成交。
回县城前，他做了一件后来自己也没觉得重要的事。
他给每件东西分了袋。
银片用旧报纸包，外面写“薄银残字”；黑石只写“石”；铜扣写“三”。不是为学问，是怕到了收货处，对方拿“少了一件”压钱。
两箱货没有直接去奉天。
先送到城东一个收皮货的院子。
院子里有鹿茸、干蘑、兽皮，也有三只不像装山货的木箱。管事姓何，算盘打得快，手指甲缝里总有黑泥。他收范庆福的东西时不看真假，只看清单和重量。
“这次又是坟里刨的？”
“山里捡的。”
“死人自己扔路边让你捡？”
“他要是还能管，我就给他分钱。”
何管事没笑。
他最近比以前谨慎，货进院先换箱，原来的麻绳、草垫和写着村名的木片全烧掉。新木箱侧面刷一道灰漆，再贴黄签。黄签是从奉天来的，一沓一沓，纸上已经印着商号的小字和红方章，下面留空。
何管事拿蓝铅笔写号。
范庆福站得近，看见他写六码时有个习惯：前两位一气写完，手停一下，再写后面。最后三位拉得开，像怕看串。
“这号干什么的？”范庆福问。
“认箱。”
“一个箱一个号？”
“有时一个号一件，有时一箱里几个小包。你管它干什么？”
“怕你下回说我少货。”
何管事把铅笔往耳后一夹：“你那点破烂，丢了我赔你。”
范庆福笑了。
他不相信这句话。
第二箱封之前，他看着伙计把那片薄银和几件铜器塞进去。完整铜镜单独用棉布裹，银片却只夹在两层旧报纸中间，差点滑进箱缝。范庆福伸手把它推回去。
“别丢了。按银子也值两顿饭。”
伙计说：“你还真会过。”
“不会过早饿死了。”
黄签贴上去时，浆糊从边上挤出一圈。红章压在上方，六码写在下头，“奉天”两个字印得很清楚。
范庆福不知道那个号会跟这块银片走多久。
在他看来，号只是收货人防止拿错箱子的办法，和车牌、当票、铺子账页没什么区别。今天这箱破铜烂铁去奉天，明天也许换一只箱，后天也许拆开分卖，纸签湿了就撕，木板坏了就劈柴。
真正值钱的东西，自然会被人挑出来。
不值钱的，才会跟着箱底一路滚。
一个月后，高桥宗一郎到了县城。
他不是专程为范庆福来的。
地方上提前两天就有人通知，说奉天来的高桥先生要看一批辽金旧物。何管事把院里最像样的东西全搬进正屋，铜镜擦过，瓷器用软布垫着，连那块黑灰石都立在墙边。
范庆福被叫来，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他知道从哪儿收的。
高桥进门先脱手套。
圆眼镜，呢子大衣，鞋面几乎没有泥，身边跟着一个年轻翻译。范庆福第一眼就知道，这种客人不好骗。他们未必样样懂，但习惯让别人替自己查。
高桥看铜镜用了很久。
看那块薄银，只用了不到半分钟。
翻译问范庆福：“哪里出的？”
“无虑山一带。”
“墓？”
“散土里。”
高桥用镊子把银片翻过去，又翻回来，指着残字问了两句。翻译说：“先生问，有没有同样的另一片。”
范庆福想起乔石匠炕席上的东西。
“没见。”
这是真话。
高桥把银片放到一旁。
不是不要。
只是放进了“普通”的那一堆。
范庆福看着那片银，忽然有点替它不值。一路从山里折腾到这里，上头的字没人认全，最后还不如一面铜镜让人多看几眼。
可做买卖的人最懂这种事。
被人看上的东西，命未必好。
没人看上的，反而容易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