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港码头过海到氹仔，坐巴士只要二十分钟。
苏曼瑶没有跟来。她说腿脚不好，过海太折腾。但她站在荣记门口送我们，手里拿着一朵白兰花，说：“替我看一眼木偶餐厅。月明在那里打过工。她信里写过。那家餐厅还在的话，帮我点一份马介休球。她爱吃。”
巴士穿过友谊大桥。桥面很宽，两边是银灰色的栏杆，海风从车窗缝隙里灌进来，带着咸味和桥下海水的冷意。桥下是内港的出口，灰色的水面一直延伸到天边。远处能看到澳门半岛的天际线——新葡京、旅游塔、密密麻麻的楼群，像一排沉默的哨兵。氹仔在桥的另一头，绿色的小山，矮矮的房子，和半岛的高楼完全不同。
过了桥，巴士在氹仔市区停下。我们沿着告利雅施利华街往前走。路很窄，两边是低矮的葡式建筑，淡黄、粉红、薄荷绿，窗台上摆着开得正盛的天竺葵。空气里有海腥味和一种说不清的甜香——像是蛋挞和咖啡混在一起，又像是某种烤肉的烟熏味。
拐过一个弯，官也街出现在眼前。
街很短，大概只有百米。但很热闹。两边全是餐厅和手信店，招牌密密地挂着，中文和葡文交错。游客挤满了窄窄的街道，举着相机拍照，手里拿着蛋挞或猪扒包。空气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葡国菜、粤菜、蛋挞、咖啡、香肠、橄榄油、蒜蓉、番茄。各种味道混在一起，浓烈得让人头晕。
我站在街口，看着那些招牌。“木偶”两个字很显眼，在一栋薄荷绿的建筑上。招牌是木头的，刻着一个提线木偶的图案，线条简单，但很生动。木偶的手里牵着一根线，线上挂着一个“葡”字。招牌下面是一扇深红色的木门，开着，里面传出嘈杂的人声和锅铲碰撞的声响。
“就是那里。”林惠欣说。
我们走过去。餐厅不大，里面摆着十来张桌子，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墙上挂满了照片和装饰品——葡国国旗、沙丁鱼罐头、老式秤砣、黑白照片。有一张照片特别显眼，是餐厅刚开业时拍的，黑白，泛黄，上面有几个人站在门口，都是年轻的面孔。其中一个女人站在最左边，穿着白色衬衫，黑色裤子，手里端着一盘菜。她的脸看不清，但姿态很稳。
餐厅里人很多，几乎没有空桌。一个年轻的服务员过来招呼，用葡语说了一串。林惠欣用英语说：“我们找老板娘。Lina。”
服务员点点头，转身进了后厨。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走出来。
她大概五十多岁，不高，微胖，皮肤是浅棕色的，像是混血。头发很黑，剪得很短，露出圆润的耳垂，戴着一对金耳环。穿一件碎花连衣裙，外面系着围裙，围裙上有油渍和面粉的痕迹。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带着一种很直接的热情。
“找Lina？”她的英语带着很重的葡语口音，但很清楚。“我就是。”
“我们是从荣记来的。”我说，“福隆新街。苏曼瑶让我们来的。她说月明以前在这里打过工。”
Lina的表情变了。她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嘴唇微微张开。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目光移到我胸前的铜链上。铜牌露在衬衫外面，反着光。她伸手摸了摸铜牌，手指很轻，像在碰什么易碎的东西。
“沈月明。”她用葡语念出这个名字，声音很软。“你是她什么人？”
“她是我姨姨。”
Lina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身往里走，说了一句：“跟我来。”
她带我们穿过餐厅，经过厨房。厨房很热，几个厨师在灶前忙碌，锅里的橄榄油滋滋响。蒜蓉和番茄的香气扑面而来，浓郁得让人睁不开眼。Lina跟厨师说了句什么，厨师们看了我们一眼，点了点头。
穿过厨房，后面有一个小天井。天井很小，铺着碎石子，种着一棵柠檬树，树上结着几个青柠檬。靠墙摆着一张木桌和几把椅子。天井的墙上挂着一条晾衣绳，上面晾着几块白色的餐巾布，在风里轻轻摆动。
Lina让我们坐下来。她自己坐在对面，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她抽烟的样子很利落，吸一口，烟从鼻孔出来，像是解渴。
