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中间人收到丁义珍家属另行委托律师发来的函时,第一遍没有看完。函里没有警告和指控,只请他保留丁义珍准备回国前最后一段时间的通信、费用往来和联系人记录,如果愿意,可以通过律师说明当时承担过什么普通业务联系。
他手心发凉,不是因为对方有强制权——信里明明写着这不是司法询问——而是因为家属已经开始把那段时间一条一条往回拼。不明买家的价可以不理,家属律师留下的书面问题却会一直在那里。他当即把自己的律师叫来。
“他们怎么找到我?”
律师把发函说明看完才回答。丁义珍死亡以后,原来负责回国程序的律师需要把尚未结清的普通费用、私人商务联系人和生活事务移交给家属;中间人的姓名和业务联系方式本来就在清单里,因为丁义珍回国准备期间仍通过他处理过旧业务、费用和一般生活安排。
“正常移交。”律师说。
“他们想问什么?”
“目前只是保全。”
“我要不要回?”
“他们不是执法机关,没有权强制你解释。你可以不回。”律师没有替他做决定,“但既然已经收到函,更不能删、改原始记录。”
中间人盯着那张纸:“如果我完全不回,以后真有人来问呢?”
“那是以后的事。”
“如果我回了呢?”
“只写你能确认的事实。别猜死因,别替别人解释。”
中间人最想做的当然还是沉默,什么都不说,赵瑞龙就不会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可原始记录明明证明消息传过,如果以后真有正式调查,再说“从来没有”只会让自己更危险。
“我可以只说传过一句消息?”
“可以。”
“联系人不写名字?”
“这封函没有强制你写。”
“以后呢?”
律师看着他:“以后如果有依法成立的正式要求,再处理以后。”
中间人把律师函带回去,和自己的律师来回改了两遍,最后只回了一封很窄的文字:承认丁义珍准备回国期间仍与自己有普通旧业务、费用和生活安排联系,也承认自己曾把“律师那边正在办回国程序”的一般信息转给一名国内旧业务联系人;不写姓名、不写住址、不推测死亡原因,只说明原始通信和业务凭据已经保存,如以后有依法成立的正式要求,将另行取得法律意见。
信发出去以后,他没有轻松。以前“消息曾流向国内”只有自己手里的记录能证明,现在丁义珍家属律师也会保存一份书面确认。他拿起手机看了很久,赵瑞龙的号码仍在。把“家属开始整理时间线”卖回去,也许还能换钱,甚至换一句保护承诺;可那同样等于主动告诉赵瑞龙,自己留着足以说明赵曾追问回国消息的原始记录。中间人最终没有拨。他不是准备替谁翻案,只是第一次把一条对赵瑞龙有价值的信息扣在自己手里,留作防身。
公安部区域协调结束后,汉东的业务准备没有出明显纰漏。曹建峰回来,在厅党委会上只说了一句:“这次跨省协调材料,陈湛牵头做的。几个容易出错的责任口,也是他提前挑出来的。”没有长篇表扬,厅里的人却都听得懂:陈湛没进那场小范围复盘,不等于他的业务能力被否定。
陈湛听着,心里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公安厅认可了,公安部对材料评价也不错,沙瑞金却只在汇报上批了一句“继续把跨省协作机制做实”,没有重新找他谈,也没有把他拉回那场小范围政治复盘。陈湛把那句批示看完便收起来,没有去找田国富示好。业务结果能让别人继续用他,却还不足以让省委把他放进政治判断圈;既然如此,再装得更“懂政治”只会显得着急。
厅党委随后正好有一项地市公安班子履职评价。陈湛过去看这类材料,注意力更多在案件、机制和任务完成,这一次却把几页干部表现反复看了两遍:谁能接住复杂任务,谁遇到跨部门冲突只守自己一块,谁能让下面的人继续承担判断,谁在利益压力下会怎么选。他没有打算给自己建一套人马,只是不愿永远停在“最放心使用的专业副手”这个位置上。既然政治信用不能靠一句表态补回来,他就得学会真正看人、带班子,再让别人决定要不要把更大的盘子交给他。
原秘书这边已经彻底失去继续往上下注的条件。他只知道匿名材料被转交过,也从单位正常传达里知道敏感事项后来有了新的专项简报要求;至于材料在哪一次讨论里被谁使用,他并不知道。更现实的是,再也没人向他问新的内部情况,组织部门那名熟人甚至开始减少私下联系。一次工作电话里,他还是忍不住问:
“之前那份材料,后来到底怎么样?”
