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东海。
一艘从英国南安普顿港驶出的海轮，已经快要到达目的地。
甲板上站着一位六旬的老人，花白的头发被海风吹得有些凌乱，但他浑然不觉，双手扶着船舷的栏杆，目光越过茫茫大海，望向前方。
那里是家的方向。
他的名字叫李四光。
此刻他的心情，就像脚下这翻涌的海水，既是激动又有一种近乡情怯的复杂情绪。
这趟出去太久了，许久未回的祖国，经历如此改朝换代的大事，将来又会走向何方？
事实上，他是1948年底去的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
大会结束后，他原本打算在英国多待一阵子，做些学术交流。
可没想到国内局势变化得比想象的快得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英国。
他正在伯明翰大学的实验室里研究一块化石标本，收到电报，他看了三遍，当天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
可这时，刮民党那边也来了人。
蒋光头要他带着全家去宝岛，许以职位，条件优厚。
但他一口回绝了。
他是中国人，祖国在哪儿，他就去哪儿。
他是一个地质学家，他终生的追求，就是帮助祖国找矿，把地底下那些沉睡的资源翻出来，支撑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去宝岛那个小地方，有什么矿可找？
想到这里，他就想到国际地质大会上，发生的一幕。
一个美国地质学家当着他的面说过：“mr李，你们中国的地质构造主要是陆相沉积，而全世界已经发现的大油田无一例外都在海相沉积地层里。坦率地说，以目前的地质学理论来看，中国不具备形成大型油田的条件。”
李四光当时就站了起来，反驳道。
“海相生油理论不是金科玉律。中国的地质构造极其复杂，陆相沉积的厚度和规模远超你们的想象。你们说中国没有大油田，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在中国找过。”
可在场没几个人赞同他的话，甚至周围几个欧洲同行依然是冷嘲热讽道，“你爱国是没错的，但是这不能改变中国是一个贫油国的事实。”
是啊，贫油国。
中国一直戴着这顶帽子，整个国际主流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一个贫油国，不要白费力气了。
但李四光的想法不一样。
他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
从构造体系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这片大地上的山脉走向、盆地分布、断裂构造。
理论告诉他，松辽平原、华北盆地、塔里木、准噶尔，那些巨大的沉降带下面，一定埋藏着丰富的油气。
这不只是他一腔爱国热情，而是有着理论支撑的。
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在国家找到一个大油田，证明中国并不是贫油国，他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这个国家太需要石油了。”他感慨地看向远方。
飞机要油，军舰要油，卡车要油，工厂的机器要油。没有石油，就没有工业；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这个新生的国家就永远站不稳。
“也不知道新中国……”他的心里又开始担心了起来。
虽然新中国成立第一时间就发电报给他，希望他回国建设，但是他的心里也没底。
会不会重视他的工作，会不会大力勘探石油，会不会摘掉贫油国这个帽子……
一切都是未知数。
他已经虚岁六十一了，他耽误不起了，他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自己国家发现大油田的那天。
“呜！”汽笛响起。
几天后，轮船缓缓驶入上海港。
船靠岸，舷梯放下。他拎着旧皮箱，和夫人一起走下舷梯。
脚踩在码头的石板地上，心里那块悬了许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到家了。
还没等他从重归故土的情绪中回过神，两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快步迎上来。
“李教授，欢迎回国。组织上派我们来接您，住处和行程都已安排好了。”
“你们是……”李四光颇为意外，没想到自己一下船，竟然就有人来接自己。
“我们是国家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
“好啊！”李四光脸色惊喜。
他本来还在担心，新国家是不是会重视地质研究，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地质研究所。
更让他意外的是，对方竟然安排了专机送他去帝都。
要知道1950年的飞机是极稀缺的资源，省部级干部出差也多半坐火车。
“为什么这么急？”这次他已经不是意外了，而是疑惑。
虽然他也希望得到重视，可是这明显不对，国家也太急躁了。
要知道石油勘探，可不是一天两天，有时候过分急躁，给科学家上压力，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儿。
接他的年轻人只是笑道，“到了帝都您就知道了。”
专机在帝都南苑机场降落后，一辆苏联产的黑色吉姆轿车直接把他接走，穿过大半个城区，一路往西北方向驶去。
车子最后驶入海淀西苑的一片营区。
李四光从车窗往外看，越看越觉得这不是普通地方。
营区外围是一道两米多高的青砖围墙，墙顶上拉着生了锈的铁丝网。
大门朝南，门口设着岗亭，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得笔直。
车子过门岗的时候，卫兵仔细核对了司机的证件，又探头看了李四光一眼，这才敬礼放行。
“这里是国家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李四光越看越是疑惑。
“不是，这里有人在等您。”年轻人回答道。
李四光不由得忐忑起来，不知道自己这次回来，选择是对是错。
不过好在，营区里倒是挺安静。
道路平整，两侧的老槐树刚抽出嫩绿的新叶。一排排营房被改造成了办公用房，窗户明亮干净，隐约能看到里面走动的人影。
车子又过了两道内部岗哨，最后停在中间一栋独立的三层楼前。
李四光注意到，营区里进进出出的人都步履匆匆，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中山装，还有几个穿蓝布大褂、戴眼镜的。
看上去好像确实是搞科研的。
这些人胸前都别着一枚红色的小徽章，大概是出入凭证。
他被带进中间那栋楼，进入一间简朴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放着一张老式榆木办公桌，桌上堆着几摞文件和一盏绿罩台灯。
李四光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大幅中国地质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密密麻麻的符号。
这时，进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李四光抬头一看，脸色一喜，“仲揆？你怎么在这儿？”
来人叫曾昭伦，字仲揆，是李四光在中央研究院时期的老同事。