“沈月明。”她说，“一九九三年。冬天。她来这里找工。我一看她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她的广东话有香港口音。但她会说葡语。很流利。比我还流利。她说她爸是葡萄牙人，她小时候在澳门住过。”
“她在您这里做了多久？”
“两个月。”Lina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碎石子上，很快被风吹散了。“十一月到十二月。她每天下午来，做到晚上打烊。她洗碗、擦桌子、切菜。什么都做。她不嫌累。但她从来不跟客人说话。她躲在厨房里。打烊之后，所有人都走了，她还留在厨房里。她说她要写东西。”
“写信？”
“对。信。”Lina吸了口烟，“她借厨房的灯。因为厨房的灯最亮。她坐在灶台旁边的凳子上，面前铺一张纸。我有时候回去拿东西，看见她在写。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有时候停下来，看着纸发呆。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哭了。但她不出声。只是眼泪掉在纸上。她用手背擦掉，继续写。”
“您看过她写的信吗？”
Lina摇摇头。“没有。她写完就折起来，放进一个铁盒里。铁盒是红色的，很小，饼干盒。她走的时候，铁盒没带走。留在这里了。”
“留在这里？”
Lina站起来。她把烟掐灭在柠檬树的树根旁。然后她走回餐厅里，过了几分钟，拿着一个东西回来。是一个铁盒。红色的，印着丹麦曲奇的图案。跟路环山顶那只一模一样。但更小一些，边角磨得发亮。
“她走的那天早上，把铁盒放在厨房的架子上。”Lina把铁盒放在桌上，“她说：‘Lina，帮我收着。如果有人来找我，就给他。’”
“您没打开过？”
“没有。”Lina说，“她说是给一个人的。收件人写在盒子上面。”
我低头看。铁盒盖子上用胶带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两个字——“亨仔”。字迹是月明的。很用力，笔画很重。跟路环铁盒里那封信的笔迹一样。
“亨仔是你？”Lina问。
“是我。”
“那你打开。”
我揭开胶带。纸条背面有胶，粘得很紧，揭的时候撕破了一点。铁盒盖子掀开，里面是信。一摞。用橡皮筋扎着。一共七封。每一封的信封上都写着“亨仔”。没有地址。没有邮票。没有邮戳。
我拿起最上面那封。信封很旧了，纸已经发黄。背面有日期：“1993.11.4”。地点：“氹仔，木偶餐厅厨房”。
我拆开信。信纸很薄，折了三折。月明的字迹在纸上跳动，有些地方墨迹晕开了，像是被水浸过。
“亨仔，我在氹仔一家叫木偶的餐厅打工。厨房很热。但很亮。我在灯下给你写信。你才三个月大。你在苏曼瑶那里。她做的猪脚姜很好吃。你会喜欢的。”
“亨仔，我今天在官也街看到一个小孩。他大概两岁。穿蓝色背带裤。他妈妈牵着他的手，在买蛋挞。他哭了。他妈蹲下来，帮他擦眼泪。我站在餐厅门口，看着他们。我想起你。你哭的时候，我抱着你。你趴在我肩膀上，哭累了就睡着了。你的口水流在我肩膀上，湿湿的，热热的。”
“亨仔，我在木偶餐厅洗了很多盘子。Lina是老板娘。她是葡中混血。她人很好。她问我为什么一个人。我说我在等人。她说等谁。我说等我该等的人。她就不问了。她给我多盛了一碗汤。”
“亨仔，我每天打烊后写一封信。写给你。但我不知道你的地址。所以我写了就放在铁盒里。等有一天我找到你了，把这些信一起给你。那时候你应该会认字了。也许十岁。也许十五岁。也许更大。但没关系。信在这里。等多久都行。”
“亨仔，我在这里洗了三十天的碗。我的手裂了很多口子。但我不怕。我怕的是有一天我记不清你的脸了。我在路环山顶埋了你的照片。但照片会褪色。记忆也会。所以我每天写信。写完一封，就在脑子里想一遍你的脸。想一遍你的哭声。想一遍你趴在我肩上的重量。这样我就不会忘。”
“亨仔，我明天要走了。Lina说我可以多待几天。但我不能。G还在追。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我跟Lina说铁盒放在她这里。如果有一天你来了，她就给你。她说好。她没有多问。她是个好人。”
