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来得比想象中快。十月十五号，派出所端掉了一个地下赌档——不是金大富那种成规模的场子，就是个路边小窝点，七八个人围着一张破木桌打牌九，赌注不大，可赌瘾不小，性质半点没差。
行动是李建国带队，秦峰和孙志刚都跟着去了，抓得很顺利，当场就控制了五个人，缴获赌资一百二十二块七毛，还有些零散的粮票、烟票，皱巴巴地混在一堆零钱里。
回到派出所，众人忙着清点赃物。赌资要登记造册，一分不少地上交；那些零散的票证，面值小、来源杂，按所里的规矩，通常就先放进杂物箱，等年底再统一清理处置。
秦峰蹲在桌前清点，指尖忽然触到十三张十斤的粮票，纸面已经泛黄发脆。按当时的黑市价，这三张粮票能换二十三块钱，不算多，可他瞬间想起了所里的窘境——办案经费紧张得厉害，连民警出去跑线索的坐车钱、买水钱都得自己先垫，往往垫了就没处报销，他看着粮票，心里已有了主意，干脆光明正大捏在手里，没往登记册上记。
“小秦，清点完了吗？”李建国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秦峰抬头，手里还捏着那十三张粮票，半点不慌，如实说道：“所长，快完了，就是这十三张粮票，我想着所里经费紧，跑线索、找线人都要用钱，不如扣下来，换点零钱补补办案经费，省得大家再自己垫钱。”
李建国走过来，扫了眼他手里的粮票，又看了看登记册，无奈地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行吧，你看着办。这年月经费确实紧张，也难为你们了，别乱花，全用在办案上就行。”秦峰点点头，把粮票放进自己的帆布包，拿起登记表应道：“放心吧所长，我肯定记着，全用在正地方。”说完便拿去归档，办后续手续。
秦峰办完手续回到办公室，心里没有半分慌乱，反倒松了口气。所里经费不足是常态，之前民警们出去办案，垫钱买包子、坐车是常事，扣点零散的粮票、零钱补充经费，在所里算不上什么大事，大家心照不宣，都是为了能顺利办案，没人会多想。
他坐在办公桌前，摩挲着帆布包里的粮票，心里盘算着怎么换最划算——换成钱，一部分留着自己垫的办案车费报销，一部分攒着，下次大家出去跑线索，能买几瓶水、几个包子垫垫肚子，也省得再让谁自己掏钱。他没有丝毫愧疚，反倒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这年头，想好好办点事，总得学会变通。
他本来想着先放几天，等凑够点零散票证一起换，可转念一想，所里下周要去乡下排查线索，坐车、买水都要用钱，不如早点换成钱备着。他起身拉开抽屉，把粮票放进去，心里盘算着明天执勤时绕去黑市，动作干脆利落，没有半分迟疑。
在那个经费匮乏的年代，基层民警办案，扣点零散赃物补充经费，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只要不用在私心上，全用在办案上，没人会较真。秦峰关上抽屉，心里很坦然——他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能更顺利地办案，能少让兄弟们自己垫钱，这份变通，无可厚非。
他心里清楚，这不是什么出格的事，在所里，老王、孙志刚之前也试过，扣点零钱、粮票，要么给大家买水，要么报销垫的车费，李建国也都是默许的。这种无奈的变通，是八十年代基层民警办案的常态，只为了能多办点事，少受点经费的制约。
第二天一早，秦峰趁着执勤的空档，绕去了东街的黑市，找了个戴草帽的老头，悄悄把十三张粮票换了二十五块钱。指尖捏着那两张皱巴巴的两张十元纸币和一张五元，他心里很踏实，先拿出5块钱钱，报销了自己前几天跑线索垫的车费，剩下的二十块钱，他小心折好放进帆布包，留着下次办案时给大家买水、垫路费，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
晚上回到筒子楼，他想起孙志刚前几天垫钱给大家买包子，还没报销，便拿出几毛钱，买了半斤猪肉，在公共厨房炖了顿红烧肉，喊上孙志刚一起吃，算是还了人情，也算是给辛苦办案的两人补补身子。红烧肉炖得软烂，油香飘满了整个厨房，秦峰吃在嘴里，心里很坦然，没有半分愧疚，他知道，自己没乱花一分钱，全用在了正地方。
他心里清楚，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严打期间，办案的频次越来越密，接触的赃款赃物也只会更多，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哪怕初衷是为了办案，自己还能始终把握好分寸、不越线吗？他没底，也不敢深想。窗外的夜猫子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啼叫，划破了筒子楼的寂静，就在那声音渐渐消散的瞬间，他忽然听见门口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像是有人用指尖，轻轻刮了一下门板，细弱却清晰。
秦峰猛地坐起身，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连呼吸都顿了半拍。筒子楼的邻居都睡得沉，这个点绝不会有人串门，那声响动，到底是什么？是之前神秘电话里的人找上门来了？还是有人盯着他扣粮票补经费的举动，想从中挑刺？黑暗中，那响动再也没有出现，可他盯着漆黑的门缝，后背还是沁出了一层冷汗——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看似平常的变通，或许被什么人看在了眼里，门外的黑暗里，不知正有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而这份未知的注视，藏着他猜不透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