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在游戏厅后面的小隔间里坐了大半个晚上。
隔间是他自己隔出来的，原本是杂物间，堆着几台报废的老虎机主板和两箱汽水。他搬了张旧办公桌进去，桌上搁着一台十四寸的电视机、一个烟灰缸和一沓这个月的账本。电视机没开，屏幕上蒙了一层灰，旁边那面墙上有块巴掌大的墙皮快要脱落。窗户是一条窄窄的高窗，玻璃外是游戏厅后面的小巷子，偶尔有人路过，脚步声在巷子里回荡。他通常收工后在那间小屋坐一会儿，算账或者发呆，从没人打扰。但今天他坐在这里不是为了算账。
账本上的数字不算难看。老虎机加街机，一个月下来流水两万出头，刨去房租电费和两个看场子小工的工资，净利能剩七八千。在衡州这个收入不算低了，比大部分在工厂上班的人强得多。但自从刘华强来过以后，他每次翻开账本都觉得堵得慌，好像每一个数字后面都藏着一个潜在的威胁。
五千块，不算多。他以前在南粤见过真正的讹诈——有人被追着要五十万最后拿不出去砍断了一根手指。他自己在道上混过，不是那种扛着砍刀冲锋陷阵的角色，但见过那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他知道这五千块不过是一个探路的石子，刘华强那种人不会只来一次。这次要五千，下次就敢要一万，再下次就敢在他的游戏厅里占一笔干股——不答应就来砸场子，答应了就是温水煮青蛙，迟早把整个店吞掉。这种事就像在门口发现一只蟑螂，你看到的绝对不是全部。
他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亲眼见过不给保护费被人砸了三次店的台球厅老板，最后一次不是砸店，是人在后巷被堵，腿打断了一根。这些事跟人讲过太多遍，现在轮到自己被盯上，他才发现听别人讲和自己面对完全是两码事。
他在南粤混过，知道规矩。几年前他跟着一个老板看了两年场子，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游戏厅门口抽烟，看到可疑的人拦下来问两句，有人闹事就拎着棍子出去谈。老板对他不错，过年给他包过八百块的红包，教他做生意要分得清哪些人是来求财的哪些人是来找麻烦的——求财的人贪但也怕，给个台阶就下了；找麻烦的人不一样，他们不要钱，他们要你怕。他后来说这两种人处理方法不一样，第一种人可以谈可以给个红包了事，第二种人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只能一步不让。老板后来出了事，牵扯到一桩走私案，人进去了，吴天就回了衡州。他开了这家游戏厅，以为小地方没那么多事。可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狼，而且这种狼更不讲规矩——没文化，没退路，什么都干得出来。刘华强就是这种。
他点了一根烟，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他今年三十二，也算一个人物。在南粤那几年他用台球杆砸过人，也在后巷被人堵过，脑袋上缝过七针。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干黑道的料，他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求财不求命，碰到不要命的人手里拿着刀豁得出去的时候，再精明的账都算不过对方。
他翻开账本又合上，脑子里反复过好几种可能的应对方案。第一种是继续给钱，花钱买平安——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对方胃口只会越来越大。第二种是找人递话，找道上有分量的中间人出面调停——比如宋老虎。第三种是自己硬扛，把场子加强，多雇几个看场子的——但他算过成本，多雇三个人一个月就要多花好几千，跟被勒索没区别。第四种是找个更大的靠山——比如封彪。
他在脑子里把衡州有头有脸的人物过了一遍。老一辈的很多已经不露面了，要么洗白做正经生意，要么金盆洗手过小日子。道上还能说得上话的，除了封彪就是宋老虎。宋老虎太远，而且那人路子太野，他搭不上。封彪倒是离得近，但是跟封彪搭上关系不是花五千块就能解决的事，那是把自己从一个小坑跳进一个大坑，可能出不来。他还没到走投无路那一步。
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已经满了，烟灰溢出来洒在账本封面上，他用手拂了拂灰烬，手指在封面上留下几条灰印子。窗外的游戏厅里老虎机的转轮还在咔咔地转，偶尔有人摇中了连线，机器哗啦啦吐出一堆币，中奖的人兴奋地拍着机器侧板，欢呼声从门缝里挤进来。吴天听着那些声音，重新翻开账本，拿起笔在本子空白处写下几个数字，又划掉了，又写下新的数字。他想这事还没完，他还得再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