“亨仔，我走了。这次去香港。从香港再去别的地方。我还会写信。但信会寄到荣记。你表姨苏曼瑶会替我收着。你长大了，去荣记找她。她会给你看。所有的信。所有的路。”
“亨仔，姨姨爱你。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走多久。”
“月明。1993.12.3。氹仔木偶餐厅。”
我放下信。手在抖。七封信。她在木偶餐厅的两个月。每一天打烊后，借厨房的灯，在灶台旁边写信。写给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不知道地址。不知道未来。只知道写。
Lina看着我。她的烟已经熄了。她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碎花连衣裙的裙摆被风吹得轻轻摆动。柠檬树的叶子在头顶沙沙响。
“她走的时候，”Lina说，“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Lina，如果有一天亨仔来了，你告诉他——我在氹仔学会了做马介休球。等我回来，我做给他吃。’”
她站起来，走回厨房。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盘马介休球。金黄色的，炸得酥脆，冒着热气。她放在桌上，旁边摆了三只盘子。
“吃。”她说，“这是月明教我做的。她在这里打工的时候，跟厨师学的。她说她回澳门之后，要做给亨仔吃。”
我拿起一个马介休球。很烫。咬了一口。外面酥脆，里面绵软，鳕鱼的鲜味和土豆的甜味混在一起，还有一丝橄榄油的香气。很烫。烫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好吃吗？”Lina问。
我点头。说不出话。
她笑了。笑里有眼泪。但她擦掉了。“月明说她做的马介休球没有我好吃。她说等她回来，要我教她。我说好。我等她回来。等了三十年。”
她坐下来，拿起一个马介休球，慢慢吃。柠檬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天井里的光从头顶落下来，照在铁盒上，照在信上，照在盘子里剩下的马介休球上。
我把七封信收好，放回铁盒。盖上盖子。胶带已经没用了，但纸条还在。上面“亨仔”两个字在阳光里很清楚。月明写的。在厨房的灯下写的。在灶台旁边写的。写了很多次。写了七封。
“Lina。”我说。
“嗯？”
“苏姐姐让我帮她点一份马介休球。她说月明爱吃。”
Lina看着我。然后她站起来，走回厨房。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盘新的马介休球，用纸袋包好，递给我。
“带给苏曼瑶。”她说，“告诉她是月明教我的。也是我教月明的。两个人一起做的。”
我接过纸袋。很烫。抱在怀里，像抱着一颗心。
我们离开木偶餐厅的时候，官也街的下午还很长。阳光斜斜地照在石板路上，把影子拉得很长。游客还在街上走，举着相机拍照。空气里还是那些味道——蛋挞、咖啡、橄榄油、蒜蓉。但我知道，在这条街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铁盒。里面是七封信。写给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一个不知道地址的婴儿。一个在门缝里走了一辈子的女人写的。
走过街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Lina站在餐厅门口，围着围裙，手里拿着一支烟。她朝我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进了餐厅。
我把纸袋抱紧。马介休球的温度透过纸袋传过来，暖着胸口。铜链贴着铜牌，铜牌贴着皮肤。里斯本在上，路环在下。两座城市。一个铁盒。七封信。一盘马介休球。
“亨仔。”林惠欣握住我的手。
“嗯。”
“明天去镜湖医院。”
“好。”
她握紧我的手。官也街的太阳落在我们肩上，暖的。远处有教堂钟声，从氹仔的某个角落传来。三声。不完整。但够我们走回码头。
待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