对方停了一下。
“该起的作用已经起了。”
“那我这边——”
“先把现在工作做好。”
电话挂断以后,秘书坐了很久,终于算明白第一份匿名材料的价值去了哪里:材料确实有用,可价值属于拿到它的人,不属于交出去的人。离开祁同伟办公室以后,他已经没有新的高价值事实,再往外递只能靠旧记忆、外围闲话和猜测,那不是筹码,是风险。
后来他向组织部门递了一份普通岗位调整申请,希望转去一个和政法、人事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岗位,没有写“受排挤”,也没有写“主动退出”。批不批还不知道,至少这一次他没有再拿别人办公室里的话赌自己的下一步。
赵瑞龙把私人关系列表重新排了一遍,却没有立刻给最上面的几个名字打电话。过去谁能先办事、谁能缓账、谁听见“赵总”就知道该怎么做,他心里大致有数;现在一个个问过去,关系反而比记忆里薄。一名旧合作方愿意继续做临时仓储和设备业务,却要求走正式比选;另一个更直接:“赵总,不是不做。全额预付,我马上排。”
赵瑞龙只回了一句“知道了”,挂电话后在名字旁边划了一道。全额预付当然也是生意,却已经不是他要找的那种关系。名单最后剩下郑德安。
两人过去真正合作过的事情不复杂。一次仓库设备换场,一次临时腾仓。郑德安做设备租赁,也经营几处短期仓位,手里有叉车、装卸设备和长期合作车队。两次活都办得准时,月底统一结账,从来没为了几天账期来催。
赵瑞龙以前从没把这种“做完、结账、下次再叫”的合作当成人情,现在反而重新打了电话。郑德安来得不慢,见面还是以前那种口气,没问赵家,也没问外面最近怎么议论。
“要多大仓位?”
“先不大。设备转一次,临时放一批东西。”
“多久?”
“先按一个月。”
郑德安把报价单放到桌上,赵瑞龙扫了两眼便看见最下面一行。
“三成预付?”
“嗯。”
“以前没有。”
郑德安也不装糊涂:“以前是月底结。”
“现在为什么改?”
“要锁仓位,还要先排设备。”
“以前不用锁?”
“以前也锁。”郑德安说,“只是以前我先给你锁。”
屋里安静了一下。赵瑞龙抬眼,郑德安没有躲:“赵总,我不是不跟你做。两次旧账都结得没问题,这个我认。但现在是现在。设备一占,别的单就接不了,仓位空出来也是成本。我先收三成,后面按合同结。超出合同的,再报价。”
“你怕我不给钱?”
“我怕谁都不该靠猜。”
这句话并不难听,甚至比最近那些拐弯抹角的态度干净。赵瑞龙还是被刺了一下:过去郑德安愿意先替他锁仓位,不是因为设备不占成本,而是默认赵瑞龙背后有一个不会让账坏掉的赵家。现在对方只是把那个默认拿掉。
“共同平台跟这件事没关系。”赵瑞龙说。
“那更简单。”郑德安把报价往前推了推,“就按你个人公司的合同走。”
赵瑞龙没有马上签。他当然可以再找,可名单已经打过一轮电话:一个只接共同平台,一个要全额预付,郑德安的条件反而已经是最能用的那个。
“第一单别做大。”他说。
“你说。”
“设备转场,短仓。别的先不加。”
“可以。”
“三成今天付,明天能动?”
“款到账就排车。”
赵瑞龙看了他几秒,最后签字。郑德安收回合同,没有表现出胜利感,只继续问设备尺寸、进场时间和仓位要求。赵瑞龙反而因此看得更清楚:对方既不是来踩他,也不是来表忠心,只是重新给这段关系定了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